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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田澍 胡睿
【内容提要】面对唐朝丧失河西走廊的深刻历史教训和安史之乱以后河西走廊多民族交融的重大变化，明朝因时制宜，创新管理体制，对河西走廊采取了全新的管控模式，使其在国家安全和对外交流中发挥着积极作用，稳定了西北边疆地区，消除了动乱的根源。明朝对河西走廊治理能力之强和管控时间之久，远远超过了汉、唐时期，成效明显，为清朝进一步强化对西北边疆的控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在明朝初年，“一方面受到‘华夷之辨’文化观念与两宋亡国之种族情绪之影响，以‘复宋’为战争口号、以‘驱除胡虏、恢复中华’为正统标榜，明确表达了驱逐、抗拒北方民族之政治观念，从而在制度建设中呈现了复归华夏旧制的特点，此为明初制度建设之‘明流’；另一方面，北族政权历史传统既已长期影响至于中国北方乃至全国近百年，明朝不仅一时难以消除，而且北族传统中亦有加强君主专制之观念与制度，明朝亦有自觉继承之意。故而，明初历史又有自然延续、暗地继承北族脉络，尤其蒙元传统之现象，是为明初历史之‘暗流’。在这一时代背景下，明初制度建设遂呈现‘胡汉杂糅’、‘内胡外汉’之‘双层脉络’特点”。与汉、唐两朝不同，明代河西走廊远离京师，“孤悬天末”，遥控难度明显加大。杨一清认为：“甘肃一镇，比之各处不同，东起庄浪，西抵肃州，绵亘千五百里，南有番，北有达，止是一线之路通人行走。四时俱防贼寇，军马不得休息，自来号为难守。”杨博亦言：“照得本镇地方孤悬河外，南番、北虏、西夷，三面受敌，视之他镇，独为难守。”特别是处于“极边”的肃州卫，“尤荒远孤悬，衰草壁垒，仅与张掖错绣联唇，北界胡虏，南逼火酋，西复畛接羌域，三面受敌”。所以要有效地控制河西走廊，就必须吸取历史教训，建立严密的防守体系。洪武时期对河西走廊治理模式的反复试验和调整就集中反映了明朝破局的种种努力，其治理的核心就是从实际出发，不断加强军事控制和防御能力，而不再是简单地恢复或照搬郡县制的管理模式。在局势稳定之后，明代政治意义上的河西走廊与汉代虽有一定的差异，但明代朝臣还是以“汉代河西四郡”的观念来描述河西走廊。如王琼认为：“汉于张掖郡置金城属国，以处蛮夷降者。又于匈奴昆邪王故地，置酒泉郡，隔绝匈奴与羌酋通路。宋为西夏所据。国初于张掖设甘州五卫，于酒泉郡设肃州卫，命将屯兵拒守。肃州外为嘉（原文为“加”）峪关，关外蛮夷因各其种类建卫，曰赤斤，曰苦峪，曰蒙古，曰安定，曰沙州，曰曲先，曰罕东，降给印信，各命其酋长管束夷众，内附肃州，外捍达贼。又于肃州外千里许建哈密卫，外通土鲁番、撒马尔罕、天方诸夷朝贡往来。自古据有河西，修饬武备，羁縻羌戎之法，惟本朝最为精密。”许论亦言：“甘肃即汉之河西四郡，武帝所开以断匈奴右臂者。盖自兰州为金城郡，过河而西，历红城子、镇羌、古浪六百里，至甘州为张掖郡。甘州之西，历高台、镇夷四百余里，至肃州为酒泉郡。肃州西出嘉峪关，为沙、瓜、赤斤、苦峪，以至哈密等处，则皆敦煌郡地也……自庄浪岐而南，三百里为西宁卫，古曰湟中；自凉州岐而北，二百里为镇番卫，古曰姑臧。此河西地形之大略也。”
在明代河西走廊的防御体系中，庄浪卫发挥着独特的作用，“其于河东为兰州门户，凉、湟堂奥，甘、肃之咽喉，靖、夏之捷径”。有明一代，“考道里之迂直，通四郡者，由兰州而渡黄河，故庄浪重而置卫焉。其制，文武官必备，卒必精，其民居中，土兵居外地，外而熟番，又外而生番。其四境之外，东兰、西凉、西南湟中，皆接连疆界，易以防闲。其可患者，莫若北之大松山，此有明之故辙也”。明朝在庄浪卫设置整饬兵备道。正是因为庄浪卫所具有的特殊地位，当嘉靖前期调任庄浪分守参将鲁经为延绥总兵时，杨一清立即表达了不同意见，极力主张慎重选人用人。他用密疏方式对世宗说道：“陕西镇守官在固原驻扎，管辖至兰州为止，与庄浪接壤。及看得陕西总兵张凤乃延绥世将，若将张凤调延绥，地利素知，人心素服；鲁经改任陕西，虽不管事庄浪，其土兵而土民见其切近，终有所惮而不敢犯，其子亦易于钤束，最为两便。且河西若有大警调集各镇兵马，须得一大将节制，鲁经之外，恐无堪是任者。留之近地，以备急用，亦一策也。”此议中午送达，晚上便得到世宗的批示：“卿所奏谓鲁经调充延绥总兵官，恐彼所部人马、幼子难服一事，深合朕意。经虽简用，朕亦尝闻彼世守此地，恐难于别用也。前日点用，亦欲另推，但提督尚书王宪举于朝，兵部推于首，故用。待或有辞疏，再处。今闻卿言，见虑国之尽心也。朕欲待其来辞新任，可准其请，量升一级，使之世殚其力，以卫边城。”嘉靖二十一年（1542），“大虏入寇，云中、上谷间告急。上命邻镇遴精兵往援。时夜半，中官传旨:朕思庄浪鲁经将勇兵强，可备急用”。世宗对鲁经的充分信任，表明位于庄浪卫的鲁土司是抵御蒙古贵族侵扰的一支十分重要的力量，反映了庄浪卫在蒙藏关系和河西走廊安危中所具有的特殊作用。
正是由于西北边疆民族的复杂性，明代河西走廊的范围就与前代有较大不同。除了传统的区域之外，今兰州、青海部分地区和哈密也属于明代河西走廊的范围。为了有效管控河西走廊，明朝采取多种形式进行管理，并形成了多层次的防卫体系。
第一，在河西走廊以东，即从现今兰州安宁堡以东，实行与内地完全相同的郡县体制，由陕西布政司直接管理。一般而言，在明代，人们将兰州安宁堡以东称为“内地”，以西称为“边地”。如隆庆年间礼部所言：“肃府始封甘州，今徙兰州，在内地，不得称极边。”但杨一清认为兰州亦边地亦内地，“似为腹里”，他更愿意将兰州与河西走廊相提并论，认为“兰州地方军民，原额纳粮田地，俱在河外，北去十里，极临虏境，漫通贼路，实为紧关喉襟要害重地”，进而认为“兰州比甘、凉尤为要紧”。在明代之前，兰州所在的金城郡曾与张掖、酒泉、敦煌、武威诸郡合称“河西五郡”。尽管明代兰州所辖区域与先前明显不同，但依旧与河西走廊紧密相连，兼有“内地”与“边地”的双重属性，为“防关重地”，其“视甘、凉尤为要害，与虏止隔一河，而河北盐场堡、定火城二处俱贼所从出没”，经常受到蒙古部族的侵扰。如在成化二十二年（1486）和二十三年（1487）冬天，“虏连入兰州境，杀虏居民二百余人，掠孳蓄以万计”。特别是在冬季，蒙古部族可利用河面结冰而南渡黄河抢掠，故必须加强兰州自身的防卫，并在军事上与庄浪卫、凉州卫相互呼应。成化二十三年，京营指挥使颜玉疏言：“兰州距陕西一千四百余里，其镇守将臣每冬于兰州防守，倏往忽来，人无固志，宜令其恒驻兰州，西应庄浪，东保河桥，北为固静声援。”宪宗批准了该建议，加强了兰州自身的防御以及对河西走廊的军事支持。弘治元年（1488），兵部尚书余子俊建议：“肃州、甘、凉、庄浪、兰州相离为近，如有警，请令相互策应，不得于宁夏、延绥等卫调遣。如贼势重大，必用兵者，乃如旧例。”孝宗亦从之。
第二，在明代，兰州是内地与河西走廊的唯一通道，“逼临黄河，路当要冲”，“密迩河西”，为“甘肃喉襟”，是明代“丝绸之路中西方交通的必经之地”。明臣马文升疏言：“陕西路通甘、凉，止有兰州浮桥一道。若贼以数千人拒守河桥，粮运不能通，援兵不能进，不数年而甘凉之地难保无虞。万一甘凉失守，则关中亦难保其不危。”由于“甘肃孤悬河外，山多土少，且通于虏患，不敢耕垦，岁入不足，必须仰给河东”，故兰州是支援河西走廊的大后方。永乐十年（1412），秦州百姓张源认为：“巩昌、临洮等府夏秋二税，岁令民运甘州，其地相去二千余里，皆陆行负荷，及载以牛驴，中途民罢畜死，所输者少，而所耗者多。乞将夏秋二税储于本处仓，遇农隙，令旁近州县民运输兰州仓，自兰县抵甘州，每五十里设一站，或役刑徒，或令军转输，庶少苏民力。”成祖从之。正统元年（1436），行在户部官员再次要求：“请自今各府税粮运至兰县，然后起发军夫，自兰县运至凉州，自凉州运至各卫，则民免凋毙而军食足矣。”英宗亦从之。为了更好地支持河西走廊，明朝便在兰州设置管粮郎中，“籴买收贮，以备河西不测之变”。兰州事关河西走廊和内地的安危。一旦兰州受到极大的军事威胁，河西将处于孤立无援的危险境地。成化三年（1467），甘肃巡抚徐廷章奏言：“万一有警，兰县河桥被阻，粮运不通，极为可忧。”与河西走廊密切的关系使兰州的战略地位日益上升，其区位优势日渐凸显。
第三，兰州安宁堡以西至肃州，是明代河西走廊的核心区域，明朝在此设立卫所制度，实行军事化的管理体制，由陕西行都司统辖。在其东部，明朝大力扶持藏传佛教，稳定庄浪卫与河湟地区藏族部众，积极利用这一地区忠于明朝的“土达”，让其拥兵管束，确保该区域的安宁。尹伟先认为：“明代河西南山一带确有不少藏族农牧民在生息繁衍，这从当时褚铁等人的奏疏中可以得到印证。明朝为防止‘南番’、‘北虏’交恶，对这些藏族部落控制得非常严格。洪武年间，曾在黄河以西自庄浪到肃州南山一线，即所谓阿吉等二十九族所居之地北边树立界碑，划分疆场，严厉禁止藏民越疆采樵、牧耕。”设立陕西行都司是明朝管理河西走廊的创举，有力地保证了该地区的稳定与安全。
第四，在肃州以西至哈密，设立赤斤蒙古卫、沙州卫、哈密卫等军事机构，以羁縻的方式拱卫河西走廊的核心区域。其中，永乐年间哈密卫的设置对“明西部边疆的安定，无疑有着重要意义”。正如杨一清在嘉靖初年所言：“嘉峪关以外，赤斤、罕东、哈密三卫夷人，俱以永乐年间率众来降，我太宗文皇帝授官降印，蓄为藩篱，迄今百五十年，坚守臣节。此固圣主深谋远虑，措置得宜，断匈奴右臂之微意也。”该段亦可视为明代河西走廊的次区域，大体属于汉代敦煌郡所辖之地，是明代河西走廊最难治理的一个区域。由于该地区“在元代因成为诸王封地而出现蒙古化、部落化、游牧化的趋势，所以明代的行政建置止于肃州，在嘉峪关外设羁縻诸卫，因俗而治，即以归顺的故元蒙古诸王游牧部落为单位设立卫所，进行管辖，与元代情形一脉相承”。关西七卫“民族成分极为复杂，藏、撒里畏吾儿、回、蒙古、汉诸族杂居，各族之间尽管相互通婚融合，但在明朝中期以前，它们的区别还是显著的”。其中哈密卫的治理难度最大，其在“肃州卫西北一千五百十里，至京师七千四百里。南抵沙州，西距火州，北连瓦剌，古伊吾庐地，其西八百里为土鲁番”。自元末以后，“欧亚大陆西北部的蒙古系各股势力则形成了极为松散的权力集团。这样的模式一直延续了近二百年”，明朝不可能在短时期内将其彻底征服。用羁縻卫的形式来管控嘉峪关至哈密这一复杂区域，并作为民族交融的实验区域，是明朝从实际出发而控制河西走廊的又一创举。《明经世文编》的编纂者难以理解明初的这一做法，提出了“荒服之地虽难守，胡得遽弃之”的疑问，说明对该区域管理的难度认识不清。
第五，在哈密以西，通过朝贡贸易方式，与东察合台汗国、帖木儿帝国等保持贡赐关系，尽可能化解西域矛盾，减少冲突，以减轻哈密卫的压力，确保河西走廊的安全。自元末以后，察合台汗国分裂的政治原因“主要是成吉思汗后裔汗权的没落”，其“内部的专权争位以及不断进行的蒙古宗王间的战争，都使掌权的成吉思汗后裔没落下去。以至于最后权力完全落到了非成吉思汗一族的突厥化蒙古部落首领的手中”。这些突厥部落的首领“在中亚各地都占据一定的地区作为自己的采邑。他们的势力一天一天强大起来，甚至凌驾于察合台后王之上。他们互争雄长，混战不息，使得中亚各地扰乱不宁”。在察合台汗国的衰落瓦解之中，明代哈密以西就处于长期的分裂与混乱之中，像元朝一样，明朝也没有更好的办法来有效化解其固有的矛盾与冲突，加之北部瓦剌的挤压，使哈密卫在明代中后期难以扮演明朝所期望的角色。
从上述可以看出，明朝根据元朝所造成的既有事实，因地制宜，对以河西走廊为核心的西北边疆实行了与以往完全不同的管理办法。换言之，在应对河西走廊周边复杂关系时，通过不断的探索，明朝逐渐构筑了较为严密的防御体系。在这一防御体系中，哈密卫是第一道防线，嘉峪关在内的肃州卫是第二道防线，甘州卫是第三道防线，凉州卫至庄浪卫为第四道防线，固原镇所在的兰州卫是第五道防线。不言而喻，第一道防线压力最大，哈密卫的多次废立直至最后的残破，就说明了这一点。但第二道防线是明朝的生命线，需要严防死守，不能像哈密卫那样任由西域部族和瓦剌侵扰和践踏。在两百多年间，处于要冲之地的嘉峪关经受住了考验，总体上确保了关内的和平与安宁。正如明臣王鸿儒所言：“明太祖高皇帝既定中原之五年，命宋国公冯胜拓地西陲，而甘肃始入职方氏。自是而后，率以宿将镇守其地，后复益以文臣保厘，其所以南辑羌戎，北御胡虏，西控西域城郭诸国者，无复遗算。自是关中无事，而海内晏然矣。”王琼亦言：“守臣相继抚驭，诸夷一尊旧规，不敢生事启衅，所以百五十年来西陲宴然无事，而海内宴然矣。”明朝能够持久地固守河西走廊，就在于根据实情创新防御体系，以极大的勇气抵抗元朝残余势力的侵扰。
三 、明代通过河西走廊管控西北边疆的意义
长期以来，一些学者往往以“闭关锁国”来评价明朝的对外交往，这是偏颇的。事实上，明朝并没有闭关锁国，特别是从自身安全来讲，明朝也不可能闭关锁国。就陆路而言，面对强大的元朝残余势力，明朝必须走开放之路，必须通过与西域的经济互补关系来强化联系，以此来化解西北边疆十分复杂的部族矛盾和尽可能地消除军事威胁。
元朝西域格局的混乱在明朝依旧延续，故明代河西走廊既经受着西域部族的不断干扰，又承受着元朝残余势力的持续侵扰，所面临的军事压力是空前的。对于这一情势，不能简单地以明朝的软弱来看待，而必须认识到解决唐末以后西北边疆地区国家统一的难度和复杂性，需要持久的耐心和有效的防御。固守河西走廊是明朝的底线，也是明朝维护其核心利益的必然选择。即在吐鲁番残破哈密卫过程之中，作为明朝“经营西域的桥头堡”——肃州卫多次经受住了其侵扰，度过了明代最为艰难的时期，说明明朝精心构筑的河西防御体系在总体上是非常有效的。
正是由于河西走廊被明朝所牢牢掌控，故其对明朝的国家安全和边疆稳定始终发挥着独特而重要的作用。特别是明朝以极大的自信和持之以恒的定力，坚定执行对西域的开放与交往国策，克服困难，排除杂音，确保通过河西走廊保持西域与明朝的持续交往，书写了“大一统”王朝对河西走廊的控制力度与时间长度的空前纪录。明朝在衰亡之中没有发生汉、唐时期反复出现的河西失控的情景，反映着明朝管控河西走廊的方式和治理西域的政策选择是符合实际的，说明明朝通过控制河西走廊来管控西北边疆是成功的。这是以前各朝都无法做到的。
由于明代河西走廊远离京师，故称为“极边”和“绝域”，或视为“孤悬”。要认识明代管控河西走廊的特点，都城变迁的因素是不能忽略的。在汉、唐时期，河西走廊与“长安模式”联系在一起，都城与河西走廊较近，朝廷易于控制；在明代，河西走廊则与“南京模式”和“北京模式”联系在一起，都城远离河西走廊，控制难度更大。正如李鸿宾所言：“河西走廊地位的全局性抑或地区性的呈现，与其说在它自身，不如说建基于全国性王朝的整体架构之中。当以关中为核心的全国架构成立之时，意味着走廊战略地位确定之始；当以东部河北为重心的全国架构另行确立，河西走廊的战略地位就变化了。决定河西走廊战略地位的就是它所担负的沟通王朝核心本部同外界联系最为密切也是最为关键的那个世界的角色。前期的外界重心在西域乃至西域以外的西方，后期外界的重心并不局限于西域，更包括了王朝的周围四方。”明初，朱元璋不断思索迁都北方的可能性，以顺应唐以后多民族国家治理的新要求。当时，在南方长期活动的朱元璋倾向于相对安全的西安，而对地处元朝残余势力易于攻击的北平多有顾虑。而在北平崛起的燕王朱棣正好弥补朱元璋认识上的不足，称帝后毅然将都城从南京迁到北京，不怕元朝残余势力的威胁，以“天子戍边”的决心立志继承元朝的政治遗产，整合“华夷”秩序，构建全新的多民族国家。而长城的修筑表明明朝统治者对元朝残余势力侵扰的长期性和自我保护的艰巨性有着清醒的认识，通过长城与驿站将北京与河西走廊紧密联系在一起，客观上顺应了民族交融的新要求。顾祖禹论道：“都燕者固以肃为右掖矣，乃其地孤悬绝域，四顾丛梗，经略未可易也。”“中外巨防”嘉峪关的崛起就是明朝成功控制河西走廊的一个缩影。
特别需要指出的是，目前学界对明代河西走廊的治理以及通过河西走廊与西域的通贡贸易所产生的积极意义认识不够，并对这一成效为清朝统一西北特别是统一新疆所奠定的坚实基础认识不足。更甚者，一些学者割裂明朝与清朝的关系，一方面一味地凸显清朝的功绩，而无视明朝将近三百年对河西走廊的有效控制和对西域的苦心经营；另一方面大谈特谈所谓的“内亚”因素，无视自明代以来西域格局的自身演变和明朝与西域关系的持续推进。应该清楚，明代对河西走廊的治理模式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为清朝所继承，清朝是在继承明朝西北边疆治理的基础上逐渐统一西北的。只有当新疆的局势稳定下来后，河西走廊的治理模式才能发生改变，才能与内地实现一体化管理。可以说，没有明朝对河西走廊长时间的绝对控制和有效治理，没有明朝通过河西走廊对西域的和平交往与交流，没有近三百年明朝有效维护绿洲丝绸之路的畅通，清朝要真正统一西北，拓展疆域，将要付出更大的代价。这是在构建新时代中国历史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中必须重视的一个重要内容。（完）
（该文原刊于《中国边疆史地研究》）
【作者简介】田澍，男，1964年4月出生，甘肃通渭人。现为西北师范大学党委常委、副校长、教授、博士生导师，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学科规划评审组专家，教育部历史学类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委员，中国史学会理事，甘肃省社科联副主席，甘肃省历史学会会长，甘肃省史志学会副会长，历史学国家特色专业带头人，中国古代史国家级教学团队带头人，甘肃省中国史重点学科带头人，甘肃省高校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西北边疆史地研究中心主任,《中国边疆史地研究》编委，中国人民大学书报资料中心《明清史》编委,《西北师大学报》编委，甘肃省政府文史馆研究员。
胡睿，1987年生，西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中国古代史专业博士研究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