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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清玄写过这样一个故事：一位在山中修行的禅师，夜晚散步返回住处时，在皎洁的月光下，发现自己的茅屋里有小偷光顾，他知道小偷一定找不到任何值钱的东西，就把自己的外衣脱掉拿在手上，对小偷说：“你走老远的山路来探望我，总不能让你空手而回吧，夜凉了，你带着这件衣服走吧！”说着，就把衣服披在小偷身上，小偷不知所措，低着头溜走了。禅师看着小偷的背影消失在夜色中，不禁感叹道：“可怜的人呀！但愿我能送一轮明月给你。”第二天，禅师看到他披在小偷身上的外衣被整齐地叠放好，放在门口，他非常高兴，喃喃地说：“我终于送了他一轮明月。”
禅师就是禅师，慈悲为本，宽大为怀，非但没有怪罪小偷，相反，用自己的慈悲感化了小偷。这是平常人很难做到的，唯其难，更显得可贵。
一位老先生是画家，并未成名。如他这样的画家真的太多了，然而像他这样生活的人，却又少之又少。他早年的时候被划作右派，历经劫难。那时他所在的厂里，有一位干事，没事的时候经常到他那里，向他讨教，不料，就是这位干事把他告发，说他画的一幅画有严重的问题，由此，老先生被捕入狱，关了五年，在劳教的农场里还得过一场大病，差点死掉。劳教期满后，回到乡下，养了五六年才得以恢复。老先生命好，盼来了平反，人逢喜事精神爽，此后一段时间，老先生身体挺棒，还一度做到县政协的委员、副主席。老先生在县里权高位重的时候，当年那个告发他的干事在某局任主任，对于当年的事，这位干事一直担惊受怕着。两人别后第一次见面是县政协组织的一次座谈会，干事也在列，而老先生是主持人。在座谈会上，一向谈风甚健的干事，一直沉默无语，不敢抬头直视老先生。座谈会快结束的时候，老先生温和地说：“请×局的×主任来谈谈。”干事愕然，但老先生却笑容满面，鼓励有加。干事便放下心来，侃侃而谈。干事谈罢，老先生连声称好。此起事件，在圈子里被传为不计前嫌的美谈。老先生说，恨一个人，肯定投入愤怒、痛苦、时间、精力……这么巨大的成本我是支付不出的，因为我付不出，所以我放弃。这是一种超然脱世的境界，并不是人人都能具备。这需要极大的胸怀和度量，有量才有谅。
非但不计前嫌，反而以德报怨、仇将恩报者，度量一定是大到相当程度了。王安石曾“三起三落”，寇准却是“五起五落”。使北宋名臣寇准“落而再起”的人中，王旦也是很得力的一个。就在毕士安力荐寇准十年之后，即大中祥符七年，因为王旦的推荐，已经罢相八年的寇准聘任枢密使。关于王旦与寇准，有三件事值得一说。王旦与寇准分别为中书省和枢密院的长官。王旦常在宋真宗面前称善寇准，寇准却有数次说到王旦的不是。宋真宗对王旦说：“卿虽称其善，彼专谈卿恶。”如果没有一定的肚量，王旦或许会愤然作色，不说寇准“忘恩负义”“恩将仇报”，至少也会对寇准从此怀有戒心。然而，王旦却认为寇准说他的不是，乃是“理所当然”的事。他对宋真宗说：“臣在位久，政事缺失必多，准对陛下无隐，益见其忠直，此臣所以重准也。”中书省和枢密院互送公事，并有一定的“格”。一次，中书省送枢密院的公事违“格”，寇准向皇帝反映了，于是，王旦受到指责，堂吏也一概受罚；过了不久，枢密院送中书省的公事亦违“格”，中书省堂吏以为找到了一个报复的机会，欣然将它上呈王旦，王旦却只是叫他们送还给枢密院。大中祥符八年，寇准因为得罪了宠臣林特而再次罢相。他托求王旦，希望担任使相（即节度使兼同平章事），王旦勃然作色，说：“将相之任，岂可求邪！吾不受私请也。”不久后，寇准却被宋真宗任命为使相，他入见叩谢，说：“非陛下知臣，安能至此。”没想到宋真宗告诉寇准，这是王旦的主张。寇准于是自叹不如王旦。
现实生活中，我们常常对自己的错误不自觉，却对他人的小小过失不肯原谅，大声指责，朋友之间甚至因一些不足挂齿的小事反目成仇。事实上，揭发别人的过错并加以指责，不但很难达到劝人改过的效果，反而会使彼此的沟通受到障碍。所谓包容，“包”，就是心境宽广，具备涵养；“容”，就是以开阔的心胸，原谅别人的过错。学会包容，要让自己拥有一颗善良的爱心，戒骄戒躁，遇事冷静，凡事为他人着想，推己及人。谅解别人并不难，最重要的是有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