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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在朋友圈看到的一本书，很好看。封面上有一句话：“拆穿中国封建帝王只做不说的权力规则真相。”这句话让我产生共鸣：我们以前读的中国政治思想史，其实都是中国古代思想家的政治思想，而不是皇帝本人的政治思想。皇帝本人当然也是有他的政治思想的，但究竟是什么我们却不得而知。皇帝也曾留下了大量御笔墨宝，诸如“宵衣旰食”“爱民如子”等等，但这显然不是皇帝真实的想法。
皇帝真实的想法是怎样的呢？我印象中有这几例，一是秦二世胡亥初登帝位向赵高问计：“夫人生居世间也，譬犹骋六骥过决隙也。吾既已临天下矣，欲悉耳目之所好，穷心志之所乐，以安宗庙而乐万姓，长有天下，终吾年寿，其道可乎？”（人生苦短，应及时行乐，同时让国家安定、百姓幸福，有什么好办法？）陈胜揭竿而起、天下大乱，李斯几次想向胡亥谏言，被胡亥斥责：“然则夫所贵于有天下者，岂欲苦形劳神，身处逆旅之宿，口食监门之养，手持臣虏（韩非说的话，意指像尧舜禹那样劳神苦形，不像君王，反而像大臣的“虏”）之作哉？此不肖人之所勉也，非贤者之所务也。彼贤人之有天下也，专用天下适己而已矣，此所贵于有天下也。……故吾愿赐志广欲，长享天下而无害，为之奈何？”我最初读到这些不禁为二世的“诚实”大加赞赏，想必那时皇帝还没有学会“缘饰”啥的。
第二个是汉景帝。黄生与辕固生为“汤武受命”的合法性在景帝面前争论，黄生说不合法，是“弑”（以下犯上），还用帽子和鞋子的例子来加以说明（“冠虽敝，必加于首；履虽新，必关于足，上下之分也”）。辕固生说合法，那是替天行道、受命于天，并举了刘邦的例子来反驳（“必若所云，是高帝代秦即天子之位，非邪？”）。这就讨论不下去了，景帝赶紧打圆场，说：“食肉不食马肝，不为不知味；言学者无言汤武受命，不为愚。”（学者不说汤武受命的事，不能说他无知。）景帝并不希望学者们讨论有关政治合法性的问题，从此以后政治合法性就成为不敢讨论的学术禁区（“是后学者莫敢明受命放杀者”）。这段话在历史上很有名，它揭示了皇帝不希望有人讨论研究政治合法性。
第三个是汉宣帝。史书记载：“（元帝）柔仁好儒，见宣帝所用多文法吏，以刑名绳下，大臣杨恽、盖宽饶等坐（因某事而获罪）刺讥辞语（讽刺批评朝政）为罪而诛。尝侍燕（宴）从容言：‘陛下持刑太深，宜用儒生。’宣帝作色曰：‘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奈何纯任德教，用周政乎！且俗儒不达时宜，好是古非今，使人眩于名实，不知所守，何足委任？’乃叹曰：‘乱我家者，太子也！’”这段话在历史上也很有名，因为直接由皇帝说出了所谓外儒内法的政治现实（“霸王道杂之”）。
最后一个就是朱元璋，他对孟子“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说法非常不满，“怪其对君不逊”，恨恨地说：“使此老在今日，宁得免耶？”《秦制两千年》专门辟了一节“以‘猛’治《孟子》”对朱元璋的这个事进行了详细介绍。原来朱元璋一共删除了40条孟子语录，被删除的内容可以归纳为十一项：1、不许说人民有尊贵的地位和权利；2、不许说人民有可以报复暴君的权利；3、不许说人民有革命和反抗暴君的权利；4、不许说人民有生存的权利；5、不许说统治者的坏话；6、不许说反对征兵的话；7、不许说反对捐税的话；8、不许说反对内战的话；9、不许说政治黑暗；10、不许说仁政、救人民；11、不许说君主要善良，若风俗败坏，君主要承担责任。
作者认为秦制有两个基本特征：控制、汲取。控制就是“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汲取就是“尽可能提升汲取人力与物力的强度与总量”。“为了做到这一点（控制与汲取），他们致力于消灭一切有影响力的人与组织（包括控制、消灭官僚集团内部的‘朋党化’），追求散沙化与原子化的扁平社会结构。”这两者实际上是一体两面：控制是为了更好地汲取，汲取是为了更好地控制，或者如胡亥所说，“专用天下适己。”要做到这一点，核心当然就是“独制于天下而无所制”的皇权。
关于控制，我印象最深的是武则天和雍正的告密制度。作者讲了一个故事：唐睿宗文明元年（公元684年），有“飞骑十余人”在洛阳坊间饮酒，其中一人喝多了发牢骚说早知道支持太后（武则天）并没有额外的赏赐，当初还不如支持李显（刚刚被武则天废黜帝位）。其中一人当即离席去向武则天告密，酒还没喝完那些人就被羽林卫抓住，发牢骚者被砍头，其他人知情不报也都被处死，告密的那个人升官，由此开启了武则天时代的告密之风（司马光《资治通鉴》卷二百三：“有飞骑十余人饮于坊曲，一人言：‘向知别无勋赏，不若奉庐陵。’一人起，出诣北门告之。座未散，皆捕得，系羽林狱，言者斩，余以知反不告皆绞，告者除（授予某官职的意思）五品官。告密之端自此兴矣”）。尤其令人称奇的是，只要是告密，武则天都会叫地方官一路优待护送到京并亲自接见；告密如果是真的固然会加官进爵，即便不实也不会受到惩罚，甚至还可能因此免罪（“冀得召见，可以自直”），导致“四方告密者蜂起，人皆重足屏息”，走路说话都不敢大声。
雍正当然也不遑多让，他采取的是密折治国。密折是皇帝赋予特定官员秘密奏事的特权，康熙始创，但发扬光大于雍正：“康熙晚年虽一再鼓励臣下密折奏事，但规模一般，参与者不过百余人。”“雍正朝短短十三年，参与密奏的官员多达一千一百多名。”“康熙朝六十一年，现存朱批过的密折不过数千件；雍正朝十三年，现存朱批过的汉文奏折三万五千余件，满文奏折七千余件。”雍正如此“以一人治天下”，对于官员们来说最合理的选择无疑就是“以天下奉一人”，将所有问题呈报雍正“圣裁”。结果雍正又有不满，说“朕代各省督抚办理者十居六七”，“笾豆之事则有司存”（语出《论语》中曾子的话，意思是祭祀和礼节仪式自有主管这些事务的官吏来负责，引申各居其位各尽其职）的权力责任边界完全被他抛诸脑后，导致“以密折困锁群臣而自困”的局面。
而汲取则让人想到“变法”。中国历史上有很多变法，就是改革。所谓变法，其实是变着法儿向天下百姓汲取，搜刮人力、物力、财力。以北宋为例，作者专章介绍了“开封城的吸血游戏”，“在北宋治下，开封繁华了160余年。但开封的富丽、繁华并不是自由生长的结果，而是皇权疯狂吸血的产物。”而且皇权吸血是有层次的：第一个层次，是开封疯狂吸取全国之血，主要是说由国家财政供养的军队、官僚和皇室、贵族构成了开封城庞大的消费人群，以致开封“几乎完全依赖‘公务员消费’来维持运转”；第二个层次是官府与官僚权贵在开封城内疯狂吸血，主要是说开封城内每一个行业都有行会，每一个行会背后都有权贵的身影，每一个商人都必须隶属于某一个行会，否则就完全无法立足，“负水担粥以至麻鞋头发之属，无敢不投行者。”加入行会就必须缴纳高额会费，外地商人来做生意也必须先备厚赀拜见行会码头，否则寸步难行。第三个层次也是最高层次是皇权对开封疯狂吸血，按朱熹的说法，“古者刻剥之法，本朝皆备。” 清代学者赵翼更加不留情面，他说宋代“恩逮于百官者，唯恐其不足；财取于万民者，不留其有余。此宋制之不可为法者也”。其实不仅“宋制”如此，整个秦制都是“财取于万民者，不留其有余”。
将控制和汲取合二为一的我认为是朱元璋的“知丁法”。在《大诰续编·互知丁业》里，朱元璋命令百姓“互相知丁”，对邻居的一切都要相互知晓：有几个人、从事什么职业、收入多少、读书的话老师是谁等等，甚至何时出门下地做工何时收工返家、经商者本钱多少货物轻重出行远近陆路水路返家归期等等，无一不让邻居知道，每个人必须做到彻底透明，不可让一个人在监视的视野之外存在，否则就会当做“逸夫”“逸民”问罪：“市村绝不许有逸夫，……若一里之间，百户之内，见诰仍有逸夫，里甲坐视，邻里亲戚不拿，其逸夫者，或于公门中，或在市闾里，有犯非为，捕获到官，逸民处死，里甲四邻，化外之迁，的不虚示。”让邻居知道当然不是为邻居着想，而是希望发动群众相互监视相互告密，将所有人都彻底透明地呈现在他眼皮底下，可能只有这样他才会觉得政权安全吧。其实这样的告密以前都有，比如汉武帝的“告缗”，让人举报偷逃税的人。但像朱元璋的“知丁法”，可谓是掌控的极致了。
秦制是最典型的人治，它的前提是集权：权力集于一身。秦制虽说由秦始皇建立，进程其实早就开始了：“秦制的萌芽、成型与西周分封制的衰落、崩溃大致同步。”“秦制的基本观点可以追溯到《管子》”，就是管子著名的“利出一孔”（财富必须由政府控制），做到了这一点，政府对天下就可以予取予夺、完全掌控了（“予之在君，夺之在君，贫之在君，富之在君”）。
“秦制的成熟是由商鞅与韩非子完成的。”商鞅变法的核心是军功授爵：所有人依据军功获得爵位。这种做法可谓一举数得：消解了贵族“国中之国”的权力堡垒、将权力收归于君王一身；民众失去了贵族这样一个王权以外的选项和逃离所，不得不将身家性命系于王权一身，“无所逃于天地之间”（语出《庄子·人间世》）——这个做法在中国历史上发挥着恒久效应：所有人都成为“编户齐民”，消解了贵族与平民的阶级差别，为底层民众的上升提供了途径和渠道。
商鞅变法的直接结果是秦始皇统一天下、建立秦制（皇权专制）。但我认为从中国大历史的视角出发，商鞅变法的最终结果是汉朝的建立：刘邦不管从哪一方面来说都完全符合商鞅的“军功授爵”：出身平民、马上打天下坐天下。这也成为中国历史的常态：不断有草莽枭雄企图将皇帝拉下马，“皇帝轮流做，明年到我家”成为公认的历史逻辑，皇权意识也深植我们中国人的脑髓，成为最顽固的“集体无意识”。
从秦始皇到刘邦，中间有项羽的过渡。项羽分封天下，遵循的是春秋故事，属于“法先王”（学习春秋及其以前的君王的做法）。但这显然不符合历史潮流，天下一统的趋势已经势不可挡，所以项羽很快灭亡，刘邦称帝，天下重归一统。
但刘邦建立的却是一个混合政体，还不是真正的秦制，只不过相比于项羽更加集权了一点。除了汉王朝所属的郡县，还有众多的诸侯王国，两者存在内在的紧张冲突。刘邦采取种种手段，将众多异姓诸侯王一一剿灭，改立同姓诸侯王，并订下“非刘氏不王”的“白马之盟”。相比于“独制于天下而无所制”的秦制而言，诸侯王的存在本身就是一个异类，王国与朝廷之间存在着不可调和的矛盾，跟诸侯王是否同姓没有必然关联，所以在文帝、景帝期间都发生过同姓诸侯王的叛乱。
秦制的最终定型应该是在汉武帝。在政治上，通过文帝、景帝一直到武帝的不断努力（众建诸侯、削藩策、推恩令），诸侯王的势力不断分化、衰弱，难以对朝廷构成威胁，权力逐渐集中到皇帝身上。在思想上，汉武帝通过“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建构了精致完备的政治哲学，为“大一统”提供了坚实的合法性论证。通过政治与思想的双管齐下，发端于商鞅、首创于秦始皇、实现于刘邦并最终定型于汉武帝的秦制才终于出现在中国大地上，并一直延续下来，成为几千年的中国历史常态。
《秦制两千年》有一个细节很生动：百姓反对变法时，商鞅将他们抓起来坐牢甚至砍头，百姓称赞变法又被商鞅抓起来流放边关。反对不行，称赞也不行，“民莫敢议令”（百姓不敢议论法令），只需无条件遵守、执行，不需要思考，更不能质疑、反对、抗拒。这非常生动地揭示出其实在权势者的心目中，天下百姓根本就不是人。
这或许才是皇权最大的真相吧。
2021年10月25日星期一
(作者简介:曾德雄, 广州市社会科学院哲文所所长，哲学博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