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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黎清《宋代江西文学家族研究》读后
王琦珍（江西师范大学文学院 教授）
中国古代文学的发展，与传统的家族文化、谱系文化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但对这方面的研究，长期以来一直没有引起学界太大的重视。近20余年来，一批年青的学者，以一种全新的眼光，在这一领域进行了十分可贵的探索，取得了许多引人注目的成果。新近出版的黎清的《宋代江西文学家族研究》就是其中的一项。
我所以这样说，主要在于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是它无可替代的文献价值。
宋代江西文学历来被人称之为整个宋代文学的“半壁江山”，这说法自然有些溢美。但宋代江西作家对整个宋代文学所作出的杰出贡献远高于他处，则也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宋代诗文革新运动的领袖欧阳修在《送杨辟秀才》中曾不无自豪地说过：“区区彼江西，其产多材贤。”南宋的李道传在为杨万里作的谥告中也说：“切观国朝文章之士，特盛于江西。如欧阳文忠公、王文公、集贤殿学士刘公兄弟、中书舍人曾公兄弟、李公泰伯、刘公恕、黄公庭坚，其大者，古文经术足以名世；其余则博学多识，见于议论、溢于辞章者，亦皆各自名家。求之他方，未有若是其众者。”而更为值得注意的，是在他们的后面，又总是屹立着一个有着极其深厚家学渊源的传统的文学世家，或者一个颇具规模的文人群体。这使他们的崛起，往往呈现出一种令人惊骇的态势。
宋代江西文学发展中所呈现的这种极为突出的家族性特点，我们在上一个世纪九十年代编写《江西文学史》时也已经注意到了，但限于当时的条件，尚未有专门性著作，对这一现象进行全面的梳理与研究。所以，在《江西文学史》中，虽对临川王氏、晏氏、谢氏，南丰曾氏，分宁黄氏、徐氏，洪州洪氏，新余刘氏等家族均有所论列或涉及，但从总体上看，总觉得对这些家族与文学的关系，发掘得还是很不够，阐释得还是还不深的。从某种意义上讲，黎清的这部《宋代江西文学家族研究》，恰恰弥补了宋代江西文学研究中这一不足。
要说明的是，《宋代江西文学家族研究》所采用的是唐代江南西道的地理概念，所以将宋代曾划规江南东路的饶、信、江三州及当时属于徽州的婺源也依旧涵盖于其中，其涵盖范围和今天的江西行政区域大体相近。全书分上、下两大编。上编用12章的篇幅，逐一地考察了江西9州3军及婺源所有传统文学家族的情况，涉及的传统文学家族151家，作家567人。作者从大量的史传、方志、笔记、总集、别集中，搜集了非常丰富的材料，详细地介绍了这些文学家族的爵里、家世、所产生的作家人数、文集的名称及作品遗存情况，介绍了他们在当时文坛上的影响、成就和风格特点。在下编中，又以列表的形式，对这151个家族的仕宦构成、代际构成、各个家族作家人数、各人文集及诗词文各类作品遗存数量、各家族所编刻的家集等情况，都做了细致的统计和量化分析。其工作量之大，荟集资料之难，都是难以想象的。但作者一丝不苟，分门别类，逐一地做着这种极为繁琐的、细致的搜集、整理和量化分析的工作。这种分析，和上编关于各个文学家族、各个作家的基本情况介绍有机地结合在一起，从而较为全面、具体地展示了宋代江西文学家族的整体面貌，以详细的史料，突出了宋代江西文学的家族性、群体性特点，充分地展示了他们在中国文学史上所作出的极其卓越的贡献。尽管这些统计和介绍还可能有某些遗漏，但宋代江西文学家族的相关文献，应该说是在最大限度上涵盖到了。毫无疑问，这是迄今为止对宋代江西文学家族文献的首次全面荟集和整理。这无论是对研究宋代江西文学的学者来说，还是研究整个中国宋代文学的学者来说，都是极有帮助的一部学术著作。我想，在今后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它的文献价值将会是无可替代的。后继者可以作一些补充和拓展，但要想超越，至少在短期内，恐怕是不大容易的。作者严谨的学风，对当今显得颇为浮燥的学界来说，也有某种程度上的借鉴意义。
其次，是作者对宋代江西文学家族群集这一现象，进行了较为全面和深入的理论分析和探讨，作出了令人信服的解释和论述。
一个地区如此众多的文学家族和文化名人的集中涌现，毫无疑义地和这一地区的文化底蕴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江西自古就被称为吴头楚尾，粤户闽庭，极其特殊的地理环境使它在长期的历史发展中，成了中原文化南下进程中一块最为理想的沉积区。秦汉之后，直至南宋，中原文化在江西的大规模沉积，大体上说，主要有三次：一是晋室衣冠渡江，二是安史之乱至唐末五代因中原和东南战乱引发的士大夫家族的大规模南迁，三是靖康之变，宋室南渡。对宋代文学的发展来说，影响最大的是后两次。在当时的条件下，这种迁徙又大多借助水运。江西的三大水系也就决定了这些士大夫家族进入江西之后的地理分布，因而也显示出一种和家族性相关的群体性特点。其次就是极为深厚的家学渊源。这中间，除普通百姓带来的中原文化之外，更为主要的，还是士大夫家族对上层文化的传播。这些士大夫家族，来自中原或东南文化发达地区，虽然在严酷的政治斗争中显晦无时，或者在江山易代中迁徙流离，但几乎无一例外地都有着极其深厚的家学渊源，他们对教育的重要性，一直就有着相当明确的认识。由于他们家族的地位和影响，以及士大夫家族较为宽裕的经济条件，他们便更具备了社会和家庭联合教育的优势。宋代以来，江西兴学之风尤盛，官学私学，遍布各地，长盛不衰。严格的、科学的教育，无疑地会为高质量人材的培养，创造优越的条件。会为他们以后的成功奠定基础，铺平道路。而其中的受教育者，又绝大部分是传统的士大夫家族的子弟。加上这些士大夫家族之间，又往往有着错综复杂的姻亲关系或社会关系，来往密切的家族之间，互相影响，互相提携，这都为他们跨入仕途，甚至进入社会政治和文化的最高层，在各个领域崭露头角，提供了条件和机遇。对先辈的崇敬与仿效，会促使他们不停地去奋斗与探索，他们中间一些出类拔萃者也就比较容易地成为政界或文坛上的名人。江右文化名人极为鲜明的家族性、群体性特征，便充分地说明了这一点。
《宋代江西文学家族研究》充分注意到了这些深层的原因，所以在对相关文献资料进行全面荟集的基础上，在下编中辟出5章对这一现象进行了专题性的研究。这些研究涉及到江西文学世家的地理分布及其特征，这些家族的进士构成、仕宦情况、代际构成及性别构成，家族所遗留的文学作品数量，家族间的联姻对人材培养和文学创作的影响，宋代文学家族所以如此兴盛的原因等诸多方面。又在“余论”中对其他一些稍微次要的问题，如重大政治变故对家族文学的影响、家族中具体的文学创作教育对文学人材的培养等进行了补充性的论述。从涵盖范围来说，这无疑是一种全方位的研究与观照。这种研究与观照又是以对各个专题极为具体、细致的分析为基础的。比如关于宋代江西文学家族所以如此兴盛的原因，除在第十六章论及姻亲关系的影响之外，作者在第十七章中，便从士大夫家族的南迁、宋代江西经济的繁荣、教育的发达、士子的好学、恩荫制度及家集的编刻等多个角度作了细致的探讨。尽管这些问题以往的讨论中不少人都注意到了，但作者还是有自己的新见解，比如恩荫制度及家集的编刻对文学的影响，就是过去的论述所未曾涉及到的。而在对其他曾讨论过的原因进行论述时，作者也补充了许多新材料，论述中也表现出了自己独立的思考。这都是值得称道的。这种理论的观照反映在一些很具体的细部分析上也一样。比如第十四章第一节，在以表格的形式具列了江西文学家族的代际构成之后，作者规纳出了六个方面的特点，其中最为值得注意的是：一、延续8代的家族有3家，分别是南丰曾氏、分宁黄氏和婺源朱氏，而紧随其后的是临川王氏，延续了6代。二、延续2代至3代的家族占绝大多数，呈现出一种“文不过三代”现象。三、3代以上的家族和3代以下的家族相比，所产生的文学家占宋代江西文学家总数的三分之一，成一种很明显的“金字塔”式的结构。四、一般来说，文学世家的代际构成和他们在文学上的影响与地位是成正比的，但这又不是绝对的，象欧阳修家族虽未出3代，但欧阳修的成就，就比延续多代的文学世家更具影响力。这种全方位的观照和具体的论述紧密结合，就使全书的研究显示出了很强的理论色彩，使它没有停留在一般的文献整理的层次上。当然，这种理论的分析如果能够更深入一些、更展开一些，书稿的学术价值也就会更高一些。
最后，我想谈谈这部著作的研究方法问题。或许有人会认为，《宋代江西文学家族研究》所采用的是传统的研究方法，甚至还有很重的考据的色彩。但我倒觉得，这是一种误解。在文学研究领域，对于如何借鉴西方的文学研究方法，自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以来，一直是一个颇有争议的问题。其实，借鉴任何一种研究方法，都不应该只停留在新名词概念的滥用和方式的机械照搬上。《宋代江西文学家族研究》的选题本身就反映出作者对新方法的科学选择与借鉴。这里既涉及到文学地理学的研究范畴，又涉及到文学社会学的范畴，而不是仅仅局限于文学本身，更不是如同过去那样往往停留于对某一个作家乃至某几篇作品的孤立的研究。作者完全是把宋代江西文学家族作为一个整体、一种很突出的文学现象来进行观照的。这就为我们对宋代文学的研究提供了一个全新的视觉，一个较之传统的研究更为开阔的视野。而由于宋代江西文学在整个宋代文学史上的特殊地位，《宋代江西文学家族研究》的学术价值也就不止限于江西地域文学这样一个小范围内，它从另一个角度很明确地揭示了宋代文学所以繁荣的更为深层的原因。从某种程度上讲，我觉得这部著作，在当前方兴未艾的文学家族研究中，是一个比较成功的范例，对传统文学世家研究的理论提升和范畴拓展，提供了一些极有借鉴意义的经验。
（原载：《宋代文学研究年鉴（2012-2013）》，武汉出版社，2015年9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