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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者很多上班一族都有过以下经历……
在人头涌涌的地铁月台，列车到站。你看到车厢中央尚有不少空间，但刚上车的乘客，情愿挤在车门附近也不愿往内推进。你心急如焚，觉得他们应该走进一点，却只能目睹列车关门，驶离月台。有些时候，角色是会调转的，但你会走进车厢内吗？有时会，但有时你也会选择靠近车门，任由月台上的心急人目送列车远去。
处境不同，抉择不同，不管是源于甚麽心态，当中的行为与认知偏差，或许可以解释某些社会问题为何难以根治。譬如，儘管香港三个堆填区预计将会在2020年前相继饱和，环境局亦早已提倡源头减废，然而弃置于本港堆填区的固体废物，近年仍是有增无减。去年的一个调查更发现，近六成受访者几乎每天都会购买胶樽饮品。换言之，即使知道堆填区即将满泻，大部分人还是未能减少製造垃圾，甚至依旧购买用完即弃的商品，加重堆填区负担。
大改动出台需时
香港政府多年来推行了不少环保政策措施，尝试藉经济诱因改变民众行为。除了2015年开始全面实施的塑胶购物袋环保徵费计划(胶袋徵费)，环保署现正筹备落实玻璃饮料容器强制性生产者责任计划(即按樽收费)的安排。今年3月，环境局更将都市固体废物收费计划(即垃圾徵费)的条例草案提交立法会审议，预计计划最快可在2019年下半年开始实施。
至于成效，政府数据显示，全面推行胶袋收费后，2015年胶袋在堆填区的估计弃置量，按年下跌大约25%。[8]然而也有报道引述政府统计处数字，指2016年背心袋的入口量，倒升至八年新高。业界亦反映胶袋产量虽然一度下跌三成，不过计划实施两年后，产量已轻微回升，当中网购和速递用袋产量更升了一成。
以上的数字固然不能用于论断计划成败，却可为我们带来一些反思。胶袋收费虽然涵盖全港所有零售商户，包括邮购或网购，但市民却不需要为海外网购缴付胶袋税；另一方面，作预先包装货品的胶袋，或是构成货品一部分的胶袋，亦毋须收费。这些漏洞，可能是网购和速递用袋产量上升的一个原因。
或者有人觉得可以立法解决，但要规管货品和邮件包装，未见得切实可行，而且立法及推行需时。根据过往经验，胶袋徵费用了六年才由首阶段扩展到全面徵费；按樽费由2013年开始进行公众谘询，去年5月完成三读通过法例，计划详情仍有待环保署公布；垃圾徵费的公众谘询在2012年进行，预计最快要后年才能实施计划。
弹指之间促使行为改变
撇除经济诱因和立法规管，或许我们更需要大多数人自觉作出环保抉择。学术界也有人进行不同研究，尝试掌握说服人改变行为的小技巧。
美国市场心理学教授Robert Cialdini就曾设计一个小实验，希望找出能改变行为的「秘诀」。在一个小郊区，Cialdin的研究小组在一个月内，每星期都在一些选定的住户大门门把上，挂上一个告示牌。告示牌有四种，分别以不同理由劝告屋主节约能源，第一种是为了环境保护；第二种是为了子孙后代；第三种是为了节省金钱；第四种则指出屋主大部分邻居每天都在节能。
一个月后，他们读取这些家庭的能源标数，并将标数与其他没收过任何告示牌的住户比较。他们发现，唯一影响他们使用能源习惯的，是第四种告示牌。心理学家认为告示牌的魔力源于社会规范(social norms)，因为人类倾向藉观察他人来确定「正确」的事，所以当其他人都节能时，他们就会觉得节能是正确的，然后跟着一起节能。
简单而低成本的几个告示牌，意想不到地改变了人的行为，为节能带来事半功倍的效果。这种从认知行为着手，运用策略改变市民行为的做法，在外国已经不乏案例，而且做法及形式多变。例如，一间德国能源公司曾寄信通知15万个顾客，表示公司已废除原有的计划，并为他们提供三个新方案，其中一个是预设的、较为环保的计划。两个月后，94%顾客没有特意更改选择，继续选用预设的绿色方案。一般人不会特意更改选择的心态，在这里发挥作用，大大增加了採用绿色方案的顾客百分比。
「小手段」非万能 小心聪明反被聪明误？
不过，政府在採用这些「小手段」时必须谨慎，以免弄巧反拙。以色列两位经济学家所做的实验，便显示错误的干预可能会招致无法逆转的反效果。在当地，不少日间托儿中心都面对家长迟来未有接回小孩，令老师超时工作的问题。于是有人建议向迟到的家长罚款，期望改变家长的行为。建议最终获得採纳，并在10间托儿中心进行了20个星期实验。在第5至第17个星期，团队在其中6间中心加入罚则，父母迟到10分钟以上，需缴交10新谢克尔元。
实验结果颇能引人深思，因为罚款制度，反而令迟到的父母数量大增，即使其后罚则取消，也没能减少迟到父母的数量。实验结果有许多诠释角度，其中一个关乎社会规范。在未有罚款制度时，父母会认为老师留下来等待父母接回小孩，是因为他们慷慨，因此父母会觉得自己不应该利用老师的慷慨而迟到。然而，罚款制度将老师超时工作变成「可付费的服务」，合理化了父母迟到的行为，而一旦迟到成为可以用钱量度的服务或商品，父母就很难再次改变心态。
多国政府更注重行为科学
透过小点子促成大改变，虽然近年获得各地政府加倍重视，不过以色列的案例，反映了小心测试的重要性。亦因如此，先以实验测试成效，再思量如何推行，是不少政府采取的策略。
其中英国政府在2010年成立了行为洞察小组(Behavioural Insights Team，简称BIT)，旨在应用行为科学，鼓励民众作出对自己及社会更好的选择。美国亦在2015年通过类似的行政命令，希望透过相关研究制订出更好的政策。去年2月，澳洲亦成立了行为经济小组，进行研究并将结果运用到设计政策上。
「社区实验」并不限于环保政策。查阅BIT的年度报告，他们正进行的研究范畴，包括医疗与健康、教育、民政事务、可持续发展以及提升生产效率等。每一个政策范畴都能发展不同的研究，再以研究结果为基础，推行改动细小而且成本低廉的政策。以税务为例，BIT在一半的追收税金信封上增加了「九成人按时缴纳税款」的提醒，成功增加收回税收的比例，协助政府收回2.1亿英镑的税款。
香港做了什么？可以再做什么？
在香港，渔农自然护理署(渔护署)自2015年推行的「自己垃圾自己带走」计划，也有着BIT精神。据报道，渔护署认为在行山径设置垃圾箱，会提醒市民要弃置废物，反而令垃圾箱及周围堆满废物，因此决定分两阶段移去全港沿行山径而设的垃圾箱。截至去年，署方已移除一半垃圾箱，而计划亦颇见成效，大部分远足径上的废物弃置量已大幅减少，其中大屿山凤凰径每月平均垃圾收集量，更较移除垃圾箱前大减近九成。
「自己垃圾自己带走」计划反映了，只要用得其所，最轻微的变动、最简单的方法，也能达至显著成效。香港如果要成立自己的研究小组，能否从英国BIT研究小组的经验中得到启发？
若说香港能学习什么，首先必须要有实验精神，接受有失败的可能。BIT的年度报告中，也有不少实验组和控制组差距不大的实验结果。[22]而且各地社会规范不同，在英国可行，不见得能在香港应用，因此，各地政府必须接受有「实验没有成功，同志仍需努力」的可能。
另一方面，这类实验属跨学科研究，需要跨学科人才。以英国BIT为例，他们的团队超过100人，既需要经济学专才，也需要心理学学者，更要有熟悉政府决策的人。香港若要成立类似的小组，也需要选贤择能，令小组运作顺利。
英国的BIT为了测试实验成效，也会与其他政府合作，包括澳洲、美国、新加坡。去年9月，BIT更在新加坡设立了办公室，为新加坡政府提供支援，研究如何增加市民参与退休保障谘询的比率，亦与当地院校合作，教授使用行为洞察的概念。
万事起头难，像这种摸着石头过河的研究，要从头做起不是易事，更遑论要另拨资源成立小组。像新加坡与英国BIT的合作模式般，邀请海外有相关经验的人才到港交流，就单一议题合作研究，不失为一个开展相关计划及培育人才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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