辱荣不易嶙峋骨，吟啸披襟待月明——读袁伟时老师《风骨风情人生》-文学-文化大观-中华时报中文网

那天忽然接到袁老师的电话，说有几本书要寄给我。我顿感羞愧，一晃又有差不多四年没有去看袁老师了，上次还是在中大培训“顺便”去了一下。我说不用寄，我来拿。袁老师问我是不是开车过来，说现在开车进中大要事先报备车牌号。我说那我就停在外面再走进去，袁老师还是让我将车牌号发给他，他给保卫处打电话，说很简单的。一会就发来消息说已经办好了，还细致地将门牌号发给我，让我又一阵愧疚。

袁老师送给我三本书：《晚清大变局》、《新文化运动文献选粹与解读》、《风骨风情人生》。前两本以前都出版过，《晚清大变局》甚至有多个版本，影响甚大。第三本则是文集，将原来发表在报刊杂志上的文章归集而成，尽管文章都是发表过的，但汇集成册却是第一次。文章很“杂”，文化评论、忆人记事、阅读书记、媒体访谈、著述序跋，甚至还有几篇时事评论，非常丰富。

我印象最深的是《书生报国的心路历程》，这是一篇访谈，袁老师全面回顾了自己的求学治学经历。我一直期待读到袁老师的回忆录，但他迟迟没写，按他的说法，“还没有到讲故事的闲暇岁月。”（《从我的迷误与抉择看研究方法》）都是一个又一个庞大的学术计划，令我叹服不已。好在这篇访谈可谓缩减版的回忆录，稍飨于我。

袁老师是梅州兴宁人，我曾暗自揣度过在那样的年代能够到省城读大学家境一定很殷实。但“贫穷限制了想象”，袁老师的家境可能远不止殷实这么简单。袁老师的祖父留下一座大屋，叫“善述围”，分给十四个儿子每人十间房、一个厅，“这些房和厅都是有二楼的，如果把二楼计算在内则要加倍了”，而且“公用的二十个厅和四个炮楼不算在内”。这是豪门大户了，置于乡间，就是典型的缙绅乡贤。事实上袁老师的祖父也的确做过官。袁老师的祖父叫述初公（1850—1926），性格豪迈，是兴宁县著名的急公好义的士绅，捐资兴学、修桥补路、扶危济困，名重乡里。1901年清政府推行新政，改变过往县以下无政府机关的状况，设立公安局，述初公被推举为区的公安局长，“但行为方式仍然与传统士绅没有多大差别”，“这是新旧社会治理方式递嬗的佐证。”典型的例子是乡间械斗，他不是搬出法律，而是“解囊排解，卒使两造翕服，言归于好”。有趣的是“两造”因之誓言世世代代善待袁家子孙，作为祖宗教谕流传至今。

出生在这样的大户人家，但“从记事起，印象最深的就是苦难”。苦难不是来自家族，而是社会，“小时候胆子小，最怕死尸，可从小学到中学，饿殍、冻死骨却屡屡呈现眼前。”上小学路上常有冻死的乞丐，“闭着眼睛走过，又忍不住回过头来看上一眼伸出禾秆外的僵硬的双脚。”“高中在广州南海中学，晚饭后偶尔独自到观音山（越秀山）散步，走出校门几十米转入盘福路，左是方便医院，右边是连绵的棺材铺和善堂的收尸车及收尸木盒（真不忍心叫棺材）！”“昨晚收尸多少，是报纸常见的新闻。”

袁老师的终生职志是“寻找中国现代化一再受阻的历史经验”（《独立思考自由探索——答<中大青年>记者罗静》）、“追寻中国现代化受挫的根源”（《书生报国的心路历程》）。这样的职志，应该就来源于袁老师对中国社会苦难的痛彻感受，按照袁老师自己的说法，“我出身在一个有钱人家，……对底层的人很同情。”（《袁伟时：察古观今乐在其中！——《市民》特约记者彭晓芸》）这样的同情与其说跟阶级有关，毋宁说更与人性相涉，那是善良、诚实、勇气、坚韧，这正是维系生命本色和人世烟火的坚实力量。

美好的人性在任何时候都会闪闪发光。袁老师在读高中时便参加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秘密组织——爱国民主协会（后来亦称广州地下学联），广泛参与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各类学生运动。三十二年前春夏之交那场风波，袁老师在中山市担任中山大学孙文学院院长，五月下旬的一天，几百名上街游行的师生被警察包围在孙文路的丁字路口，公安局长把正在中山市委开会的袁老师叫出来，跟他一起赶到现场，请他说服师生回校，以免发生严重后果。“一个搞学生运动出身的人，面对这些师生和当时的环境，其心情的复杂不是过来人是理解不了的。”“还未说话我的眼泪已经掉下来了。”“最后我只用手提扩音器说了一句话：作为院长，我要求你们回去。”“师生们听后泪流满面，很快就回去了。”（《一个嘴巴忘记贴封条的人——章文斯记述袁先生放言》）这件事我们刚入学的时候听袁老师提起过，但轻描淡写一笔带过，这次读到内心十分震撼，想象当时的情景和袁老师的未语凝噎，哪怕过了三十多年依然让人动容。

多篇访谈谈及袁老师的规律生活。袁老师的散步是很有名的，早晚在中大校园各散步一万步。我们刚入学的时候，有什么事找袁老师，他就让我们跟他一起散步，边走边聊，一举两得。大约是1992年春天，邓小平刚刚南巡，全社会兴起下海经商的热潮，让我们这些惯于“袖手心性”“百无一用”的书生颇感失落。一天陪袁老师散步向他诉说“委屈”，现在已经不记得袁老师当时说了些什么，但散完步的确轻松愉悦不少。

袁老师为人治学都非常严谨，一如他的客厅，永远是那么纤尘不染井井有条。让我意外的是这本书居然收录了袁老师的一篇性情文章：《欢欣与恐惧交织的人生——记牵手六十多年的老伴邵志明》。这是我第一次知道师母的姓名。以前我们每次去袁老师家，师母都是笑吟吟地端着茶壶茶杯出来，招呼我们落座喝茶之后就轻轻地掩上门进入内室，将客厅留给我们。所以除了叫一声师母好我们跟师母就再无交流，甚至都想不起要问一下师母贵姓。这次才知道师母原来是袁老师的大学同学（中山大学经济系），毕业后也一直在中大工作，直到退休。

欢欣来自于亲情友情爱情，而恐惧则源于连绵不绝的政治运动。对我触动最大的是师母在“反右倾整风”中的两大“罪名”：一是听到姐姐划为右派居然流泪，且收留右派姐姐的女儿在家照顾，“立场不坚定”；二是把所谓“地主”母亲接到学校同住，“社会主义学校不能成为地主的防空洞。”这就是当时我们中国人的理性水平和道德水平！现在一些人——特别是那些道貌岸然却满肚子男盗女娼的东西——的人性只剩下赤裸裸的兽欲（和贪欲），是不是跟这样的理性水平和道德水平有关？即便当时个别学校领导表示同情，说“供养父母是义务，共产党员也要尽社会义务”，但也只能悄悄地说，于事无补，“我们只好把一老一少送走，请其他亲友帮忙照顾。”什么是反智？这就是！哪怕现在已经是二十一世纪，我们只怕也依然“去古未远”。

这本书还收录了师母的一篇回忆录，标题就叫《回忆录》。读了一半才想起之前曾在朋友圈读到过，那是袁老师的大公子袁征发到网上被广为传播的。师母身世凄苦，师母的母亲五岁不到就被卖给别人做婢女，受尽苦难屈辱，“从来没有睡过‘天光床’。”十五岁就嫁给了年长二十三岁的丈夫，从一个火坑跳入另一个火坑，备受欺凌折磨，其情其景远非我辈中人所能想象。师母的哥哥英俊潇洒、才华横溢，对两个妹妹关爱异常，可惜才二十八岁就英年早逝，师母的悲恸欲绝可想而知，正如她写的一首诗：“年前车内时，山水如华绉；今年车内时，景与物依旧。忆前人，泪湿青衫袖。”师母说她是流着眼泪写完这篇《回忆录》的，“在旧社会耳闻目睹着种种人世间的不幸与苦难，出自知识分子的良知，我愤世嫉俗。”“我们的国家、民族要独立、富强，不再受到别人的欺辱，从此告别饥饿、贫困、劳役与压迫，这就是我毕生的愿望。”师母因为脑出血已经住院四年多了，衷心祝愿师母早日康复出院！师母形象富态、慈祥，像观音一样，吉人天相，一定能够挺过这次难关的。

《老师的风骨与悲剧的诞生——<叶启芳传>序》让我脑海里顷刻形成一幅人际关系图。叶启芳先生是中山大学中文系的著名教授，洛克的《政府论》和考茨基的《基督教基础》等世界名著的中文译者。原来叶先生还曾在1927—1929年“出任广州名校培英中学校长”，那正是我的孩子的高中母校，老校区在鹤洞，而新校区就在我家对面，我天天站在楼上看着她慢慢长高长大，估计今年九月就要招生了吧？这篇序发表后“呈交王起老师的哲嗣王则柯教授过目”，王则柯教授是著名的经济学家，任教于中山大学岭南学院，我在《开放时代》做编辑的时候就已经认识他，多受教益，比如纳什均衡最早就是从王教授那里得知一二，此外尤其对他的温文尔雅印象深刻。而王起先生的另一位“哲嗣”王则楚就更熟了，近十多年我们经常“厮混”在一起，大家都尊称他为“王老”。一起“厮混”的还有苏少鑫，他正是袁老师的大公子袁征的学生。我去袁老师家带了一本我的时评集，两篇序言就是请王老（王则楚）和少鑫写的。王老在序中说要跟我“互相吹捧吹捧”，而少鑫的序则非常全面地回顾了最近十几年广州舆论界与政府之间的各种互动，包括舆论界的构成、议题设置、表达途径与方式、政府反馈、外界反应等很多方面，完全可以成为很好的博士论文的选题，也可以作为观察转型中国的一个非常好的窗口。

转型中国也是袁老师挂在嘴边的一个词，正如他在《执著为中国的新文化辩护——1999独白》中所说：“从一定意义上说，16—21世纪的世界史是从中世纪的多元走向一体化的历史。不管需要付出多大代价，任何国家，都不能不迈过现代化、全球化这个门槛，其基本内容是：市场经济、自由、法治、民主、人权保障、民族国家的建立和独立、各国的逐步联合。”“社会转型指南只有一句话：接受现代普世价值！顺之则昌，逆之则亡。”现在回过头来看，大方向肯定没错，但进程却比预想的远为艰难复杂，而且也不单单是中国一国一地的事，而是全人类的共同事务。中国已经深度融入世界，中国的事也成了全世界全人类的事，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中国视角的全球化才刚刚开始，全球化与（中国）地方性的博弈也才刚刚开始，中国社会转型、所谓“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正是这一博弈的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