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狱中给吴敬琏送《外国经济法典》——在吴敬琏91岁生日之夜感言-文学-文化大观-中华时报中文网

2021年1月24日，吴敬琏和夫人周南在家中度过91岁生日

2021年1月24日，是吴敬琏先生91岁生日，我在群里读到回顾他积极倡导市场经济的贡献的祝寿文，看到他神采奕奕的相片，深为感动。回想1984年起，我与吴敬琏的交往，历历在目，受益匪浅，应该留下文字。

当时，吴敬琏担任国务院经济研究中心动态组组长，我担任国务院经济法规研究中心综合组组长，简称“经济中心”和“法规中心”，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两个兄弟单位；吴敬琏的动态组与我的综合组（即动态）对口交流和互补。

在一些会议上，我每听吴敬琏的发言，均受启发。他常向我了解立法动态，我把编写的上报中央和有关部门的立法动态《简报》和我单位出版的《内刊》，每期发给他。有时他为向中央写报告，急需相关立法材料，我及时送到他的办公室。1988年起，我担任顾明（国务院原副秘书长兼经济法规研究中心总干事，新任全国人大法律委员会副主任）的秘书，顾明在1970年代任国家计委（发改委前身）常务副主任，曾是吴敬琏的老领导，很熟悉。我继续与吴敬琏保持合作，我也从中了解经济界的最新动向，受益匪浅。

吴敬琏一直积极呼唤加强法治建设，以保障改革开放的健康发展。这对新兴的经济法治建设的发展很有意义，我钦佩不已，对他有求必应，责无旁贷，成忘年交。

1992年4月，吴敬琏向中共中央提出将市场经济确立为我国经济改革目标的建议。同年10月，中共十四大召开，会议决定，发展市场经济，进一步改革开放。举国上下，开始探索市场经济，从某种意义上说，市场经济就是法治经济。

吴敬琏被誉为“吴市场”，他的讲话和论文，言必谈法治，在宏观经济领域进一步努力拉动经济法治建设的向前发展。

为此，我撰文《建立适应市场经济体制的法律体系》论文，在吴敬琏主编的《改革》杂志1993年第3期刊载，不断被有关会议印发，被报刊转发，成了当时的指导性文章，获奖证书盖的是“中国社会科学院（国徽）”公章。

1994年1月底，在迎新年的聚会上，他把我叫到一边，详细打听外国经济法的资料并索要，外语版也行。我说，正好我参与编译出版《外国经济法》日本卷和南朝鲜卷，两国在战后的经济起飞，是加强法治的结果，这是两国的“经济法律大典”所构建的制度运作架构，亟待我国借鉴，以至顾明同志努力调动各方资源，近日终于出版，五大册，近2000万字，可以送给他。他喜出望外，说是近日要向中央写报告，叮嘱我务必尽快给他送去。我回办公室发现，手头的一套样书已给别人，立即请下属同事再找一套来。

本书封面说明：

《外国经济法》顾明手书

四位顾问：

习仲勋，第一副委员长

彭冲，常务副委员长

陈慕华，副委员长兼经济委员会主任

王汉斌，副委员长兼法律委员会主任

主编：

顾明，全国人大法律委员会副主任

1991年此书出版，现为30周年。当年这些老领导对出版此书的大力支持，其音容笑貌，恍如昨日。

如今，96岁的王汉斌前辈健在，其他均已驾鹤西去。感怀他们留下的宝贵遗产，深感历史的责任重千钧。

1991年，本书出版时，为南朝鲜，次年建交改称韩国。

本书由中国经济法研究会组织编译：

会长顾明，副会长：芮沐、江平等；

中国经济法研究会研究部主任俞梅荪。

南朝鲜（即韩国）的经济法大典，卷一目录（共三卷，1000多万字)。战后韩国的经济起飞，是有完备的经济法治为基础，使各种经济活动都能有法可依，有法必依。

上图为卷一目录的财政法编

土地法编的具体条文

没想到，我随即突然被捕，未能送书，心急如焚，在等待释放的过程中，只开庭一次，江平等两位律师到庭，没有任何家人和同事到场，不准写信，断绝与外界的任何联系。江平大律师为我作无罪辩护，慷慨陈词，公诉人哑口无言，当庭撤销一个莫须有的罪名，法官说我没事了，但却迟迟不释放。当年我身强力壮，可以爬墙和打斗，无奈看守所的高墙电网，荷枪实弹的重兵把守，未能越狱，念念不忘的送书之事，无法落实。

没想到，12月底，我竟被判刑三年，押送北京市第二监狱服刑。家人和同事终于可以来探监了。我赶紧拜托国务院办公厅秘书局同事张秘书，用我在他那里的300元（我是作者，购书为半价）操办，尽快把书送达敬琏同志，他熟门熟路，立即照办了。

尽管遭遇天灾人祸，不可抗力，由于此书对敬琏先生的意义重大，使我难以释怀，无奈一年之后才送达，耽误了敬琏先生要不断向中央建言献策，参与经济决策的大事，我羞愧难言，无地自容。

我身居要职，突然受人构陷，蒙冤被捕，人间蒸发，任何事情都不能交接，给各方造成了极大的伤害，我的罪过不在案内，却在案外，心如刀绞，欲哭无泪。

我身陷囹圄，1993年的那篇获奖论文，继续被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办的《管理世界》杂志、《人民法院报》等十多家报刊刊载，达一年，继续呼唤中共十四大刚刚倡导的发展市场经济的法治建设。

《1978～1995年的中国法学文献计量分析》（华东师范大学信息学系李华、范并思）提到我的论文被计量分析显示：在中国高产法学家一览的第十位，中国高被摘率法学家一览的第七位；为此，我竟被认为是中国法学研究的二十四位核心作者中的第六位，使我震惊，不胜荣幸之至。无奈，我已成报国无门的无业游民，多年未写论文，后来写的论文都难以发表，抚今追忆往昔，伤感悲叹。如前世今生，恍如隔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