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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田澍 胡睿
【内容提要】面对唐朝丧失河西走廊的深刻历史教训和安史之乱以后河西走廊多民族交融的重大变化，明朝因时制宜，创新管理体制，对河西走廊采取了全新的管控模式，使其在国家安全和对外交流中发挥着积极作用，稳定了西北边疆地区，消除了动乱的根源。明朝对河西走廊治理能力之强和管控时间之久，远远超过了汉、唐时期，成效明显，为清朝进一步强化对西北边疆的控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明朝对河西走廊的治理，一方面继承和恢复汉代的做法，尽可能地发挥其隔绝蒙古高原和青藏高原各种势力联合的作用；另一方面面对元末以后的西域乱局，通过多种方式分化各种势力，竭力维护河西走廊的安全与稳定。在异常艰难的情势下，明朝克服种种困难，创新治理模式，有效管控河西走廊，使河西走廊为西北边疆的稳定和明朝的长治久安发挥了独特的作用，为“大一统”的多民族国家的进一步发展做出了积极贡献。
众所周知，元朝为中国的民族交融和疆域拓展做出了空前的贡献。尽管其治国理念、执政能力和管理水平被人们所诟病，但元朝为中国民族融合所做出的巨大贡献是毋庸置疑的。当然，由于自身不可克服的种种缺陷，元朝没有也不可能真正找到治理多民族国家新格局的良方，其无法有效管控内部的冲突与分离，无法找到农耕文化和游牧文化之间的平衡点，无法确保多民族国家的正常运转。针对元朝覆灭的教训，明朝的主要任务就是根据完全变化了的情势在继承与发展中构建政治新秩序，创新国家治理模式，确立“大一统”国家发展的新方向。和田清就此论道：“明朝兴起取代元朝，这不只是汉族以反抗北方民族压迫的势力恢复了南宋时代所丧失的中原，而是扭转唐末以来汉族的被动地位，完全夺回汉、唐最盛时代直到北疆的一次巨大运动。”
为了避免重蹈元朝的覆辙和有效清除元朝的弊政，明朝一方面必须继承与弘扬汉、唐遗风，以全新的姿态凸显传统的儒家文化，移风易俗，重构中国的文化核心；另一方面，明朝必须从实际出发，尊重现实，正确对待元朝近百年的统治，承认其合法性，尽可能地继承元朝的政治遗产，全力固守疆土，尽力开拓疆域，竭力稳定秩序，夯实统治基础，维持长久统治。正由于此，明朝在时机成熟之后，便迅速将都城迁往北京，不再留恋南方的安逸与富庶，以北京为中心，统摄农耕与游牧两大区域，分化瓦解元朝残余势力，无惧战争，以极大的勇气推行“天子戍边”的治国策略，开创了治理中国疆域的新局面。
长期以来，学界对元朝和清朝的疆域拓展予以积极评价，而对明朝颇多微词，认为其前不如元，后不及清，这种观点是值得商榷的。而要理性地认识明朝国家治理中的务实、创新和成效，能否长期有效控制河西走廊并由此稳定西北边疆，无疑是一个极为重要的观察点。
一 、河西走廊的独特作用
河西走廊有自然意义上的范围，也有政治意义上的区域。在边疆治理的视野中，一般是指政治意义上的河西走廊。相对而言，政治意义上的河西走廊范围要小。而政治意义上的河西走廊在不同历史时期也有不同的范围。《河西开发史研究》的编撰者认为：“河西的范围，所指不一：或泛指甘、宁、青三省、区黄河以西之地，或指甘、青黄河以西，即河西走廊与湟水流域。本书所指，系乌鞘岭以西，现在甘肃的武威、张掖、酒泉三个地区和金昌、嘉峪关两个省辖市的区域，合计21个市县，面积27万多平方公里。”《河西通史》的编撰者认为：“河西位于甘肃西部，因其地处黄河以西而得名。但是，人们通常所说的河西地区，却不是严格以黄河为界的，而主要是指祁连山以北，今嘉峪关、酒泉、张掖、金昌和武威五市辖区。今兰州市所辖的永登、皋兰两县和白银市所辖的景泰县及靖远县的一部分，虽然也位于黄河以西，但一般并不将其视为河西地区。”随着行政区划和地名的改变，当今的河西走廊东起乌鞘岭，西至星星峡，包括武威、张掖、酒泉、金昌和嘉峪关五个地级市所辖之地。
自汉代起，河西走廊在国家安全中发挥着连通西域、稳定西北边疆和巩固中原的独特功能，与“大一统”国家的安全息息相关。一方面，河西走廊连通蒙古草原和青藏高原；另一方面，河西走廊连通中原和西域。河西走廊既是特殊的军事战略区域，又是多元文化交流融通的独特平台。河西安宁，则中原稳定；河西不保，则天下荒乱。故河西走廊对“大一统”王朝来说是至关重要的，“当大一统王朝实现了内部均衡之后，能够连接起多个区域的河西走廊便一转成为王朝内部至关重要的一个过渡地带，让王朝所需要的各种要素通过这里而被整合起来”。与辽西走廊、苗疆走廊等不同，河西走廊在中国疆域的拓展和多民族的交融过程中，发挥着更为独特的作用。正如李大龙所言：“从长期的历史发展看，这些走廊的作用恰似代表中国建筑文化精髓的构件——卯榫一样，将中华大地上的不同区域有机地联系在了一起。这种作用在河西走廊体现得尤为典型。河西走廊犹如一个巨大的‘榫’，将南部的青藏高原、北部的蒙古高原、西部的西域和东部的陕甘与中原地区‘卯’在了一起，使四大不同区域共同成为多民族国家中国疆域的重要组成部分，众多的族群融入中华民族之中。”换言之，一个“大一统”王朝能否有效控制核心边疆地区——河西走廊，体现着其治国理政的能力与水平。
元狩二年（前121），汉武帝派遣霍去病进兵河西，匈奴浑邪王降服，西汉先后设置酒泉、张掖、武威、敦煌等“河西四郡”，至更始二年（24）窦融保据河西，西汉共控制河西走廊145年。东汉从建武五年（29）窦融归汉后光武帝任命其为凉州牧，到建安二十五年（220）灭亡，共控制190年。唐朝从武德二年（619）割据凉州的李轨被灭到广德二年（764）吐蕃兵进河西，共控制145年。从中可以看出，三朝对河西走廊控制的时间都无法突破200年。其中东汉表面上控制河西的时间最长，其实最弱。特别是由于长期受到“羌乱”的影响，边患频发，使东汉难以真正有效控制河西走廊。而唐朝对河西的管控能力最差，不及其统治时间的一半（包括武则天时代），充分说明其在控制边疆特别是西北边疆时创新不足，弊端甚多，无法长期有效地统辖河西走廊，并留下了一时难以消除的分裂因素。熟悉西北边疆情形的明臣王琼就此论道：“唐自武徳以来，开拓边境，地连西域，皆置都督府。开元中，置朔方、陇右、河西、安西、北庭诸节度使以统之，岁发山东丁壮为戍卒，缯帛为军资，开屯田，供糗粮，设监牧，畜马牛，军城戍逻，万里相望。及安禄山反，边兵精锐者皆征发入援，谓之‘行营’，留兵单弱。数年之间，胡虏蚕食，自凤翔以西，邠州以北，皆为左衽矣。至代宗广徳元年，吐蕃入大震关，陷兰、廓、河、鄯、洮、岷、秦、成、渭等州，尽取河西、陇右之地。”唐朝丧失河西走廊，使京师失去了基本的保障，中原王朝的压力骤然增加，迫使都城东移和南迁。北宋穆衍就此认为：“唐失河湟，西边一有不顺，则警及京都。”葛剑雄亦言：“到唐后期，情况已经发生了根本变化。安史之乱使黄河流域受到极其严重的破坏，而叛乱平息以后，北方又一直没有恢复安定。”
唐朝的盛衰与能否有效掌控河西走廊密切相关，并为明朝提供了深刻的教训。在明朝治理河西走廊和通好西域时，积极进取的西汉是明朝效法的样本。自洪武五年（1372）冯胜攻占河西走廊到明朝灭亡，明朝控制河西走廊长达270年。仅就能够实际控制河西走廊的时间而言，明朝远远超过了以前诸朝。明臣马文升据此认为：“切照甘凉地方，乃古胡虏左贤王之地，汉武帝倾海内之财，劳数十万之众，方克取之，设立酒泉、张掖等郡，以断匈奴之右臂。盖北则胡虏所居，南则番戎所处，若不分而离之，使番虏相合，不下数十余万，而中国何以当之？则甘凉地方，诚为西北之重地也。汉唐之末，终不能守，而赵宋全未能得。至我朝复入职方，设立都司，屯聚重兵。”因为明朝面临的北部防守压力远远超过汉唐，其对手——元朝残余势力与昔日的匈奴和突厥不可同日而语。谷应泰认为：“若夫高皇帝之定天下也，与汉、唐异。汉、唐之主，所称胜国之孽者，悉中原之人耳。乾符一御，丑类尽歼，宝箓攸归，余胤革面。然而汉围白登，唐苦突厥，内地既辑，边患乘之，强弩之末，殊未可以易视也。又况顺帝北出渔阳，旋舆大漠，整复故都，不失旧物，元亡而实未始亡耳。”美国学者巴菲尔德亦认为，与汉、唐所面对的游牧力量完全相反，“明朝取代蒙元王朝这一征服中原的直接草原力量则是绝无仅有的”。
通过朱元璋和朱棣的多次北征，明朝击碎了残元势力，使其进一步走向分裂，难以对明朝组织大规模的进攻。但不断的征讨，也使明朝君臣认识到仅仅依靠武力是不可能彻底征服来去无常的残元势力的，而只能用防御战术来消耗其力量和消磨其意志，使其逐渐回心转意，实现真心归附的长久战略。达力扎布认为，“靖难之役”后，面对逐渐恢复的“北元势力”对明朝的威胁，“明朝被迫收缩防线，放弃洪武末年设立的外线卫所，逐渐退回到有山险可依的内线防守区域。因此，明朝中后期出现了‘弃大宁界兀良哈’之说，将大宁、开平、东胜等外线卫所的丢失归咎于永乐皇帝。燕王朱棣为夺皇位发动的所谓靖难之役以及即位后对守边诸王的限制，确实削弱了明朝的防御力量。但是放弃以上卫所的主要原因还是难于防守，这些卫所不仅无险可守，而且粮饷转运困难。否则，很难解释明成祖五出（沙漠）、三犁（‘虏’廷），而不能守区区几个卫所。从永乐朝开始，明朝的防区逐渐收缩到洪武初期固守的诸关隘内，并继续修筑边墙，逐渐形成了自山海关至甘肃嘉峪关的明长城”。全面防御元朝残余势力的侵扰是明朝的基本国策，明成祖反复强调防御的重要性。如永乐八年（1410），他对宁夏备御都指挥王俶说：“闻虏欲寇近边，须严备之。寇若入境，慎勿轻战。”永乐十三年（1415），成祖又对镇守宁夏的宁阳伯陈懋说：“大抵御寇之道，勿轻与战，但坚壁清野最上计也。”对于长期“战”、“守”的争论，熟悉北部边防的明臣杨一清仍以“守”为远谋。他在正德元年（1506）说道：“世之论边事者，或专主于战伐。臣亦非敢忘战者，方将嵬选官军，策励将士，修车马、备器械、储糗粮、明斥堠。今冬虏贼若复侵犯，仰仗神武之威，谨当督率诸将，恭行天罚。雪耻除凶，臣之志也；以身徇国，臣之分也。成功在天，臣不敢必；凡所当为，臣不敢避。今首以筑墙挑堑为言，宜必增兹多口，但受恩深重，自当为国远图。”
对于元朝残余势力而言，明朝的经济优势使其不可能持久地与明朝对抗，而是必须想法从明朝不断获得经济利益。不论瓦剌也先的入侵还是鞑靼部俺答汗的屡屡进犯，其目的都是为了获取更多的经济利益，而不是为了征服明朝。他们清楚自己绝不是明朝的对手，内部的分裂与矛盾使其没有实力向明朝叫板。尽管明朝先后数次遇到了极大的军事压力，但未被其吓退，而是坚守北京，以坚定的意志抗击残元势力的挑战。正如和田清所言：“明朝取代元朝兴起以后，有人认为元朝就此灭亡了，这当然是误解。当时，成吉思汗的遗裔诚然被逐出了中国的内地，但后来还很久盘踞在蒙古本土，继承了元朝的帝位和称号。明朝所称的北虏，也就是北元的朝廷。北元朝廷后来经过明军几次攻逐，奔走穷荒，逐年丧失了中国式的文化，后来便慢慢恢复了蒙古原来的陋俗。”即使被人们所凸显的“土木之变”，也非瓦剌恢复元朝的计划。蔡美彪就此论道：“土木堡之战，也先获全胜，俘虏明英宗，是明代历史上的一大事件。也先的侥幸获胜，主要是明英宗、王振君臣不明形势，仓促出兵，以致不战先溃，并非瓦剌有计划地兴元灭明。”巴菲尔德亦言：“明代的游牧力量不是试图重新统治中国的元朝复仇者，更多的是采取外部边界战略的典型的早期游牧力量。他们试图在远方从中原获得好处，而没有打算重新征服中原。在明代，不管是也先、达延汗还是俺答汗，都未能建立一个长久的游牧帝国，这点非常明显，这种情况并不表明草原处于衰落之中，反而是草原帝国自身结构和明朝的对外政策所造成的。”
为了有效防御元朝残余势力对西北边疆的侵扰，为了保证对河西走廊的绝对控制，明朝在甘州设立陕西行都司，统制诸卫所，是长城沿线的两个行都司之一（另一为大同的山西行都司）；肃王朱楧就藩甘州（建文时迁往兰州）；甘肃镇总兵官驻节甘州；分巡西宁道驻扎甘州；甘肃行太仆寺置于甘州。“其大吏曰巡抚都御史，曰平羌将军总兵官，谟壮猷于是乎任之。而往来经理，若杨荣、若王骥、若陈镒、若许进、若王越及彭泽辈，其得失可考也。行太仆寺专理马政，按察分司特重粮储。行都司甘山六卫，亲民任也。又有屯兵同知、监牧通判、儒学教授等官。”明代河西走廊“为关陇重地”，“控全陕之扼塞”，“近而藩垣四镇，远而纲领九边。通玉帛于天方，列毡庐于疆场”，是故“甘肃之安危系全陕之安危，全陕之安危系天下之安危”。
在明代，河西走廊被称为“甘肃”，或“汉之河西四郡”，或“甘凉之地”，或“河西十五卫所”，或“孤悬重镇”。在一般情况下，明代“河西”与“甘肃”可以互称，与元朝的“甘肃等处行中书省”和清朝的“甘肃布政使司”完全不同。
二 、明代管控河西走廊的新模式
明朝之所以能够长期有效地控制河西走廊，就在于其能够总结历史经验，从实际出发，创新河西走廊的管控模式。面对空前强大的元朝残余势力的持续压力，明朝对河西走廊必须采取全新的治理模式，而不能简单地照搬前代的套路。自吐蕃攻陷河西走廊之后，该地区先后被吐蕃、回鹘、党项、蒙古等民族所占领。特别是自凉州会盟以来，蒙藏联合进一步加强，河西走廊先后深受藏族文化和蒙古文化的影响。而明朝要控制西北，征服元朝残余势力，只能在平定兰州周边地区后派遣主力部队攻占河西走廊，不断扫除该区域内的残元势力，以便清除西北边疆的军事隐患，尽可能恢复汉代河西走廊的政治、军事和对外交流的功能。
在河西走廊被少数民族占领的近五百年间，蒙古族的影响最大。“蒙元时期，陆续以各种形式迁居今西北甘青宁地区的蒙古族人很多，其中有相当一部分人先后在各地安家落籍，成为新的土著。明代，汉族以及其他民族称这些蒙古族遗裔为‘鞑鞑’（达达）、‘达民’、‘土达’、‘土民’、‘土人’等等。”在安史之乱后，河西走廊隔绝青藏高原和蒙古高原的功能已完全消失，并逐渐成为蒙藏联合的枢纽，一方面成为元朝抵御西域分裂势力的前沿，另一方面成为蒙古高原和青藏高原交往的通道。杨富学论道：“自1260年忽必烈即位始，元朝内乱频仍。先是阿里不哥在和林独立，与世祖争夺汗位，战争历四年乃息。正值百废待举之际，又有窝阔台孙海都倡乱西域，察合台孙都哇响应之，二者结为同盟，势力强大，共同反对中原王朝，不断袭扰元朝西北边境，给元朝的统治带来了极大的威胁。在局势岌岌可危之时，豳王出伯家族奋起于西域，脱离察合台汗国叛乱势力而东归元朝，临危受命，出镇河西至西域东部地区。豳王家族英勇善战，以骑兵万人为主力，抵御西域诸王叛乱，中流砥柱，屡屡粉碎叛军对元廷所辖西域东部及河西走廊的觊觎，使以上诸地皆免于战争的蹂躏，确保了一方安宁。”在明朝占领河西走廊之后，除了承认蒙古族的存在之外，最迫切的任务就是尽可能地恢复汉代河西走廊的军事功能，并不断移民，大兴儒学教育，将军事体制与文化教育结合起来，持续推进河西走廊的文化建设，使其逐渐接近内地的发展水平。当然，这一进程是需要时日的，不可能一蹴而就。嘉靖年间，甘肃巡抚杨博对世宗疏言：“我国家自混一以来，绝徼穷荒，莫不有学。其在陕西，如延绥，如宁夏，则文雅蔚然，科第相望。本镇百八十年来，甲科不过一二人，乡科亦仅仅数人，方之二镇，天渊悬绝。臣近日将生徒略加考校，大半皆句读不通之士，亟求其故，寔因提学官经年不到，无所惩劝，以故狼狈至此极尔。”
需要强调的是，元朝对西北边疆的控制力也是有限的，并处于不断的变化之中。李治安认为：“世祖、成宗二朝相当长的时间内，元朝方面在今新疆及中亚不断进行军事攻势，曾经在甘肃行省以西地区屯驻重兵，元帝国实际辖区西部和与海都、笃哇叛王军事对抗的前线，主要在今新疆及中亚一带。然而，在至元二十六年后，特别是到大德中叶，元军已逐步东撤到哈里密一线。甘肃行省随之变为元帝国实际辖区西部和与笃哇等叛王军事对抗的前线。”到了明代，西域地区蒙古内部的矛盾与冲突依旧不断，东察合台汗国和帖木儿帝国对明朝西北边疆也虎视眈眈，不可能在短时期内臣服明朝。换言之，要让成吉思汗的后裔彻底承认自己的完全失败，需要相当长的时间，这就要求明朝以极大的耐心和定力与他们打交道，尽可能通过朝贡贸易等和平手段来加强联系，逐渐消除彼此的分歧，为双方的融通乃至一体化不断清除障碍。而对于原有的民族格局，明初基本保留，不做大的变动。洪武三年（1370），中书省提出：“西北诸虏归附者，不宜处边。盖夷狄之情无常，方其势穷力屈，则不得已而来归；及其安养闲暇，不无观望与其间。恐一旦反侧，边镇不能制也。宜迁之内地，庶无后患。”朱元璋反对这一建议，认为：“凡治胡虏，当顺其性。胡人所居，习于苦寒。今迁之内地，必驱而南。去寒冷而即炎热，失其本性，反易为乱。若不顺而抚之，使其归就边地，择水草孳牧，彼得遂其生，自然安矣”。美国学者拉铁摩尔论道：对游牧势力“不能在王朝建立于中国之后，拿一些钱将他们来遣散，因为他们也许会背弃其领袖而叛变。也不能将他们整体迁入中国，因为会消耗太多必须谨慎管理并增加的收入。在这种时候，‘贮存地’的现象才变得最为重要。这个王朝必须在它所占领的土地及统治的民众间，建立起等级来”。（未完待续）
（该文原刊于《中国边疆史地研究》）
【作者简介】田澍，男，1964年4月出生，甘肃通渭人。现为西北师范大学党委常委、副校长、教授、博士生导师，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学科规划评审组专家，教育部历史学类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委员，中国史学会理事，甘肃省社科联副主席，甘肃省历史学会会长，甘肃省史志学会副会长，历史学国家特色专业带头人，中国古代史国家级教学团队带头人，甘肃省中国史重点学科带头人，甘肃省高校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西北边疆史地研究中心主任,《中国边疆史地研究》编委，中国人民大学书报资料中心《明清史》编委,《西北师大学报》编委，甘肃省政府文史馆研究员。
胡睿，1987年生，西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中国古代史专业博士研究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