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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语：上世纪八十年代当记者时，多次去中南海北门的国务院法制局，认识了国务院办公厅秘书俞梅荪，促成了一系列中国法制建设的新闻报道。后来，俞梅荪被人诬陷，身陷囹圄，又传出了中国政法大学原校长江平为其奔走出庭作无罪辩护的感人故事。今年5月16日，是中国政法大学前身北京政法学院成立七十周年，特推发俞梅荪在江平先生九十一岁生日的随想，以作纪念。（人民日报原记者卢乡）
2022年5月16日是“五一六通知”发动“WG”的56周年日。又是中国政法大学70周年校庆日，1952年的今天，北京政法学院成立，1983年与中央政法干校合并，成立中国政法大学，简称“法大”，昭示着“法大于权”而非“权大于法”，依法治国的新时代正在来临。（正文3700字，附三文4500字）
1984年起，我从事经济立法工作，与中国政法大学民法和经济法及国际法学教授多有交流与合作，历经风雨，一路走来。
▲江平91岁生日聚会，前排中为江平
江平，中国政法大学终身教授，1930年12月生，浙江宁波人。1957年在“法大”为救国理想和言论自由却牺牲一条腿的青年；在陋室为孩子编织毛线衣的父亲；循循善诱诲人不倦的导师；法律精神的诠释者布道者；为法治中国建设奔走呼号的社会实践者。1983年担任中国政法大学副校长，1988到1990年担任校长；1988至1993年担任七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全国人大法律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江平91岁生日。右起：杨小平、唐师曾
2021年12月19日晚，江平91岁生日聚会，看到先生神采奕奕，侃侃而谈其坚守的法治观念，感到亲切和激动。我与先生相识相惜38年，他的为人为学，使我受益匪浅。
回想去年先生90华诞的热烈场景，我看中了酒桌上开瓶后大家没怎么喝的一瓶白酒，散会时悄然装入包里，带回家，接着喝。其实我平日不喝酒，算是滴酒不沾，但先生的庆生酒要喝，似能粘上先生的精气神，似能壮胆而“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敢于正视淋漓的鲜血”。一年来，想到先生或法律问题时，我就抿一口酒，默默的祝先生长寿，断断续续地喝到这两天的最后两口酒。
▲90岁江平和弟子，右俞梅荪，2019年底
▲《永远的校长—江平八十华诞庆贺文集》2010版、《法学思想述论—江平九十华诞庆贺文集》2020版
▲江平80华诞庆贺文集2010版200至216页俞文
回首1994年，我身陷囹圄，“法大”原校长江平先生冒着酷暑，努力奔走，调查取证，为我出庭作无罪辩护，他不畏艰难，仗义执言，往事历历在目。
初识江平先生
1984年8月20至27日，我初识江平先生，在杭州举行的全国经济法治工作会议暨中国经济法研究会成立大会，国务委员谷牧热情鼓励与会者，要为改革开放的顺利进行，加强经济法学研究，他当选名誉会长；国务院副秘书长兼经济法规研究中心总干事顾明主持会议，当选会长；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任建新、北京大学经济法学教授芮沐、中国社科院法学研究所所长孙亚明、全国人大常委会副秘书长有林、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孙力余、中国政法大学副校长江平（53岁最年轻的新任副校长），当选中国经济法研究会副会长。
从此，我与先生多有交流与合作达十年，历经我国经济法治建设从无到有的历史进程，先生成为我的良师益友忘年交。其中，我担任中国经济法研究会研究部副主任、主任，先生作为中国经济法研究会副会长，是我的上级领导；我担任顾明（全国人大法律委员会副主任）的秘书，先生是顾明的平级同事，也是我的领导。
1984至1994年，我在国务院经济法规研究中心从事立法的规划工作，兼任新闻发言人，后六年担任顾明同志的秘书，指导中央各大报社“以正确的舆论引导人”，搞好法治宣传是我的职责之一。与此同时，各报社对新兴的经济法治建设的大力支持，使我深为感谢。
1992年9月，在十四大前夕，我应上海文汇报党委书记兼总编辑张启承的请求，支持其搞好十四大的政策和法治宣传，该报取得成效，受到十四大新闻领导小组和上海市委的表扬。之后，他们继续求助我支持其搞好法治宣传。
那是我第一次支持地方报社，没想到竟因此而陷入欺诈陷阱，文汇报驻京办主任兼首席记者王捷南等人按张启承的要求，团伙盗印中南海机要文件，送往上海文汇报党委传阅，扩散；之后，他们向北京市国安局告密且对我栽赃陷害，1994年1月，我被以涉嫌所谓危害国家安全的泄密之罪的名义被捕，并被抄家。
身陷囹圄，江平律师为我出庭辩护
我因工作疏忽，文件不慎被人盗印，很自责，当负连带责任。江平律师和王志强律师（原张友渔的秘书与我同事）冒着7月酷暑，为我奔走，调查取证。从北三环路的“法大”宿舍，前往南四环路以南，过铁道线，来到大红门看守所，为我出庭辩护。他们穿越北京城，路上还出了车祸。
在法庭上，江平律师认为“犯罪构成必须同时具备的‘三要件’即‘犯罪动机、手段卑劣、社会危害’，以此衡量犯罪嫌疑人俞梅荪的行为，却都不成立”。先生侃侃而谈，慷慨陈词，汗流浃背，衣衫湿透，当年的法庭，没有空调。先生的无罪辩护，使检察官当庭撤诉，审判长心悦诚服，连连称道，说是给大家上了一课，对我说“你（俞）没事啦”，书记员却未作记录在案。
一个月后，书记员送来《判决书》，法官采信文汇报的两位揭发检举者的片面之词，作为证明我有罪的所谓证人证言。可那实为法人团伙作案人的栽赃陷害之词。他们是盗窃者，我是失窃者；他们是主犯，我连从犯都不是。在法庭上被充分肯定的江平律师的长篇辩护，竟被判为“辩护人的辩护意见，缺乏事实和法律根据，不予采纳”。审判长翻脸不认人，先生败诉而受辱，我被以泄密之罪判刑三年。
65岁的江平律师继续奔走四环路以西的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为我上诉作无罪辩护，又被审判长称道，但在一个月后，又被翻脸，裁定驳回，败诉而受辱。1960年，江平先生曾被火车轧断一条腿，他瘸腿为我奔走，使我很过意不去。
1997年，我刑满释放，我的首长顾明和国务院办公厅机关党委主管常务的宋副书记得知我的冤情，很震惊，很痛心，要我到上海找文汇报党委说清楚，讨回公道。
刑满释放，被文汇报耍弄且平冤未果
我专程来到上海，文汇报新任党委书记兼总编辑石俊升和作案人之一王捷南（已升任报社记者部主任，后为教科文卫部主任、新闻午报社长兼总编辑、优秀党支书）告知，报社党委正在积极敦促上海市国安局复查，翻案指日可待，要我不必申诉，并以此为条件，积极为我复查，要我回北京等待。
之后，国务院办公厅机关党委宋副书记（相处十年的老领导）放心不下，要向国务院机关党组书记罗干（国务委员兼国务院秘书长、中央政法委书记、中央政治局委员后为常委）报告，请他过问，复查此案，使我深为感动。我因犯了大案，蹲了大牢，身败名裂，很自卑，很自责，又不知案情真相，既然法人团伙作案单位文汇报党委，正在积极敦促上海国安部门复查，就不必惊动老领导罗干首长，我谢绝了她的好意。
2002年9月，文汇报不断告知的复查进展，迟迟没有音信，我致函新任总编辑吴振标，随即专程前往上海威海路755号文新大厦约40层办公室询问。吴振标告知，上海市国安局的复查已基本完成，近日即可翻案，赔偿损失，解决我的全部困难，还作出批示“我们正在积极与安全部门联系，一有眉目，我即与俞梅荪面谈”为证。之后，我把他的批示交给国务院办公厅人事局，使其继续保留我的人事档案，以便翻案后恢复公职。
之后，我不断接到报社通知：上海市国安局的专案人员近日要到北京核实案情，要我不要离开，不要前往上海云云，好消息一个接着一个，紧锣密鼓，使我深为感动，充满信心。但是，年复一年，只听楼梯响，不见人下来，信誓旦旦的各种承诺，统统没有任何下文，很奇怪。
2011年1月，我满怀希望前往北京市崇文门东大街6号楼8门7号文汇报驻京办事处，询问复查的进展情况，两次都被拒绝见面。打电话联系，概不接电话，很怪异。第四次前往，竟被连连报警，警员迅即赶到。他们说我是犯罪分子，刑满释放来报复，使其有生命危险，极力要警员逮捕我。当面血口喷人，把我吓懵了。警员们气势汹汹，推推搡搡，不容分说把我抓走了。
2016年2月19日，总书记指出：“党和政府主办的媒体，必须姓党。……做到爱党、护党、为党；做社会进步的推动者、公平正义的守望者。”但是，文汇报党委和行政单位却是法人团伙盗印中南海的机要文件，栽赃陷害，此案扑朔迷离，黑幕重重，荒诞离奇，是没有道德底线的旧上海滩的拆白党所运作的“仙人跳”。“十八大”以后仍不收手，继续隐瞒真相，他们故弄玄虚，有恃无恐，恃强凌弱，我被其迫害成弱者反而更被其欺辱，还不如聂树斌强奸冤案的真正强奸犯王书金，尚能面对作案事实，良心发现，说出真相，承认强奸行为。
在狱中，有难友听说我是被上海人构陷的奇案，要我读余秋雨的《上海人》，此文揭示上海人的丑陋性，入木三分。但就我惨遭文汇报法人团伙作案群体的机关算尽，恩将仇报，丧尽天良的厚黑之极，此文对上海人的丑陋性的揭示和反思，远远不够。
此文结语：“上海的地位，本不是这样，本不应这样……失落了上海的中国，也就失落了一个时代。失落上海文明，是全民族的悲哀。”这更是把我害得妻离子散，家破人亡，生存无着的悲剧，因刑满释放犯被社会歧视，未能再就业且养家糊口，2000年代常在北京郊外六郎庄长途汽车站蹬三轮送货挣钱；更是空怀一腔报国之志，愧对顾明和江平两位恩师（都是江浙籍上海人）的谆谆教诲。
在狱中，我每天读司马迁《报任安书》达百遍，“盖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兵法》修列，大底圣贤发愤之所为作也”。
我国的法治之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
▲2010年1月23日，在江平八十诞辰的两百人聚会，江平握着俞梅荪的手问：“你现在怎么样？”俞答：“我家又陷更大劫难，上海老家弟弟的住房被人侵吞，无家可归，自杀未遂，求告无门，什么法呀，都是没用的！”江平黯然无语，一脸凝重，聚会结束时发表《中国的法治处在一个大倒退的时期》讲演。俞撰文《江平为我无罪辩护而败诉》近万字文被编入《江平八十华诞庆贺文集》，受到与会者的热情关注
●2021年12月19日，江平91岁生日，我彻夜未眠，彷徨与呐喊的感言，在2022年1月31日我被捕28周年日修订；5月16日“法大”70周年校庆日重写。
附1：俞梅荪指导党报宣传是功而不是罪
宋廷明来信（原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新闻发言人、理论局局长）：
小俞：你好！
人们说，生在新社会，长在红旗下，最幸福。孰知你，年纪轻轻，历经坎坷，令我扼腕长叹，唏嘘不已！
沪上《文汇报》在国史上的劣迹多矣，在1957年“反右派运动”和1966年“文化革命运动”，均最先发韌于该报。该报先后聚集了不少无德、无行、少才之文痞。我曾多年担任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新闻发言人，均婉拒他们的釆访。相对而言，沪上《解放日报》要正派得多，如促进改革开放的“皇甫平”（写作组）等开拓者。
个别不良官媒为抢新闻，无所不用其极，挖掘材料到手，便胡编滥造，一旦有事，推卸责任，逃之夭夭；岀卖朋友，加害好人。
看来，你真是上了这帮小人的当了。你当时太年轻太单纯，又中了办案人员诱供之术，以致于雪上加霜。
为今之计，建议你，坚持依法申诉，本案的定性不准，关键证据被偷换（把被盗印的十四大的《征求意见稿》换成《讨论稿》）；适用法律不当，只是违反机关内部的管理规定而非故意触犯刑律犯罪。
余以为，这“三不”是：1，判刑的定性不准，把一般的工作疏忽，未料到对方的盗印而定为犯罪；2，证据不实；3，适用法律不当。这是你申诉，撤销原判，恢复名誉之关键。
你必须强调，沪《文汇报》是党领导的官媒，你与他们的交往是正常的工作关系，把内部情况透露给他们，是为了更好地为党做好宣传并受到了表彰，是功劳而不是罪行，不容混淆。
你要不懈努力，终能平反！我坚信，你会有这一天。雄起！
宋廷明，2015年12月25日
▲注1：1985年，国务院经济立法五人小组，由顾明和安志文为召集人，李灏、马洪、张彦宁为成员；两位召集人的秘书俞梅荪和宋廷明为联络员，宋是俞的同事大哥。图俞在中南海东花厅办公室
注2：《浩劫肇始“WG”发动48周年祭》提到：“姚文元的文章《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1965年11月10日在《文汇报》发表，点名批判北京市副市长、历史学家和《海瑞罢官》剧本作者吴晗，指责其‘是一株毒草’。各地报刊对此文不明就里，突如其来的批判文章……不仅北京市委，即便中共中央也没有什么人知道这篇文章有着多么深奥的意味、多么玄妙的背景。”（施京吾文，原载中国经营网，2014年5月17日）。如今在“WG”56周年重温此文，文汇报竟是“WG”的发端，使人惊骇。难怪俞梅荪被该报套住29年来，毫无诚信，诡异如黑洞。正如冯骥才说：“WG十年所造成的‘人性恶’在今天双倍发酵了！”又如宋廷明所言“解放日报很正派”，对俞梅荪多有关照，惭愧俞却未帮过他们。
附2，4月15日“国家安全日”的彷徨与呐喊
2022年4月15日，今天是敬爱的胡耀邦33周年忌日，不尽的思念。今又是“国家安全日”，当年我因公指导文汇报搞好法治宣传取得成效，有关文件却被其盗印，向国安部门告密诬陷。我为宣传法治，明明是维护经济安全，社会安定，乃至国家安全，竟反被扣上危害国家安全的罪名，成了敌我矛盾，戴着手铐被打伤，其实我与人民内部也从未有任何矛盾可言啊！
三年刑满释放，我不断质问文汇报历任党委书记兼总编辑和作案人：“你们如对我不满，完全可向我单位国务院办公厅揭发检举，可向中纪委或保密局乃至公安局告发，为什么偏偏要向八竿子打不着的国安部门诬告？国安部门的职责是对境外敌特组织反间谍的，你们为什么偏要把我构陷成间谍之罪？”
对此，他们都沉默无语，但却主动告知，报社已敦促上海市国安局正在加紧为我复查；数年后又被告知，翻案指日可待，还要解决我的生存问题。但是，年复一年，只听楼梯响，不见人下来，各种信誓旦旦的主动承诺，全都没有任何下文，我还要不断自费前往上海谈问题，莫非成了旧上海滩的“仙人跳”和东郭先生与狼的游戏。
这两天，我还就“国家安全日”致信请教当年案发时的党委书记兼总编辑张启承等相关负责人，都沉默无语。每年此日，我都把该法的学习辅导材料以及我的学习体会和疑问，发给他们请教之，却都杳无音信。
1994年初，我被捕起，每年《国家安全法》的发布之日，即为该法的宣传普及之日，我都被警方训诫，送来该法，要我努力学习，痛改前非，以防再犯罪；出狱后，也如此，使我啼笑皆非。
极具讽刺的是，我国第一部《国家安全法》，在七届全国人大换届之际的百忙之中，我积极协助全国人大法律委员会两位副主任顾明和江平给予极大支持，赶在1993年2月22日，七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三十次（最后一次）会议通过。不然，换届之后，该法草案将重新审议，一拖几年。这是我对维护国家安全的隐蔽战线的反间谍战士，被誉为“和平时期最可爱的人”的热情支持，努力操办的结果。之后，该法的发布之日即为宣传普法之日，为提高全民维护国家安全的意识和常识，从2015年起，定为“国家安全日”，现已是第七个“国家安全日”啦。
1998年秋，国家安全部副部长余放（分管法制）对我在1993年元旦之际，及时安排他到中南海东花厅顾明办公室汇报国家安全法的起草情况，得到顾明和江平的热情支持，使该法草案得以及时通过，他向我表示感谢。此时他已退居二线，在全国人大外事委员会工作，对我的案子很关心。因文汇报党委书记兼总编辑石俊升已敦促上海国安局正在积极复查，我没有请余放过问本案。
▲1989年3月，俞梅荪在七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70岁的顾明和60岁的江平都担任“七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兼法律委员会副主任”。为经济法治建设，顾明和江平共事15年，与俞共事10年；1994年，俞被捕，离开法律界
时隔21年，当年《国家安全法》规定国家安全机关履行的反间谍工作等方面的职责，随着形势的发展变化，难以适应全面维护各领域国家安全的需要。2014年11月，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反间谍法》，替代并废止1993年《国家安全法》。2015年7月，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新的《国家安全法》。
如今，感怀当年胡耀邦的力排众议，为全国380万人的冤假错案，平反昭雪，惠及亿万人民。如此大规模的拨乱反正，化解矛盾，使社会生活正常化，欣欣向荣，奔向改革开放和现代文明的康庄大道。
当年，全国所有的历史冤案均在23年内得以平反昭雪，最长不超过25年。但如今，我的冤案现已28年半，祸及家人的劫难没完没了，竟超过“潘汉年反革命内奸案”26年得以复查，超过“胡风反革命案”23年得以平反，超过家父1957年含冤去世22年平反昭雪，文汇报成了更残酷的绞肉机。
从未听说《华盛顿邮报》或《纽约时报》记者盗印白宫秘书的文件，向中央情报局告密诬陷，把其置于死地；从未听说《俄罗斯消息报》或《真理报》记者盗印克里姆林宫秘书的文件，向克格勃告密诬陷，把其置于死地。《文汇报》竟盗印中南海资深秘书我的文件，还要向国安部门告密诬陷，把我置于死地且自杀未遂，从而打破新闻界的世界记录！
我40岁起，冤狱三年，后为危害国家安全的刑满释放犯被社会歧视和排斥，未能再就业，报国无门，如今70虚岁，求告无门，但愿在有生之年，复查纠正“间谍之罪”，这要比聂树斌的强奸罪名更为丑恶。
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
附3，为防止“数百亿美元备用信用证诈骗案”的法治宣传被诬陷（2010年2月江平80华诞之际，访谈俞梅荪《从我的冤案看江平和法治之路》音频25分钟从略）
1993年9月18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厅召开“市场经济法律体系框架”座谈会，提到“河北省农业银行分行衡水县支行100亿美元备用信用证诈骗案”。票据法专家谢怀栻教授说：“这是国际金融诈骗集团针对我国改革开放之建设热潮的新骗局，此案的损失已不可避免，数额之巨，（当时）相当于我国外汇储备总额的一半，严重危及我国的经济安全和国家安全。据悉国际金融诈骗集团正在上海浦东开发和地铁建设项目运作四、五百亿美元备用信用证诈骗案。”江平和与会者对此大为震惊，我更是心急如焚。
同年之初，我随顾明同志陪同外国元首访问上海之后，留下考察。上海市委书记朱镕基前来衡山宾馆，向顾明汇报上海在十四大以来，发展市场经济的如火如荼，一直谈到午夜。次日，我们来到市中心新建的上海商城（外资酒店写字楼）165米高的45层屋顶俯视全城，到浦东陆家嘴登上25层居民楼屋顶俯视浦东，以及浦江两岸的市政建设，当时浦东和浦西的高楼很少，尚未大规模的建设。在新成立不久的浦东开发区办公室的工棚里，听取新任处长黄奇帆汇报浦东开发的艰难起步，基建规模巨大，急需引进千百亿美元的外资。因此，我生怕号称精明不高明的上海官员和企业家在开发热潮中，被国际诈骗集团所骗，陷入困境。我请文汇报加强法治宣传，防止此类重大恶性案件在上海发生。没想到，有关文件竟被其盗印诬陷，招来牢狱之灾。
好在这个重大恶性案件在上海总算没有发生，这正是我被指控的所谓泄密的“犯罪动机”和“犯罪目的”及其“犯罪后果”之所在啊！这使我欣慰，倡法治而羁法网，历经炼狱，忍辱负重，无私无畏，无怨无悔。“几度风雨几度春秋，风霜雪雨搏激流；历尽苦难痴心不改，少年壮志不言愁；峥嵘岁月，何惧风流……”
▲1993年9月18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副秘书长刘政主持“市场经济法律体系框架”座谈会，江平、谢怀栻等20位经济法学家讨论，俞梅荪提交会议论文并发言（俞冤狱三年期间，此文被20多家国家核心期刊分别刊载达一年）
走笔至此，忽然感到，日前冷空气降温，我在狱中被打伤冻伤的老寒腿隐隐作痛，今又加剧难忍。当年为宣传法治，防止此案，蒙难至今，“为众人抱薪者不可使其冻毙于风雪”，我却在无社保无医保，生存无着，苟延残喘，承受着深重灾难，是否值得？
我终于开始反思，如果时光倒流30年，还会这么做吗？还会竭尽全力防止上海人的钱被骗吗？（2022年5月23日午夜的反思至黎明）
次日，在腰腿伤疼中继续反思，1979年以来，我4年寒窗，10年立法，3年冤狱，26年来的刑满释放犯之无业游民。重温青少年时读《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的保尔说：“人的一生应该这样度过，当他回首往事时，不会因为虚度年华而悔恨，也不会因为碌碌无为而羞耻。”
同理，我却为29年来的虚度年华和碌碌无为，深深的悔恨与羞耻，痛定思痛，懊丧不已，如果时光倒流，我终于感到不必这么做了！更不必支持文汇报搞什么法治宣传了。（5月24日午夜）
结语：读江平的“极限精神伤痛”之反思
从“五一六”的两个纪念日起，我的感言被群友们关注且热情留言提问，我不断补充，增加三篇附文。
江平说：“有人问我，一生中最难忘的经历是什么？我几乎不假思索地回答：‘一生最刻骨铭心的是1957年划右派的经历！’1960年秋，我在北京门头沟大台煤矿劳动改造时被火车轧断了一条腿，那血淋淋的极限伤痛，终究是一时的，而划右派后‘撕心裂肺’的那种极限的精神伤痛，却是前后折磨了我22年！”（原载《江平：我的右派经历与反思》）正是由于先生历经极限的精神伤痛，故无私无畏，呼唤公平正义，成为一代宗师。
同理，家父与先生同为反右运动受难者，当年家父去世，4岁的我和1岁的胞弟成了“黑五类”即坏人之子，从小被歧视，被欺辱，弟患抑郁症，成孤寡残疾人。22年后，家父平反昭雪，我和弟开始正常生活和工作。我大学毕业，从事经济立法工作十年；之后，被文汇报迫害，冤狱三年，自杀未遂的那血和泪的极限伤痛，终究是一时的；刑满释放，被文汇报党委告知正在复查翻案，多年后又被连续报警抓捕，那种“撕心裂肺”的精神伤痛，折磨至今已29年，竟超过先生7年；祸及胞弟的住房被人趁火打劫而侵吞，无家可归，自杀被抢救，各种劫难没完没了。
我家在历次政治远动的惨痛历史，终于在1979年结束了；14年后，在改革开放和加强法治的新时代，竟被文汇报重演的更为惨烈。
2022年6月5日午夜的反思至黎明
▲作者简介
俞梅荪，1953年北京生，1957年，父亲在反右运动被迫害致死，俞和弟被送回上海老家江苏路480弄76号由祖母扶养，在安化（路）二中69届初中毕业，到江西省南城县新丰乡农村插队7年；1984年，北京大学法律系经济法学专业毕业，从事立法工作十年，曾任国务院经济法规研究中心综合秘书组副组长、组长兼新闻发言人，后六年为国务院办公厅秘书（六级副局级公务员），曾执笔起草《“七五”立法规划》，参与制定中外合资企业法、经济合同法、公司法、反不正当竞争法、企业破产法、国家安全法、保守国家秘密法等一系列法律法规；参与为中央领导起草关于经济法治建设的讲稿和文稿及文件；1988至1993年，每年回北大法律系讲座《我国经济立法的现状与未来》被聘为兼职副教授。俞兼任中国经济法研究会研究部主任、《经济法制》杂志编辑部主任、我国经济法治系统工程研究课题组组长，发表的各种论文多次获奖。
1994年，俞梅荪因文汇报党委书记兼总编辑张启承的请求，因公指导其搞好法治宣传，却被该报驻京办主任兼首席记者王捷南等法人团伙盗印中南海机要文件，向国安部门告密诬陷，俞被捕，法学家江平律师在两审都出庭作无罪辩护竟败诉，俞被以泄密罪判刑三年，因各项工作未能交接，半途而废，给各方面造成极大损失，案外之罪，罪莫大焉。
1998年，俞被排在法学核心作者第六位。《1978-1995年的中国法学文献计量分析》（华东师范大学信息学系李华、范并思的撰文，原载《图书馆学》1998年第5期）提到“中国法学研究的核心作者是其论文被‘高产’和‘高被摘率’两项上榜的24名法学家：杨海坤、张友渔、赵秉志、吴大英、高铭暄、俞梅荪、公丕祥、陈兴良、张晋藩、王叔文、王利明、谢次昌、倪正茂、许崇德、李步云、李光灿、何秉松、郭道晖、刘瀚、孙国华、张文显、梁慧星、沈宗灵、王河”。俞为第六位。
2002至2012年，在顾明和江平的热情鼓励下，俞帮助十来起共十多万失地农民依法维权取得成效，其中2005年为河北省桃林口水库1992年的4万失地农民，人均讨回安置补偿款12000元，共计5亿元，成功解决河北省大批失地农民连年在“两会”期间到北京上访的老大难问题，成为地方各级政府依法执政，通过努力解决维权问题来达到真正的维稳目的，在体制内化解社会矛盾，提高执政能力，良性循环的先例，受到地方党政和警方以及广大失地农民的好评；2006年，被中国政法大学聘为兼职研究员。
近年来，俞撰文回忆亲历邓小平、胡耀邦、彭真、万里、习仲勋、乔石、张友渔、顾明、杜润生、安志文、高尚全、吴敬琏等致力经济法治建设的往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