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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业雁门之战考
文/李裕民（陕西省文史研究馆馆员）
雁门之战是杨业归宋后打的第一个漂亮仗，关于此战的具体情况，各书记载颇多不同，有必要作一番考辨。
先列一下主要的材料，按各书写作年代先后排列如下：
1、《（太宗）实录·潘武惠公美传》：“顷之，美廵抚至代州宿，戒部下秣马蓐食，俄敌万余骑来寇近寨，美令军士衘枚往击之，大破其众，生擒其都指挥使李重诲，杀其驸马侍中一人，获马数百匹，俘馘甚众，手诏褒谕，进封代国公。”（杜大珪《名臣碑传琬琰之集》下卷1）
2、曾巩《隆平集》卷17：“太宗征太原，刘继元降，得邺甚喜，授以大将军。数日，迁防御使、知代州。北兵攻雁门，邺以数百骑由小径背击，大破之，迁云州观察使、判代州。”
3、《宋会要》蕃夷一之七：“五年三月，并、代州潘美言：‘契丹十万众寇雁门塞，聚兵分水岭。臣令杨业、董思愿、侯美、郑昭达等率在外军士救应，与斗，大败之，杀伪节度使、驸马、侍中萧咄李，生擒马步军都指挥使李重诲，获其铠甲、军众、银牌、印记、戎器甚众。’”
4、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一、页473：太平兴国五年三月癸巳（20日），“潘美言：自三交口廵抚至代州，会敌十万众寇雁门，令杨业领麾下数百骑自西陉出，由小陉至雁门北口南向，与羙合击之，敌众大败，杀其节度使、驸马、侍中萧咄李，生禽马步军都指挥使李重诲，获铠甲革马甚众。重诲，金城人也。”
5、王稱《东都事略》卷34《杨业传》：“太宗以业老于边事，命知代州，敌入雁门，领数百骑击之，敌众大败，以功迁云州观察使。”
6、李埴《十朝纲要》卷2：太平兴国五年三月癸巳（20日），“潘美与知代州杨业合破契丹于雁门，杀其伪侍中萧咄李、禽马步军都指挥使李重诲。”
7、《宋史》卷4、页64《本纪》：太平兴国五年三月癸巳（20日），“代州言：宣徽南院使潘美败契丹之师于雁门，杀其驸马侍中萧咄李，获都指挥使李重诲。”
8、《宋史》卷258《潘美传》：“及班师，命兼三交都部署，留屯以捍北边……美尝廵抚至代州，既秣马蓐食，俄而辽兵万骑来寇近塞，美誓衆衔枚奋击，大破之。封代国公。”
9、《宋史》卷272《杨业传》：“会契丹入雁门，业领麾下数千骑自西陉而岀，由小径至雁门北口南向背击之，契丹大败，以功迁云州观察使，仍判郑州、代州，自是契丹望见业旌旗即引去。”
战争发生时间：太平兴国五年（980）三月二十日，各书无异议。
这次战争是辽方主动发起的，目的何在？辽方几个月前就派兵去雁门等地安营扎寨，这样做，辽军可以随时随地利用这些桥头堡突袭代州。反之，在宋方手里，则随时可以威胁应州与朔州。显然，那一次，辽军的兵力太少，被宋兵打败，计划没有实现。《长编》巻20：太平兴国四年（979）十一月庚辰，“代州言：契丹于代州雁门、西陉、护国、南川置寨，折彦贇与都监董思愿、刘绪、廵检侯美追击，大破之，获鞍马、器仗甚衆。”[1]此次应州辽军主将出场，显然是想利用优势武力占领雁门，安营扎寨。
辽军出动了多数人？有三说：十万（3、4），万余骑（1），万骑（7、8）。前者出自“潘美言”，是潘美上报的数字，显然是将功劳拦在自己身上，有意夸大敌情之语。后者比较接近事实。再看此次战役活捉的李重诲，此人后为宋所用，在《宋史》中有传。《宋史》卷280《李重誨传》：“重诲尝为其应州马步军都指挥使。太平兴国五年，潘美出师御寇，重诲从其节度使萧卓琳迎战于代州北岭，大败。美斩卓琳，擒重诲以献。太宗召见，补邓州马步军都指挥使。”重诲为应州马步军都指挥使，是应州驻军的最高长官。“从其节度使萧卓琳迎战”，“蕭卓琳”当作“萧咄李”，是其上司，即应州的最高行政长官。显然，此次南下的辽军，是应州的驻军，萧与李是领军的一、二把手。一般说，一州的驻军不会超过一万人。其中应有骑兵与步兵，出兵偷袭宋方，出动的当是骑兵，留下步兵守城。这样算来，出兵只有数千人。既然一、二把手被杀、被俘，说明基本上是全军覆没。然而最终仅“获马数百匹”，据此，也可证南下的辽军数量可能不过五千骑左右。
这一仗宋方胜，其主要原因在于用“谋”，从上面的分析可知，双方出动的兵力差不多，以骑兵而言，辽方或略占上风，如果硬拼，可能两败俱伤，就是打好了，也会杀敌一千，自损八百。只有智取，绕到敌后，出其不意，打乱敌人阵脚，才能全胜。谁会想出这个计谋？此人必须精通兵法，而且熟悉地形，事先知道哪儿有小道，可以绕到敌后，且曾经走过，不然，军情紧迫，哪有时间边走边问路？具备这些条件的只有杨业。他长期在北汉，归宋后，又在辽军可能南下的各要道口建造多个堡寨，对当地地形非常熟悉。他精通孙子兵法，知道“上兵伐谋”。潘美过去从未在代州待过，他不熟悉地形，出不了这个主意。
杨业亲率骑兵绕到敌后打击敌人，其人数有多少？一云数千(7），一云数百（2、4)。我认为后者较为可信。宋朝代州的驻军，其人数当与辽的应州驻军差不多，大约八千左右。宋军的编制，以步兵占多数，骑兵较少，估计不超过二千。此次迎敌，一分为三，大部分正面迎敌，一部分守城，一部分绕敌后。而且走的是小路，人多了会影响行军速度，据此，可以判断杨业所帅之骑兵“数百”的可能性最大。
这一仗的战果：杀死节度使、驸马、侍中萧咄李。考《辽史》卷65《公主表》页1001：“世宗长女，秦国长公主，下嫁侍中萧咄里。”从身份、官衔看，以上当为同一人，里与李应是用汉语音译时出现的差异。
生禽应州马步军都指挥使李重诲（946—1013），此人是一名战将，被宋太宗看中，任命为邓州馬步軍都指揮使。为宋效劳了33年，名垂青史。能够生禽一名辽国战将，并为宋所用，这也是宋方此战的重大收获。
此外,“获马数百匹，俘馘甚众。”
此战的影响，本来交战双方的实力相当，战争的结果却一边倒，宋大获全胜，辽全军覆没。它无疑会产生很大的震撼力，“自是契丹望见业旌旗即引去。”
它使得一些少数民族主动归附于宋。《长编》卷21、页482：太平兴国五年閏三月辛未（二十八日），“三交口言：戎人二百三十四户、老幼五千三十七口归附。”《长编》卷21、页482：太平兴国五年夏四月己丑（十七日），“代州言：戎人二百三十五户、二千四百二十四口归附。”
李焘修的《长编》是史学名著，可信度高，但它仍然有差误，不能盲从。如所记此战辽军有十万之说，即有误，如果信其说，就会得出雁门之战是以少胜多（数百胜十万）的典型战例。然而经过上面的考证，得出很不一样的结论：此战规模不算大，双方各出动不足一万的兵力，彼此实力相当，战争本来可能会出现难解难分的局面，结果却完全出人意外，宋方竟然大获全胜，成为杨业以智取胜的典型战例。
宋方参战的将领除了杨业外，还有董思愿、侯美、郑昭达。董思愿是代州的都监，侯美是代州的巡检，都是杨业手下的大将。侯美原本与杨业一样，也是北汉将领，当过辽州兵馬都監。乾德二年（964），归顺于宋[2]。郑昭达官位当与侯美相近，生平不详。
杨业之子延昭是否参加雁门之战，没有明确记载。有两种可能，一是参加了，因为没有官职或官位较低，尚无资格报导。二是未参加。按：是年延昭已23岁，从年龄看完全可以参战。考《宋史》卷272《杨延昭传》说：杨业“每征行，必以从。”那么这次战争也不会例外，一定会跟随杨业上战场。传又云：“太平兴国中，补供奉官。”未言太平兴国何年。考太平兴国凡九年，四年杨业归宋后至九年间，唯今年与七年有战事。
关于七年之战事，《长编》卷23、页521：太平兴国七年五月，“是月，契丹三万骑分道入冦。一袭雁门，潘美击破之，斩首三千级，逐北至其境。破垒三十六，俘老幼万余口，获牛马五万计。”李埴《十朝纲要》卷2：太平兴国七年五月辛亥，“三交奏破契丹万余众。”三交是潘美都部署驻地，说明上述战报是潘美奏上的。五年之战，潘美报的是敌十万余，实际上不到一万，多报了十倍以上，此次奏报以缩小十倍计，辽军不过一千来人。规模远比五年之战小，也没有杀死或俘虏敌大将，显然其战果也小的多。此战发生于雁门，其实际作战的主将仍应是杨业，杨延昭也会参加。只是此战规模不大，故《杨业传》中并未记载。“供奉官”为八品，像延昭资历较浅的年轻人，一次性就破格赏给八品，只有立大功才有可能得到。这样，“补供奉官”只能是五年之战的结果，很可能延昭直接参与了杀死驸马或俘虏大将之举。
潘美（925—991）是河东的主帅，他正好到代州视察，遇到此事。此战大捷，他作为主帅，上报战绩，将功劳拦到自己头上，由此进封为代国公。
由上述考证，可以想见当年雁门之战的场景：辽军在驸马萧咄李、都指挥使李重诲的率领下，数以千计的骑兵自应州出发，浩浩荡荡，直奔雁门。杨业早有准备，除了部分兵力守城以外，主力在雁门摆开，先让步兵以强弩逼辽军止步，自己率领杨延昭等数百精锐骑兵，高举杨字大旗，闪电般穿小道绕到敌后，从雁门北口向南冲击。辽军怎么也想不到会有神兵自天而降，霎时间杀得人仰马翻，残兵败将纷纷后退，扰乱了前军的阵脚。正当辽主帅准备应对后军之事时，正面的宋军突然步兵停止射击闪开，骑兵飞腾而出，与杨业部形成夹击之势，矛头直奔帅旗，萧驸马还来不及反应，就掉了脑袋，大将李重诲也被打落马下，立时生擒。辽的帅旗一倒，军心立刻涣散，除了个别可能侥幸逃脱之外，非死即俘。一支相当强悍的辽军，竟然被势均力敌的宋军全部消灭，这就是杨无敌创造的一个奇迹。后来雍熙北伐时，杨业占领的四州中，就有三州（其中就有应州）望风而降，不能不说与此战的影响有密切关系。
[1] 此记载当采自《宋会要》》蕃夷一之七：“太平兴国四年十一月四日，代州言：契丹於雁门、西泾、胡谷、南川下寨，折彦贇与都监董司愿、刘绪、巡检侯美追击之，大败，获鞍马、器仗甚众。”
[2] 《长编》卷5：乾徳二年春正月，“是月，昭义节度使李继勋、兵马钤辖康延沼、马歩军都军头尹勋等帅歩骑万余攻辽州，北汉马军都指挥使郝贵超领兵来援，战于城下，贵超大败。刺史杜延韬危䠞，与拱卫都指挥使冀进、兵马都监供奉官侯美籍部下兵三千人举城来降。”
【作者简介】李裕民，著名历史学者。曾任山西大学历史所副所长，民进中央委员、民进山西省副主任委员，山西省政协常委兼山西省政协文史委员会主任。中国宋史研究会理事，中国历史文献研究会理事，山西省高校古籍整理小组组长。《山西文史资料》主编、山西省地方志特邀编审，《北朝研究》主编。杭州大学（现浙大）历史系兼职教授。1996年后为陕西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二级）、博士生导师。
现为陕西省文史研究馆馆员，杭州师范大学“钱塘学者”讲座教授与国学院特聘研究员，浙江省重点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基地南宋史研究中心兼职研究员及学术委员。先后培养宋史、古籍整理、道教史硕士研究生、博士研究生二十余名。主攻宋史，兼及古文字学、历史文献、地方史志等。先后出版专著《宋史新探》《四库提要订误（增订本）》《宋史考论》《宋人生卒行年考》《北汉简史》等，编著9部，工具书3种，点校辑佚古籍17种。发表论文300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