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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为对于甘肃武威市吐谷浑陵区发掘、研究、旅游开发乃至西部地区的民族团结、边疆稳定和国家安全具有重要意义。
凉州弘化寺，始建于约武周圣历二年(公元699年)，系专为弘化公主祭享所建，后演变为吐谷浑王室祭享场所，是吐谷浑陵区最主要的地表建筑之一。其建筑为唐式风格。1958年大炼钢铁时被毁。
《武威县行政区域图》（1975年绘制）标作“红花寺”。《五凉全志校注》（1999年6月版）：“弘化寺，城南四十五里”。〈清〉乾隆十四年（1749年修）《武威县志》：“宏化寺，城南四十五里”。〈清〉雍正十三年（1735年修）《陕西通志》：“宏化寺，在武威县，城南四十五里”。《唐会要·和蕃公主》卷六曰：“宏化，宗室女”，“降吐谷浑慕容诺葛钵”。〈宋〉《册府元龟·外臣部》卷九百九十九曰：“吐谷浑主河源郡王慕容诺曷钵来朝，以宗女为宏化郡主以妻之”。显然，“宏化公主”“宏化郡主”就是弘化公主其人。解放前不见“红花寺”之名，明显是1958年大跃进以来改名风中扫除封建迷信的结果。后世所谓“红花寺”“宏化寺”实系唐建弘化寺，犹如“慕容诺葛钵”“慕容诺贺钵”与诺曷钵为同一个人是一个道理。
无论是名叫弘化寺还是名叫“宏化寺”，都兼有礼尊弘化公主和“弘扬化育”“广化众生”的双重寓意，是弘化公主在吐谷浑民族心目中神圣地位和吐谷浑民族宗教信仰的集中统一，也与武则天抬尊女权的思想相一致。由于时旷千年，朝代更迭，兵燹频仍，人口迁徙，特别是在异族占领下隐藏真容的需要，以致后世不知“宏化寺”就是祭奉弘化公主的弘化寺了。
揭开后世对弘化公主、“宏化公主”的混称和特定历史时期隐真图存等神秘面纱，其中的包藏远不止这么简单。相比于其他名叫“宏化寺”的寺院，寺名的含义好像表面上一致，实则大不一样。进一步说，弘化为“弘扬化育”之义，宏化为“广化众生”之义，这个表面相同的背后，其实是与吐谷浑人最早传播佛教、最早推动佛教本土化本族化的历史渊源相一致的。吐谷浑人的佛教本土化本族化，是将本民族祖先置于与佛祖同等尊崇的位置祭奉的。这一点，可以从拉萨布达拉宫对文成公主、金城公主的祭奉等等方面得到印证，毕竟吐蕃王国与吐谷浑王国同在青藏高原、同奉佛教，且时代相续，习俗相承。也就是说，“宏化寺”的同名背后，其实是不同的渊源、不同的祀主、不同的祭拜目的。这个不同的根本点就是，其他名叫“宏化寺”的寺院供奉的是佛，凉州弘化寺真实的祀主是弘化公主，即主要祭奉对象为弘化公主其人。该寺，无论是名叫弘化寺还是名叫“宏化寺”，一字之异中的音同、义同背后隐藏的是同一个人名、同一个人物，即“宏化”就是弘化公主其人。须知，与汉族不同的是，游牧民族是祠、庙、寺不分的，统统都叫寺，也就是将祠、庙、寺的功能统一于寺，把祖先与诸佛同寺祭奉。说白了，游牧民族只有寺，没有祠、庙，有些寺院等同于汉族的祠、庙功能，其真实的祀主是祖先，只不过伴杂了诸佛因素而已。同寺祭奉的诸佛，不管是主祀还是陪祀，都是祀主生前认定的佛，只是代表祖先受纳香火而已。至于教祖与佛祖同寺祭奉的，就更为普遍了。这一普遍性，崇信佛教的任何一个游牧民族的现存寺院都是最好的例证。作为最早传播佛教的游牧民族，吐谷浑民族更不可能例外。一句话，不论表面上怎么变幻，终归掩藏不去“宏化寺”就是祭奉弘化公主的弘化寺的本来面目。
该寺的设立，系当时情势所迫。据“凉州之南山”出土的吐谷浑王室墓志记载，弘化公主正式出嫁于吐谷浑可汗诺曷钵的时间是贞观十七年（643年） 。“垂拱四年（688年）诺曷钵卒，子忠（慕容忠）嗣”。“圣历元年[698年]五月三日”，弘化公主与慕容忠同日去世。由于特殊的身份和地位，在吐谷浑的55年，弘化公主始终是吐谷浑民族团结统一的旗帜性人物，更是亡国后的吐谷浑民众渴望复国的信念所系和民族向心力象征，其存殁所系乃吐谷浑民族的团结稳定甚至事关各部落的去留前途。她的猝然去世，特别是与吐谷浑可汗慕容忠的同时去世，并生的是民族号召力的冰崖式脆断，流离故土的吐谷浑民族面临着人心离散、四分五裂的严峻局面。人心归一的问题，就成为弘化公主身后一系列矛盾的关键中的关键，也成了当时非解决不可的当务之急。一如既往地抓住弘化公主这个关键性人物，继续发挥弘化公主的旗帜性作用，是拴束吐谷浑族心民心的现实选择中的最佳策略。该寺既是对吐谷浑上下共同心愿的政治回应，也是弘化公主的礼制身份级别与葬制配享标准相对应的基本地表配置，体现了武则天时代对吐谷浑民族始终如一的尊重和关键时刻的坚定支持，展现了大唐王朝怀柔四方和礼治天下的文明大国风范。
唐朝是中国历史上大造佛寺的一个高峰时期，特别是在武则天、韦后的操弄下，寺观之泛滥、夸奢之极致超出今天所有人的想象。据《资治通鉴·唐纪》记载：“（皇）上及皇后、公主多营佛寺”，“造寺不止”。“诸武（氏）、诸韦（氏），造寺度人，不可胜纪” 。“（唐）中宗以来，贵戚争营佛寺”，“比者造寺极多，务取崇丽，大则用钱百数十万，小则三五万，无虑所费千万以上，人力劳弊，怨嗟盈路”。追荐父母祈寿祈福是营造寺观的基本目的。“贞观二十二年（648年），十二月，庚午，太子（李治）为文德皇后作大慈恩寺成” 。“荷泽寺，宜人坊。太极元年二月十七日，睿宗在藩，为武太后追福所立”。武则天之女太平公主为母亲建造了“穷极华丽，为京都之名寺”的长安罔极寺。为金仙公主、玉真公主“各为之造观，逼夺民居甚多，用功数百万，”“用钱百余万缗” 。高力士“于西京作宝寿寺，寺钟成，力士作斋以庆之，举朝毕集。击钟一杵，施钱百缗。有求媚者至二十杵，少者不减十杵” 。上行下效，为追荐超度父母专门建造寺院的风气遍及全国各地。凉州作为佛教东渐过程中最早的“千佛之国”，又是汉唐时期“西出长安第一大都会”，自然不会屏绝时髦而甘于人后。同样，作为深度佛教化的吐谷浑民族，又怎能外身于这个千载难逢的历史机遇？
寄名佛是早期佛教本土化本族化过程中最为普遍的形式，在游牧民族宗教信仰中一直保持至今，汉族在佛教中国化过程中也不例外。为了“以释教开革命之阶”，武氏、韦氏把佛教与政治服务相结合，在佛教武氏化政治化全国化方面不遗余力，寄名佛成为一时风尚。“九月，癸巳，废玉华宫为佛寺。戊戌，更命九成宫为万年宫”。“二月，庚午，毁乾元殿，于其地作明堂，以僧怀义为之使，凡役数万人”。“天宫寺，观善坊。高祖龙潜旧宅，贞观六年立为寺”。“福先寺，游艺坊，武太后母杨氏宅。上元二年，立为太原寺。垂拱三年二月，改为魏国寺。天授二年，改为福先寺”。“安国寺，宣教坊，本节愍太子宅。神龙二年，立为崇恩寺，后改为卫国寺。景云元年十二月六日，改为安国寺”。这类由祠由庙由享殿由庐墓甚至由故居由藩邸由宫观由遗迹演变为寺院的比比皆是，只是局外人不知底里罢了。松赞干布建立的吐蕃王国比吐谷浑王国晚300年，虽然其佛教化肇端于文成公主的下嫁，但脱胎于吐谷浑王国的吐蕃王国，总其文明化过程自然无可回避地承续了吐谷浑王国的习俗。《西藏王统记》记载，松赞干布有一次外出，看到一棵金光闪闪的檀香树，用斧子砍开，出现了一尊观音像，将此带回了布达拉宫。这个传说讲述的其实就是这尊观音像是用檀香木制作的，是松赞干布让工匠制作的，且是松赞干布生前认定的佛。因为是吐蕃王国国父松赞干布遗留的圣物，于是这尊观音像就被神化为松赞干布的化身，与松赞干布同尊供奉，受到信徒们世世代代的膜拜。对这尊观音像祭奉的背后，其实就是对松赞干布其人的祭奉。吐蕃王国早期的佛教本土化本族化如此，比其更早佛教化的其他民族包括汉族、吐谷浑民族其早期的佛教本土化本族化也大体如此。建立寺院，是任何一个民族佛教化过程中必不可少的过程，汉族、吐蕃经历了这个必然的过程，相信更早传播佛教的吐谷浑民族也不可能只信佛教没有寺院。对于游牧民族来说，寺院就是族心民心的根本所系。试想，面对弘化公主逝世并生的矛盾和危机，还有什么能够拴束住时刻会分崩而去的吐谷浑民族？作为一个信仰高于生命的游牧民族，除了借助弘化公主这面旗帜，还有谁能对当时的吐谷浑民族具此强大的影响力和号召力？当此危机之秋，不要说为弘化公主，就是为吐谷浑民族专门建造一所寺院，有什么不可？即使简单的逻辑，吐谷浑是一个最早传播佛教的民族却没有一所寺院，怎么可能？
葬制是礼制的具体化，也是宗教信仰的具体化。各民族的佛教本土化本族化与葬俗结合得尤为紧密，类如汉族的葬俗，无不是与礼制与皇权与地位的紧密结合体。按照唐朝初期的葬制，有品级的人物傍墓建立享殿、庙，三品以上及功勋封赐的还有资格建祠祀奉，每个家族、门庭都有资格设立宗祠、堂屋，甚至还有为活人设立生祠的习俗，名望家族往往还别建寺观以为日常的超度追荐，其功能界分是很系统的。游牧民族则不然，是把祠、庙、祠堂等等等等的功能集中于一体，统统都体现为寺的形式。由于历史的渊源，吐谷浑民族是一个高度汉化的民族，而且其佛教化、礼制化的程度之深之广之早远高于同期的任何一个游牧民族，特别是后期。按照礼制级别，弘化公主的配享标准当为一品。弘化公主墓的建筑规格，以及吐谷浑王室墓葬配享器物的高度礼制化佛教化，也印证了这一点。也就是说，弘化公主之葬，如果缺了与其身份相匹配的地表建筑，即便是按照大唐礼制，即便是按游牧民族对佛教的尊崇，也说不过去。视宣言佛教为武周革命根本的则天女皇，为“赐姓曰武，改封西平大长公主”的弘化公主建一座寺院不正是情理之必然吗？何况要长期面对吐谷浑王室的春秋四祭和分散四方的吐谷浑民众的远来膜拜，如果没有庄严肃穆的专业场所，路径的标识、随时的朝祭、日常的超度、浩大的仪式将何所措置？地理的关联性、实物的时间性、历史的契合性是最具说服力的硬证据，这也是任何假设都绕不过去的几个强制性，这恰恰正是凉州“宏化寺”与其他名叫“宏化寺”的寺院的最大不同处。统筹考虑帝王陵葬的隐秘性、对王室子孙各墓葬的覆盖性、祭祀的便捷性和集中性，集中统一的地表建筑是必不可少的起码配置，这是任何一个陵区建设都必具的系统性规划。迄今为止，“凉州之南山”已先后出土吐谷浑王室墓葬10处。弘化公主墓以山为穴，密处深山之中，寻找十分困难，道理崎岖难行。其前又以两条大河为阻，河水浩大，寻常不可过。吐谷浑王室成员各据高山为葬，分散面极广。凉州这所“宏化寺”正好位于弘化公主墓东西正向水平线略南不远处的平川地带，恰在总山脉之纲、当水脉之汇的要枢位置，且缘山是一道清晰分明的斜切线，如果按此线向两端延展出去，有西抱青藏高原，东拥上陇、阴山以至辽东而引带万里山河之势，还能是什么意思？就拿这一条，还能说凉州这所“宏化寺”与其他名叫“宏化寺”的寺院在内涵上一样吗？假定凉州这所“宏化寺”设立于唐朝后的猜想还能支持得住吗？如果联系弘化公主王后身份所在的吐谷浑民族，联系弘化公主去世时的时代背景，联系武则天时代的政治风格，联系“凉州之南山”对吐谷浑民族来说是什么地方，联系凉州在千年历史上的风雨变换，“宏化寺”就是祭奉弘化公主的弘化寺，难道还不够清楚明白吗？
凉州的寺院尽管在晚唐以后的近千年经历了无数次民族战争的残酷洗礼和宗教战争的长期覆盖，但战争消灭不了信仰的顽固性，更不可能把一切历史印记消灭殆尽。寺名是宗教信仰流派的标识，无故不更名，更名必有原。寺名的顽固性是以宗教信仰的顽固性以及包藏其后的历史渊源为支撑的，是古人在历史的风云变幻中设法保存下来的重要历史线索。能够在易名复名的反复中顽固坚持下来的寺名，包藏其后的历史渊源更是非同一般。理论上，弘化寺又被名为“宏化寺”，以讳名和后建的可能性为最大。表面上看，这些可能性哪个朝代都有。但经过仔细排查，假定为宋、元、明、清的所有可能性都不成立。
自周公定礼制以来，礼制是贯穿中国社会几千年的一根绳子，尤其在葬制上官场上体现得最为集中最为一贯。避讳是礼制最基本的内容，也是封建王朝最为广泛的一条官定规则。据《旧唐书·列传第十七》卷六十七：“李勣，曹州离狐人也。隋末徙居滑州之卫南。本姓徐氏，名世勣，永徽中，以犯太宗讳，单名勣焉”。唐朝名将李勣（594-669年），原名叫徐世勣，字懋功，被民间呼作徐茂公正是其人。投奔唐高祖李渊后被赐姓为李，唐太宗李世民去世后，在唐高宗永徽年间他又将名字李世勣讳名为李勣了。人名如此，寺观的名称也同样如此。“庚寅，敕（诏令）改诸州<中兴>寺观为<龙兴>。自今奏事不得言<中兴>” 。“丁未，敕：自今所在毋得创建佛寺。旧寺颓坏应葺者，诣有司陈牒检视，然后听之”。唐中宗、唐玄宗时代对武氏、韦氏的政治清算以这两道敕令最具代表性。“兴唐寺，太宁坊。神龙元年三月十二日，敕太平公主为天后立为罔极寺。开元二十年六月七日，改为兴唐寺。”不仅人名必须避讳，连同武氏、韦氏相关的一切都是敏感词，都属于万万要设法讳避的政治言事序列。
改为同音字是避讳的一种方式。欧阳修（1007-1072年）主编的《新唐书》，司马光（1019-1086年）主编的《资治通鉴》，以及成书于后晋940-945年期间的《旧唐书》，均写作弘化公主。《唐会要》《册府元龟》，均写作“宏化公主”。显然，弘化公主又写作“宏化公主”类别上属于同音避讳。这几部著作的成书时间都在北宋宋仁宗之前。换言之，弘化公主又写作“宏化公主”的时间不会晚于宋仁宗时代。据查，历史上的皇帝名字、年号等等必讳类别中，“弘化”称谓涉讳的不多，宋仁宗（1076-1100年）之前只有唐高宗最末的一个年号叫<弘道>（683年12月启用，实际使用期仅一个月），还有一个是唐高宗的太子李弘。按辈分算，弘化公主（623-698年）与唐高宗（628-683年）李治是姐弟平辈关系，太子李弘（653-675年）属于弘化公主的侄子辈。皇帝除外，按照讳长辈不讳晚辈的规矩，弘化公主避讳晚辈不合规矩。所以，弘化公主讳名为“宏化公主”是避讳太子李弘的可能性，是不成立的。《弘化公主墓志》曰：“大周故弘化大长公主李氏赐姓曰武改封西平大长公主墓志铭并序”，可以为证。就是说，在武则天改封其为“西平大长公主”前，即至少在唐高宗去世之年683年前叫“大长弘化公主”。“赐姓曰武”更说明了，其“大长弘化公主”称呼的持续至少要到武则天正式登基当女皇的690年，即至少在这个时间点之前不曾存在过讳名为所谓“宏化公主”的可能。基于这个排除，以弘化公主逝世的时间698年，加上有关弘化公主又写作“宏化公主”的著作撰述年代、版本初刊年代、编著者生卒年月等推，弘化公主又写作“宏化公主”，显然是出于避讳唐高宗年号<弘道>的原因。因为版本的时间线很明晰。写作“宏化公主”的《唐会要》《册府元龟》《旧唐书》成书时间均在《新唐书》《资治通鉴》之前。特别是《唐会要》《旧唐书》的成书年代在五代之前，均早于宋朝。《唐会要》之所以写作“宏化公主”，是因为《唐会要》的前半部高祖（李渊618-626在位）至德宗（李适779-805年在位）九朝史事40卷，其作者苏冕（734-805年）是唐朝人，本朝人述本朝事必须避讳。后晋天福五年(940年）到后晋开运二年(945年）期间成书的《旧唐书》之所以写作弘化公主，是因为下令编修《旧唐书》的是五代的后晋皇帝石敬瑭，石敬瑭异朝异姓，他不必为先朝李唐避讳。《册府元龟》只是个个例，因为《册府元龟》虽然是宋真宗景德二年（1005年）开始编修的，但所据资料采自南唐（937-975年）保存下来的唐朝内府文档和唐朝人的著作，即主要是依据唐朝人苏冕编修的《唐会要》40卷和唐朝内府文档来参录唐高祖以下九朝史事的，特别是本于“粤自正统”“礼乐沿革”，即谨守礼制规矩编修，所以保持了唐朝人避讳的记述，以示所据更原始，更为了保证在本朝不犯可能涉嫌不尊君的政治性错误。也就是说，弘化公主讳名为“宏化公主”的时间范围不可能在唐朝之后，因为后来的朝代没有必要为先朝避讳。“大周故弘化大长公主李氏赐姓曰武改封西平大长公主墓志铭并序”，很清楚，至少在武则天改封其为“西平大长公主”之前，其“弘化”的封号称谓没有改变。在中国古代，犯讳的后果很严重。《旧唐书·列传》曰：“李贺，字长吉，宗室郑王之后。父名晋肃，以是不应进士”。李贺（790-816年）的父亲名字叫李晋肃，与“进士”同音，由此连李贺参加进士考试的报名资格也被取消了。据查，讳同音是唐朝后期因为避讳泛滥才出现的，至少在唐玄宗之前没有讳同音的说法。可见，弘化称谓避讳为同音的“宏化”，其时间范围不会晚于不讳同音的唐玄宗（712-756年）之前。只讳本朝是避讳最基本的规矩，讳父皇是任何一个皇帝继位后的第一件事。《旧唐书·本纪》卷四曰：“辛巳，改民部尚书为户部尚书”。贞观二十三年（649年）六月，刚刚继位的唐高宗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把涉讳父皇李世民的官名“民部尚书”改名为“户部尚书”了。《资治通鉴·唐纪》记载：“壬寅，以姚远之兼紫微令。元之避<开元>尊号，复名崇”。姚元之原名叫姚崇，为了避讳唐玄宗<开元>年号，在任命他兼任紫微令的时候，他又改为原名叫姚崇了。显而易见，不仅当朝皇帝的名字要避讳，当朝皇帝的年号也在避讳之列。当朝凡涉讳的人名、官衙、官名等等等等都得遵从这个规矩，没有例外。唐中宗李显是唐高宗李治（628-683年）的第七子，唐中宗（705-710年在位）时代避讳父皇唐高宗当然是第一等的大事，也是对臣民政治忠诚度的测试，谁都不敢犯糊涂。唐中宗于705年“二月，甲寅，复国号曰唐”。故，弘化公主讳名为“宏化公主”的具体时间是705年，精准无误。（未完待续）
【作者简介】
郝厚璋，生于凉州，学于兰州，居于福州。文学作品发表于《中华时报》《读者》及新华网、广播电台等刊物媒体。经济社会研究成果发表于《新华文摘》《人民文摘》《国内动态清样》《经济日报》《经济参考报》等刊物。
刘开柱，甘肃武威人，1955年生。甘肃省武威市志办原副主任。主编、副主编出版著作有《武威年鉴》《武威通志》《武威地区志》《中国历史文化名城武威》，参编、编审出版有《武威史话》《武威新韵》《武威非物质文化遗产概览》《中共武威地区组织史资料》等地情文化研究资料和县区志、部门志、专业志多部。参与了电视连续剧《欢快的石羊河》的编创摄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