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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一般将管子（约公元前725—前645年）归入法家，其实通观《管子》，诸子百家可谓无所不该，举凡儒、道、法、墨、名、阴阳、兵、农、医等等，都可以在里面找到踪迹，有些表述甚至一模一样，比如《管子·形势解》：“为人君而不明君臣之义以正其臣，则臣不知（于）为臣之理以事其主矣。故曰：君不君，则臣不臣。”这跟一百多年后孔子（公元前551年―前479年）说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如出一辙，难怪孔子说“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没有管仲，我们都会披头散发、衣不蔽体，像野人一样）”（《论语·宪问》），将管子当作偶像。而“利出一孔”则更是直接被商鞅（约公元前395年—前338年）用于秦国的变法。
《管子》书后附有一篇署名张（山臬）巨子的人写的“读《管子》”，说“余读《管子》，然后知庄生（庄子）、晁错（汉景帝大臣）、董生（董仲舒）之语时出于《管子》也。……《管子》，天下之奇文也，所以著见于天下后世者，岂徒其功烈哉（不仅仅因为管仲辅佐齐桓公的丰功伟绩）！”几乎可以说，管子之后包括诸子百家在内的各家各派说的话，“时出于《管子》”，可见其影响。我甚至疑心如果项羽（公元前232年―前202年）真做成了西楚霸王，说不定会奉管子为“至圣先师”，就像后世的一个个皇帝假借孔子装神弄鬼将自己装扮成道德伟人一样。
不读《管子》，就不懂中国传统政治；不懂中国传统政治，就不懂中国。如果说中国传统政治是人治，那么《管子》可谓中国的人治教科书，或者说人治思想集大成者。《管子》第一次全面、系统、深入地阐发了中国的人治主张，成为中国后来人治（政治）思想的滥觞和渊薮，某种程度上后来的各家各派都是顺着《管子》的思路深发开去，只是各有侧重而已。
什么是人治？简单说就是一个人说了算（法治是大家说了算：所有人参与制定规则，其最高形态是法律，所有人都必须遵守法律）：“黄帝唐虞，帝之隆也，资有天下，制在一人。”（黄帝、唐尧、虞舜，可谓帝位巅峰，拥有天下，权力集中于一人）（《管子·法法》）
中国为什么选择了人治？或者说人治的合法性是怎么奠定的？这或许根源于我们独特的中国式“三观”，按照《管子》的说法，“古者未有君臣上下之别，未有夫妇妃匹之合，兽处群居，以力相征。于是智者诈愚，强者凌弱，老幼孤独不得其所。故智者假众力以禁强虐，而暴人止。为民兴利除害，正民之德，而民师之。是故道术德行，出于贤人。其从义理形于民心，则民返道矣。名物处，违是非之分，则赏罚行矣。上下设，民生体，而国都立矣。是故国之所以为国者，民体以为国；君之所以为君者，赏罚以为君。”（《管子·君臣下》）
意思是人类诞生之初没有君臣上下之分，也没有夫妻配偶的婚姻，人们像野兽一样共处而群居，以强力互相争夺，于是智者诈骗愚者，强者欺凌弱者，老、幼、孤、独的人们都不得其所。因此，智者就依靠众人力量出来禁止强暴，强暴的人们就这样被制止了。由于替人民兴利除害，并规正人民的德性，人民便把这个智者当作导师，他身体力行并教化民众道术和德行，人民于是都归正道了，辨别了名物，分清了是非，赏罚便开始实行，上下有了排定，民生有了根本，国家的都城也便建立起来，社会于是兴旺发达，人民安居乐业。
这样的观点非常普遍，几乎存在于一切思想家的著述中，我们的先人似乎都认为上古之时人畜不分，必须要有一个“道大德全”的圣人领袖来统领群氓庇佑天下，这样才能使人类社会和谐安定。《管子》的第一篇是“牧民”，这两个字就是这种状况的生动写照。
基于这样的“三观”，所以从一开始社会成员就不是平等的，而是有高下尊卑之别：“凡国有三制：有制人者，有为人之所制者，有不能制人、人亦不能制者。”（《管子·枢言》）这跟后世孟子（约公元前372年—前289年）将人分成“治人者治于人者”（《孟子·滕文公上》）的说法一样，即便到现在，官民二分的社会格局也没有实质性的变化。
要“制人”，就必须要有权，人治的一个前提条件就是高度集权，而且没有上限，否则人治就无法推行。人治的这种集权，管子称之为“威”，认为这是人君最为重要的东西：
“明君不为……重宝分其威，威贵于宝。”（英明的君主不为重宝分享权力，看重权力甚于看重宝物）（《管子·法法》）
“人君之所尊安者，为其威立而令行也。其所以能立威行令者，为其威利之操莫不在君也。若使威利之操不专在君，而有所分散，则君日益轻而威利日衰，侵暴之道也。”（人君之所以能树立权势和推行政令，就是因为权势和财利都掌握在君主手里的。若使权势和财利的掌握不专在君主之手，而有所分散，君主的地位就将日益轻贱，而权势财利也将日益衰减，这是一条发生侵夺暴乱的道路）（《管子·版法解》）
以“威”制下，管子称之为“胜”，“威”和“胜”可谓人治统治形态的最佳描述：
“故为人君者，莫贵于胜。所谓胜者，法立令行之谓胜。……故赏必足以使，威必足以胜，然后下从。”（人君最重要的是胜。所谓胜，就是立法行令。……奖赏必须足够驱使民众，君威必须足够战胜克制民众，这样民众就服从统治了）（《管子·正世》）
“民者，服于威杀然后从，见利然后用，被治然后正，得所安然后静者也。”（民众慑服于君威杀戮才能服从，见到好处然后才能被使用，被治理然后才走正道，安居乐业然后才安静不生事端）（《管子·正世》）
人君立“威”靠的是令行禁止：
“凡君国之重器，莫重于令。令重则君尊，君尊则国安；令轻则君卑，君卑则国危。故安国在乎尊君，尊君在乎行令，行令在乎严罚。罚严令行，则百吏皆恐；罚不严，令不行，则百吏皆喜。故明君察于治民之本，本莫要于令。故曰：亏令者死，益令者死，不行令者死，留令者死，不从令者死。五者死而无赦，唯令是视。故曰：令重而下恐。”（统治国家的利器没有比法令更重要的。法令威重则君主威严，君主威严则国家安定；法令没有力量则君主低贱，君主低贱则国家危险。所以，安国在于尊君，尊君在于行令，行令在于严明刑罚。刑罚严、法令行，则百官畏法尽职；刑罚不严、法令不行，则百官玩忽职守。因此，英明的君主明察治民的根本，根本没有比法令更要紧的。删减法令者，处死；增添法令者，处死；不执行法令者，处死；扣压法令者，处死；不服从法令者，处死。这五种情况都应是死罪无赦，一切都只看法令行事。法令有力量，下面就畏惧了）（《管子·重令》）
靠严罚来行令，靠行令来立威，靠立威来凌驾于天下，这就是管子人治的逻辑。在这个逻辑中，“威”是前提，所以他在很多篇章里都讲到不能损害人君的“威”：
“令出虽自上，而论可与不可者在下，是威下系于民也。威下系于民，而求上之毋危，不可得也。”（法令虽然由上面制定，而议论其可不可行却取决于下面，这就是君主的权威被下面的人牵制了。权威被下面的人们牵制，而希望君主没有危险，是办不到的）（《管子·重令》）
“威有与（己）两立，兵有与（己）分争，德不能怀远国，令不能一诸侯，而求王天下，不可得也。”（威有和自己并立的对象，兵有和自己抗争的对手，德惠不能笼络远方的国家，号令不能统一众多的诸侯，还指望称王天下，是办不到的）（《管子·重令》）
“威不两错（措），政不二门。”（君威不能分立两家，政令不能令出二门）（《管子·明法》）后世董仲舒（公元前179年—前104年）所谓“德不可共威不可分”（《春秋繁露·保位权》）或许就来源于此。
正因为如此看重君威，所以管子特别强调灭“私”，认为“私”是对君威的最大威胁：
“明王之所恒者二：一曰明法而固守之，二曰禁民私而收使之，……夫法者，上之所以一民使下也；私者，下之所以侵法乱主也。”（圣明君主必须永远坚持的有两条：一是明确宣布法度而坚定地执行它，二是禁止人民行私而管束役使他们。法，是君主用来统一人民行动驱使属下的；私，是属下用来侵犯法度扰乱君主的）（《管子·任法》）
“私”的前提是独立，主要是经济和思想独立，去掉这两者，人不能独立，也就不能有私人个体存在的可能了：
“鱼鳖之不食饵者，不出其渊；树木之胜霜雪者，不听于天；士能自治者，不从圣人。”（不吃钓饵的鱼鳖，不出深水；不畏霜雪的树木，不怕天时；自己有办法养活自己的贤士，就不肯听从君主）（《管子·侈糜》）
“树木之胜霜露者不受令于天，家足其所者不从圣人。故夺然后予，高然后下，喜然后怒，天下可举。”（不怕霜露的树木，不受天的摆布；自家能满足生存需求的人们，不肯服从君主。所以，先夺取而后给予，先提高物价而后降低，先使百姓不满然后再使之喜悦，天下事就好办了）（《轻重乙》）后世商鞅的弱民、贫民就直接脱胎于此。
个人思想更是在严禁之列：
“拂世以为行，非上以为名，常反上之法制以成群于国者，圣王之禁也。”（逆世俗潮流以为高行，非议君上来猎取名声，经常反对朝廷的法制，并以此结聚徒党于国内，是圣王所要禁止的）（《管子·法禁》）
“身无职事，家无常姓，列上下之间，议言为民者，圣王之禁也。”（没有正当职业，没有恒产，在社会上活跃流窜，发表各种言论，声称是为了人民，是圣王所要禁止的）（《管子·法禁》）
“明君在上位，民毋敢立私议自贵者，国毋怪严、毋杂俗、毋异礼，士毋私议。倨傲易令，错（措）仪画制，作议者尽诛。”（英明的君主在上，人民不敢私立异说而妄自尊大，国家没有荒诞的事情、杂乱的风俗、怪异的礼节，士人不许私立异说。傲慢不恭、改变法令、特立独行、不守规矩，发表言论倡议这些的一律诛杀）（《管子·法法》）
读《管子》经常有不期而遇的阅读体验，这一方面来自于阅读本身，管子的很多话在其他诸子百家后世典籍中时有出现，有的只是略有变换，有的甚至直接原文照抄，比如“非其所欲，勿施于人”（《管子·小问》）就被孔子转化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论语·颜渊》），可见管子对后世的影响之巨。
另一方面则来自于我们的生命体验。管子的人治之术我们并不陌生，因为这样的做法一直延续至今，迄今没有什么实质性的改变，可以说，我们多的就是这种“为人之所制”的生命体验，比如：
“令重而下恐。”（法令威严下面的人就会恐惧）（《管子·重令》）
“禁胜于身，则令行于民矣。”（禁令凌驾于个人，则君王的法令可以畅通无阻）（《管子·法法》）
“有过不赦，有善不遗，励民之道，于此乎用之矣。”（民有过错不宽饶，民有善行不忘记，驱使人民的策略就发挥作用了）（《管子·法法》）
“上不行君令，下不合于乡里，变更自为，易国之成俗者，命之曰不牧之民。不牧之民，绳之外也；绳之外诛。”（上不行君令，下不合乡里，随意独行，改变现有风俗的人，就是不服管治。不服管治的人就是跑到法度以外了。跑到法度以外，杀）（《管子·法法》）
“君人也者，无贵如其言。”（人君的每一句话都是重要讲话）（《管子·君臣上》）
“夫善牧民者，非以城郭也，辅之以什，司之以伍。伍无非其人，人无非其里，里无非其家。故奔亡者无所匿，迁徙者无所容。”（善于统治人民的君主，不是依靠内城外郭，而是依靠什、伍的居民组织来管理。如果能使伍、里中没有外人，这样，逃亡者就无处隐藏，迁徒者也无处容身）（《管子·禁藏》）
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
作为“民”，我们所期求者，无非就在于天降神明、圣君贤相，来一个好皇帝或青天大老爷，再就是有朝一日从“为人之所制者”变成“制人者”，除此之外再无其他，所谓民有、民治、民享这样的民主自治思想完全超出了我们的理性范围，我们是无论如何也不会想到人还可以这样过活、生命还有这样一种完全不同的样态的，即便现在很多人也还难以理解。
2022年5月20日星期五
曾德雄：广州市社会科学院城市文化研究所所长，哲学博士，广州市人大代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