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青小说的探索与突破 ——陈德民《红杉树下》读札

知青小说的探索与突破 ——陈德民《红杉树下》读札(摘)

文／庞瑞垠

    《红杉树下》，陈德民著，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豪华装祯。全国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知青小说，顾名思义，知青写，写知青。作为肇始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一个文学现象，成就了一众业已载入文学史的作家和作品，可谓盛极一时。然而，毋庸讳言的是，近年，知青小说（外溢至反映知青生活的报告文学、诗歌、影视等）已偃旗息鼓，或呈疲软状态。究其原因，不外乎大有作为的上世纪七Ο、八Ο年代的知青作家已渐渐老去，他们亲身经历的熟悉生活，基本上搜罗殆尽，显于笔底。而年青一代的作家，对知青生活不熟悉，单凭间接的访谈和翻阅史料，终究隔着一层，难以揭示事物的本质。再有，对这场旷古未有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动因，性质及其影响，这些年也争议不断，众说纷纭，有的观点甚至尖锐对立。这就使得一些作者在选材和下笔时踌躇不决，乃至无所适从。这样，知青小说不仅数量大为减少，上乘之作更是寥若晨星了。 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我见到了江苏作家陈德民的长篇小说《红杉树下》（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我无意给这部作品怎样的定位（这也非是我一人能够做到的），只是想就作者在创作中，对此类题材所作的某些探索和突破谈点管窥之见。

    《红杉树下》描写的是上个世纪七十年代后期，一群南京初、高中生自觉或不自觉地远离故乡，来到苏北马陵山下贫瘠的农村，躬耕田垄，改造山河的人生经历。他们怀揣着梦想和憧憬，夹杂着迷茫和不安，在这里栉风沐雨，淬炼意志，在焦灼和磨难中寻找精神的突围和人生的出路，有泪水，有欢欣，有遗憾，有收获，由稚嫩走向成熟。作品通过对人物个体的表达和塑造，揭橥了人物迥异的境遇和不同的命运，在一定程度上折射出历史内涵和社会价值。 诚然，类似的表现，我们在许多知青小说中都见过，这并非《红杉树下》的特色所在。这里，涉及到一个如何真实地反映和描写农村以及知青的问题。需要指出的是，我们在不少描写农村生活的文学作品中（包括一些反映动乱年代的知青小说），过多地看到农村的蛮荒、落后甚至黑暗，农民的愚昧，薄情和自私，仿佛新中国成立二十多年来农村和农民没有任何变化，或者说变得更糟更坏，这既不客观，也不实事求是。《红杉树下》不是这样，作者没有回避穷乡僻壤的落后，但更多写到了其变化，充分揭示了农民勤劳、淳朴、善良的本质。在这里，以作品主人公郑东杰为代表的知青们，不仅在思想上、精神上得到县、公社和大队三级领导的引导和培养（提干、入党）......

  这部小说浓墨重彩描述了这群时代青年在蹉跎岁月里的青春之殇，结尾部分写到了后知青时代他们不同的人生抉择。郑东杰回城后参与企业的经营体制改革，后下海经商创办了大地实业公司，并投巨资在当年插队的地方建学校、开工厂，搞旅游，积极投身于新农村城镇化的建设中来。杨文澜随落实政策的父母调往北京，生前从事小学教育。章艳、陈霖考上大学，毕业后或留校任教，或回到当年插队的县医院做了医生，实现了他们心心念念的人生理想。刘学卿成长为当地的县委副书记。徐叶青、董淑娟返城后结婚生子，儿子留学澳洲，生活安定幸福。断指自残回城的李晓斌顶职当上了银行出纳。那个逆来顺受，被生产队长赵刚先奸后婚的乔琳，最终与赵刚离婚，后来，她在海州市买了一套小型公寓，与女儿同住，又租了一间小门面，从事个体经营，出售烟酒杂货，也还自在。至于那个写匿名信，破坏郑东杰、文澜婚恋的许明松也回到了城市，他一直因当年的失德举动而自责，内心备受折磨，悔恨不已……不同的出身、个性、教养和历练，造就了不同的人生结局，作者的展示是真实的，符合生活的逻辑。只是，文字过于简括了，当然，这也不能苛求于作者，也许，后知青时代这群“老插”们及其后代的故事，想必会是下一部长篇小说了。毕竟，这代人是四十年改革开放的亲历者和参与者，发生在他们身上的故事与波澜壮阔的四十年息息相关，这些题材的作品，应该会受到欢迎。期待陈德民和更多的作家，“该出手时就出手，”在新的探索和突破上给我们带来惊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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庞瑞垠，著名作家，全国五个一工程奖获得者，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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