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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伦理规范的弱化
中华时报讯（记者 杨晓峰）随着工业化、市场化等现代性因素的进入，农民职业分殊加速，收入结构日益多元，家庭经济状况得到改善，但是不完全市场化中的农民原子化、个体化问题明显，随之而来的消费主义、个体主义、攀比风气盛行，铺张浪费、追名逐利等不良风气出现。传统的伦理秩序、道德观念逐渐弱化，乡村文化的伦理支撑缺失，乡村社会的深层次伦理问题显现。尤其是现代性消费伦理成为乡村社会的主流形态，年轻人强调自我的满足和享受，更加在乎眼前和当下，缺少对长远和未来的预期，村民之间的人情的亏欠和给予，转换为利益的交换，团结、互助和信任感减弱，农民之间的关系变得功利化和短期化，这在中部分散型村庄表现较为明显，而南方的团结型村庄则相对较弱。这些问题的出现，主要源于不完全现代性的冲击，封闭和低流动的乡村尚未准备好，不完整市场中的利益观和消费主义就快速涌入，传统乡土伦理生长的社会基础被破坏，而新的伦理观及基础和机制尚未建立起来，转型乡村社会发展中出现了诸多问题。
农民精神文化的主体性缺乏
随着打工经济的兴起，乡村劳动力外流加速，“空心化”“老龄化”问题明显，老年留守成为常态。农村劳动力结构的改变，使得农村活力减弱，农村的创新力不足，农民文化的形式单一，文化的弱化问题明显。子女长期在外务工，老年人家庭生活不完整，精神慰藉不足，精神文化生活空洞，乡村认同的主体性减弱。年轻人长期在外务工，期盼能离开土地和村庄，他们的乡村归属感和认同感不强，乡村文化建设的主体认知不够。劳动力的外流和主体认知的减弱，让优秀文化传承的主体缺位，文化虚化和文化断裂问题并存，年轻人的安身立命的本体性价值缺乏，基于关系、人情为主的社会性价值变异，价值碎片化问题明显。缺乏价值引导的行为规制不足，出现了一些非理性、极端化行为，并离散了社会关联的基础，降低了农民合作的能力。这些问题的出现都是农民的流动、家庭的分离和价值的碎片化等所致，让农民失去了村庄的认同感和归属感，农民精神文化的主体性不足，乡村文化振兴的内生动力和意愿不强。
乡村公共文化空间的式微
乡村公共文化空间是村民集体记忆的共同载体，也是区域文化和社会规则的载体[2]，传统乡村的田间地头、门前庭院、空阔场地等都是农民的公共活动空间。随着人际关系的疏离，人们交往较少，公共生活缺乏，乡村公共文化空间日益式微，以往的集聚畅谈的场面很少出现，取而代之的是私下的、家庭的、小群体的活动，乡村中的利益团体增多，互助组织减少。因缺乏公共舆论和地方规范的约制，有些乡村的边缘力量崛起，恶霸、刁民甚至成为村庄的主导，这在中部的分散型村庄和分裂型村庄相对明显，严重破坏了乡村公平正义的环境，也给村庄稳定带来了新的挑战。此外，政府投入建设的公共文化场所和文化阵地，因乡村缺少组织载体的对接，文化资源投入与农民的诉求不匹配，文化资源的“散耗”和资源使用的低效问题明显。加上文化资源输入的单一化、任务化，一些文化活动场所常年空置，文化设施没无人使用，乡村文化振兴的内生对接载体亟待培育。
乡村文化建设的适应性不够
乡村文化的建设方式主要有内生型和外源型两种，内生型是乡村社会依靠自身力量，培育和建设乡村文化的方式。外源型是依托政府、市场等外部资源的输入，推进乡村文化设施建设和文化活动的开展。随着乡村人口和资源外流，乡村文化建设的内在主体和资源不足，更多依靠外源型的资源输入来推动。而为了确保资源使用的规范，外部资源的输入基本以“项目制”方式推进。“项目制”让文化建设的内容、方式和对象都非常明确，这有利于项目的监管、考评和验收。但是“项目制”也存在一些问题，其是自上而下的项目输入，体现着国家和市场的意志，体现对价值和资源的强势分配，而村庄对项目的回应能力不足。乡村组织的治理资源不足、治理能力减弱，悬浮问题明显，缺乏识别村民文化需求的动力和能力。同时，“项目制”的市场化运行方式，使得乡村为资源而竞争，项目的适应性和应用性难以确保，项目容易偏离农民的实际需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