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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并不认识王子今先生，在朋友圈看到这本书，很吸引，就网购了一本。有趣的是我同时还网购了另外几本，其中有一本《秦汉交通史新识》，过后才知道作者居然也是王子今先生。真是一位成果丰硕的学者。
王先生在“导言”中介绍了几种中国传统的政治迷信：君主迷信、长官迷信、政治万能迷信，此外还有先祖迷信和圣贤迷信等。按照王先生的看法，“君主成为全社会崇敬的对象，从而具有绝对的权威。”之所以能够如此，“主要是因其与天地日月的特殊关系而成为‘神性权威’。”因为有这样的君主迷信，就发展出“忠”的观念，就是对君主的绝对忠诚：“进入高度集权的专制政治时代以后，‘忠’成为每一个臣民都必须遵行的政治规范。”我们现在所说的“忠诚不绝对，就是绝对不忠诚”可谓最生动的现代诠释。
长官迷信与君主迷信一脉相承，都是权力崇拜的产物。王先生还简要介绍了一下汉代的“先请”制度，是说贵族或六百石以上官吏有罪，必须要先请示皇帝才能够拘问，宋明清等朝也都有类似的规定，可说是 “刑不上大夫”的制度化。“刑不上大夫”早在西周时就有了，那时是严格的贵族等级社会，贵族享有很多特权，其中一个就是这。春秋以后周室衰微，礼崩乐坏，新兴法家主张“不别亲疏，不殊贵贱，一断于法”，企图从根本上打破这种传统的等级制度，当时的社会风向及法家的推波助澜可见一斑。西汉初年居然以“先请”这样的做法部分恢复了“刑不上大夫”的古制，法家“不别亲疏，不殊贵贱，一断于法”的理想并没有实现，所谓“儒表法里”又该如何辨析？个中意味值得好好研究。
所谓政治万能迷信，是说政治是全部社会生活的主宰，王先生引用了朱熹的说法：“能遂其人之兴起者，圣人之政事也。”从古到今，我们中国人的一切都是在政治的指挥棒下面运转，政治决定我们的生死，决定我们的生活方式和生活质量，政治还形塑了我们的精神世界和人格特质，真的是“无远弗届”，“光所照无不及也”，没有人能够逃离。亚里斯多德说人是天生的政治动物，这句话用在我们中国人身上倒也很贴切，尽管含义完全不同。
奇怪的是这本书的内文并没有按照这样的概念展开，而是另分专题进行讨论，比如“天道与天命”、“先祖迷信的政治效应”、“等级制政体与全民性的权力崇拜”、“‘大一统’政治模式与‘一元’政治观”等等，当然都言之成理持之有故。特别是后者令我印象深刻，王先生的文献功夫实在是太扎实了，每一个说法都其来有自，都有出处，绝无放口虚言，这是相当了不起的。想到王先生成果那么多，就更是心生佩服了。
第十章专门写了“清官迷信的政治影响”，王先生认为清官迷信是（中国）“民间最普遍的政治意识”，“清官的形象凝聚着民众对理想政治的向往，甚至往往成为自己生存的希望。”王先生尤其指出，“清官迷信是民众在政治上力量微弱的表现”，“体现民众政治上的无力”。之所以如此，是因为统治者总是认为“民未知义”“民未知信”“民未知礼”。这些都一语中的，中国历朝历代的统治者虽然无不把“为民”挂在嘴边，但在他们心目中却是“夫民之为言也，瞑也；萌之为言也，盲也。故惟上之所扶而以之，民无不化也，故曰民萌。……夫民者，贤不肖之材也，贤不肖皆具焉”，民众都是愚昧无知贪鄙狡黠之徒，所以民必须要有人像放羊那样“牧”，繁体字的“群”上面是“君”下面是“羊”，说的就是君王像牧羊那样牧民。因为这个原因，我特别反感“群众”这个概念，也从来不用这个概念，一律用“公民”或“市民”代替。民本来就如此“目盲无知”，统治者还要采取种种阴险残暴手段“弱民”、“卑民”，鼓吹“民弱则国强”、“民弱则官尊”，如此一来，民的地位就更加不堪了。尤其是，在统治者心目中，他们与民本来就是对立的， 王先生引述了明朝何良俊对海瑞的指责：“海刚峰（海瑞）第一不知体，既做巡抚，钱粮是其职业，岂有到任之后不问丈田均粮，不清查粮里侵收，却去管闲事？！……海刚峰之意无非为民。”“为民”在这里居然成了不识大体的贬义词！但这才是统治者的衷心款曲，跟多年前郑州官员指斥记者“你是替党说话还是替百姓说话”如出一辙。
读这一章的时候我忽然很希望王先生写一篇“酷吏迷信”，以王先生的文献功夫，写出来一定很精彩。酷吏迷信可以说是潜藏在中国传统政治文化深处的暗流，一直绵延不绝以至于今，无论官民对此都深信不疑，即便稍有人性的官员也认可酷吏的作为和作用，认为不如此“镇不住”，我也多次听见官员讲中国自古民怕官这样的话。我的老家有一句俚语：“三句好话不如一嘴巴（打耳光）”，也是这样的意思。
从迷信的视角考察中国传统政治文化是一个很好的选择，它可以将外化的制度器物之类与人的内在心理结构很好地衔接起来，毕竟一切外在的东西最后表现出来的都是人心和人性。从这个角度而言，王先生做了很有价值和启示的尝试。
简化起见，我认为我们中国人的最大政治迷信是皇权专制迷信，包括“大一统”、君权独尊、德位合一几个方面。
中国古代一直有“天下”和“大一统”两个概念，前者是个地理概念，出现得很早，是我们中国人上古以来的地理想象，认为我们所居处的地方就是天下，四周都是未开化的（西）戎、（北）狄、（南）蛮、（东）夷，基本上都是化外之民，不值一提。而“大一统”则是个政治概念，表明统一的制度法律、思想文化、语言文字等等各方面。对“大一统”的向往在春秋战国时已经出现，真正落实则在秦始皇的“六王毕、四海一”，对其进行思想阐释则在汉武帝时期的公羊学，使之成为皇权专制意识形态的有机组成部分。
“大一统”概念的确立，其中一个影响就是彻底消除了我们生活和思想里面的“列国（诸侯）乡土”观念，这一点其实值得好好研究。我在中大读书的时候偶尔跟同学互开玩笑说我是楚国人你是魏国人，但纯属玩笑而已，我们中国人心目中早就没有了这种“列国（诸侯）乡土”观念，取而代之的是我是湖北人你是河南人之类的“郡县乡土”观念。“列国（诸侯）乡土”观念在秦始皇灭六国统一天下以后其实还延续了很长时间，典型的就是秦末以项羽为代表的所谓“六国复国运动”。《汉书高帝纪》记载：“（项）羽使卒三万人从汉王，楚子、诸侯人（子）之慕从者数万人，从杜南入蚀中。”显然那时候还有“列国（诸侯）乡土”的概念，这种状况一直到西汉前期高祖、惠帝（高后）、文帝、景帝时期都还延绵不绝。只有到了武帝时期，通过对包括“大一统”在内的皇权专制意识形态的建构，这种“列国（诸侯）乡土”观念才慢慢从我们中国人心目中彻底消解掉，我们中国人的生活中也就再也没有我是楚国人你是魏国人之类的说法了，取而代之的是“大一统”成为我们中国人心目中坚信不疑的“政治正确”，正如王先生在“‘大一统’政治模式与‘一元’政治观”这一章中所说：我们中国人在潜意识里认为“只要是‘统一’，就必然顺应了历史发展的趋势；只要是所谓‘分裂’‘割据’，就必然背离了历史前进的方向”；“天下翕然，一口颂歌”。
君权独尊也是在秦始皇时期确立，《史记》的《秦始皇本纪》《李斯列传》等都有很精彩的记述。我们现在耳熟能详的“法令出一”、“别黑白而定一尊”、“独制于天下而无所制”等等都始于秦始皇。但对君权独尊作合法性的论证同样是汉武帝时期的公羊学，这主要涉及到中国历史的一个巨大转折：从上古的封建贵族社会转型到平民化的皇权专制社会。秦始皇君权独尊的合法性来源于从前的贵族世袭，所谓“积德累善十余世”，但布衣君相的刘邦部众完全不具备这样的显赫资历，除了刘邦萧何等少数底层官吏，更多的是贩夫走卒、江湖游侠，完全没有任何世袭可言，因此重建合法性成为西汉初年一个非常急迫的任务，不仅是在思想领域，更关乎到政权稳定，汉初政权动荡其实跟这是有关系的。雄才大略的汉武帝意识到了这个问题，所以他一方面通过种种政治军事手段巩固政权，再次像秦始皇那样君权独尊，另一方面也发出了在思想上为这种君权独尊重建政治合法性的号召：“三代受命，其符安在？”
公羊学家做出了最精妙的回答，杰出代表是董仲舒，他说：“明易姓，非继人，通以己受之于天也。”夺取天下当上皇帝，不是从先辈那里继承来的，而是受命于天。凭什么是你受命于天呢？因为你具有最高的道德：“德侔天地者称皇帝，天佑而子之，号称天子。”这种道德是一种什么样的道德呢？就是我们熟悉的“为民”：“天之生民，非为王也，而天立王以为民也，故其德足以安乐民者，天予之。”通过这样的“受命于天”而非“继人”，就很好地解决了缺乏世袭资格的刘邦政权的合法性危机。那个时候同时还出现了所谓纬学，跟经学（公羊学）相对，大概是当时还是有很多人特别是底层民众接受不了这种布衣君相的事实，非要替刘邦找一个显赫的祖先，于是得出了“汉家尧后”的结论，说刘邦是上古帝王尧的后代，其他那些汉初功臣也都各自帮他们找到了显赫的先祖。这都是从前贵族世袭传统的遗绪，一方面说明了当时这样的传统是多么深厚顽固，另一方面也反证出公羊学的理论对新兴的皇权专制有多么重要，所以汉武帝才要“罢黜百家独尊儒术”。
也正是从那时起，“德位合一”既成为中国传统政治合法性的核心，也成为我们中国人心目中根深蒂固的政治观念，我们无比坚信最高领导人一定是最有道德的，道德上的至善与政治地位的至尊是统一的，是二而一一而二的一体两面，这点在我们心目中简直不容任何质疑，是毫无疑问的，所有的道德文章宣传机器文人墨客也都在塑造皇帝的道德人格上争相“出新出彩”。只是到了最近几十年，我们才终于知道那些至高无上的道德人格基本上都是靠谎言塑造出来的。这形成了我们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一个最大糟粕：成王败寇，只要成功了，就是道德的了。这在很大程度上促成了我们这个民族“为达目的不择手段”的品格，这一点在社会底层尤为突出，不讲规则、不讲道义、投机取巧、满口谎言成为社会常态。
道德上的至善与政治地位上的至尊必须要“大一统”做前提，否则在逻辑上说不过去；而“大一统”又必须要有“天下”的地理想象作为前提条件，否则“大一统”难以实现，恰好那时的中国这两样都具备。所以中国古代皇帝一门心思想要“有为于天下”，做到“天下无外”、“人心无外”，无不想要统治全天下，不仅主宰所有人的生活，还要主宰所有人的思想。这其实是这种皇权专制意识形态的内在必然诉求，因为只要有一个人不服你的管，你的至尊至善就不成立。正是基于这样的考察，我们才能够意识到鸦片战争给我们带来的震荡冲击有多么巨大：来自西方的“坚船利炮”打破了我们中国人的“天下”地理想象，原来我们所居处的并不是“天下”，而是“诸国同时并域”，皇帝也并不是只有一个，而是有很多个！这对我们延续了几千年的世道人心的震荡冲击是前所未有的，所以李鸿章才说中国面临“三千年未有之变局”——这位李中堂真是一语中的，看的比谁都透！
但变局显然远未完成。我的朋友苏少鑫是汕头朝阳区贵屿镇人，他说他们那里的乡民认为川普这个总统当的太窝囊了，什么人包括那些年轻的女记者都可以随便怼他诘难他，“还不如我们的村支书有权有威！”
2021年6月10日星期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