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我爸是李刚”到“我儿是聂和平”

    巡视组刚进驻阜南，就接到多名群众的实名举报。举报称，聂和平在县城中心地段有一栋5间5层高的楼房，后面还有个大庭院......巡视组成员乔装成阜南县房产局人员，以查房产登记的名义前往聂和平家进行暗访。到了现场，果然看到群众反映中的楼房。敲响房门，一位老太太开了门，问明来由后，便说了一句令巡视组人员十分吃惊的话：“我儿子是聂和平，你们都敢查！（人民网）

    2010年的一起醉酒交通肇事案，让“我爸是李刚”火遍全国；6年后的今天，当纪检人员乔装上门取证调查时，又迎来了一句“我儿是聂和平”。老百姓在看到这种报道时，第一观感都是这个当官的肯定问题不小——但实际却是聂和平确实违法违纪被调查，但李刚却在当地为人官声都还不错。因此，简单地原因归咎于官员自身不正而使得家属横行无忌显然有失偏颇，那么真正导致不尽相同的为官为人之道，却有相同仗势凌人家属的原因究竟为何？

    人们在面对两个素未谋面的陌生人时，倘若其中一人介绍说自己是我们某个熟人的亲戚，肯定会先有几分亲近之感，在条件相似的情况下，也会倾向于自己这个熟人的亲戚，很少会有人能不偏不倚；同样面对两个陌生人，其中一个声称自己是某某官员的亲戚时，很大一部分人也会倾向于这个人，或者是不想得罪，或者是想讨好，但总之，也很少会有人能不受影响——前者是因为亲疏有别，后者则是赤裸裸的对权力的畏惧与追崇。

    无论是李刚的儿子还是聂和平的母亲，并非权力的直接受益者，但正由于权力的制度化还不够规范，约束力还不够强，而使得大部分人们在面对他们时，都下意识地对着他们背后的权力弯下腰——于是他们的脾气涨了，态度强硬了，整个人都变得猖狂了。可以这么说，真正让他们如此嚣张跋扈的不是权力，而是社会对权力的态度。

    因此，无论是官员自己的贪污腐化还是家属的嚣张跋扈，都源自于社会对于权力的爱与憎。憎，是畏，怕权力给自己穿小鞋；爱，是求，希望权力为自己开方便之门。说到底，趋利避害是人类的天性，在面对权力时，有这样的举措并不为怪。但正是这样，更应当给权力以足够的约束和规范，只有真正将权力关进笼子，让权力在自己的轨道上运行，不由个人的意志为转移，人们才不会感受到权力对自身的影响，才能消弭社会对权力的迷恋，才能将那些扯权力为大旗，狐假虎威之辈打回原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