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篇小说《敦煌道士》新意迭出

人物形象颠覆“定论”   故事翻新令人沉思          

长篇小说《敦煌道士》新意迭出

      【中华时报/中华新闻通讯社讯】（记者甘木 实习记者杨紫晗报道）一百多年前敦煌藏经洞的发现是世界文化史的一件大事。在后来的十几年间，洞藏经文流失殆尽，莫高窟壁画及雕塑被盗，成为国家的奇耻大辱。时值清王朝风雨飘摇，即将倾覆，无暇理会这些文物，国宝之类的事，只有几个文人才子痛心疾首，发出“敦煌者，吾国学术之伤心史也……”的感叹，说这话的就是著名的文史大师陈寅恪。   

        藏经洞是谁发现的？莫高窟一个名叫王圆箓的道士。经文流失到哪儿了？大部分的精华被王道士卖给外国人了。于是敦煌国宝被窃取，王圆箓监守自盗，十恶不赦，成为了这桩公案的定论。本世纪初，一位文化名人在其描写敦煌的《道士塔》中，还对王圆箓极尽挖苦抨击。

        历史到底是怎么回事？

        由甘肃省读者集团敦煌文艺出版社出版的长篇小说《敦煌道士》，日前正式出版发行。著名作家杨显惠在为该书所写的《序》言中，称赞这部作品是“一部具有思想深度和艺术质量的好作品。”      

        上世纪初，莫高窟下寺住持道士王圆箓发现了藏经洞，一个世界级的文化艺术圣殿由此呈现在世人面前。藏经洞文物之多，内容之丰，方面之广，创下我国古代文献发现之最，也是世界上为数不多的古文献发现之一。直到今天，因为这个重要的发现，使荒远的丝路重镇敦煌成为具有国际影响的历史文化名城。可以说，没有藏经洞，就没有今天名扬天下的文化名城敦煌。        

        而长期以来，藏经洞的发现者却很少为人所知，在不得不提的时候，也总是以一个罪人或者小丑的形象出现。长篇小说《敦煌道士》以王道士为主角，对这个敦煌史以及中国文献考古史上的关键人物，进行细致的描写和艺术的再塑。围绕藏经洞文物的去留、存毁，描绘出一幅正处于社会巨变中的众生相，同时展现了当时中国社会的百态图景。        

        有关王道士的介绍，过去也有一些文章，但大多是形象的丑化和行为的批判。《敦煌道士》完全抛开了简单的评判和武断的“定论”，而是一个不戴任何脸谱的全新的艺术形象。或许是作者是新闻记者的缘故，在他的笔下，纯粹是客观的描写，不拔高不贬低，不化妆不做作。在作者的笔下，王道士既非英雄也非小人，既非圣贤也非俗流。他就是一个半路出家的道人，一个有血有肉的凡人。他有着普通人的情感，也有着普通人的欲望，使王道士这个艺术形象更具人性化。        

        《敦煌道士》以开放的视野，细腻的构思和朴实的笔触，艺术地再现了一百多年前发生在敦煌鲜为人知的故事。作品依据史事却又不拘泥于史料，有些人物形象彻底颠覆了以往的“定论”。作品以历史事件和人物为蓝本，运用文学的手段，对过往历史进行理性的剖析和艺术的梳理。  

        文学的意义在于记录时代，并表达作者对那个时代的理解。《敦煌道士》以藏经洞文物流落国内外为故事主线，同时已广阔的视野，扫描了20世纪初中国社会蒙昧、愚弱、短视的政治经济及社会现状。作品对王道士这一人物性格的分析准确到位，对其心理的刻画也透彻到位。除此之外，对几位“洋人”和其他人物的描写也是活灵活现，有血有肉，给人以如见其人之感。

        敦煌是甘肃的一张名片，进一步宣扬推广、打造建设文化敦煌，将是甘肃文化建设的重要任务。近些年，敦煌在设施建设方面已取得公认的成绩，但在文化建设方面仍有巨大空间。从这方面看，长篇小说《敦煌道士》的出版的确可喜可贺，希望文化部门加大对敦煌文化艺术研究和创作的力度，使这张名片更加靓丽，更加具有魅力。

       【作者简介】陈华，祖籍甘肃武威，生于兰州。媒体人，高级编辑。插过队，当过兵，做过工。1984年开始从事新闻工作，曾获中国新闻奖一等奖。著有《关于本报讯——消息写作ABC》；大型丛书《和谐甘肃读本》之《惠民隆业》主编。参与主创的电视片《跨越——甘肃改革开放三十年》，并获敦煌文艺特别奖。专业之余，创作散文、诗歌、报告文学若干，其中歌词《今天我们走来》被评为首届中国丝绸之路节歌；《感动》被定为每年一度的“感动甘肃陇原骄子”颁奖典礼主题歌；《兰州牛肉面》网络点击逾百万。专业之余，陈华创作大量诗歌、散文、报告文学等。他从未涉足小说创作，长篇小说《敦煌道士》是他的小说处女作。

附：长篇小说《敦煌道士》序

杨显惠/文

        冬至节前一天，陈华打来电话，说写完了平生第一部长篇小说《敦煌道士》，要我写几句话。我翻阅了这部30余万字的长篇，感到是一部难得的好作品。

        甘肃是我的故乡，陈华是当地报纸的记者。十年前，因为工作关系与他相识，此后每到兰州，都要一起坐一坐，聊一聊。或许是新闻记者的缘故，他对一些事物的见解与众不同，直接而尖锐。今年中秋节前与他小聚，听他说正在创作一部关于莫高窟王道士的小说，我觉得王道士的确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人物，但写起来并不容易。因为这个人物在学术圈乃至社会上已有定论，如果以此而写，很容易使人物脸谱化、简单化。看完作品后，这些担心马上没有了。这是一部态度严肃、素材丰富、手法朴实、内涵深刻的小说。它以历史事件和人物为创作蓝本，运用文学的形式，对人们熟悉的敦煌故事进行理性而艺术的描写，不失为一部具有思想深度和艺术质量的好作品。

        上世纪初，敦煌一下子扬名世界，是因为有个叫王圆箓道士发现了藏经洞。王道士是那个时代的小人物，如果不是发现了藏经洞，绝对不可能成为中外敦煌学界的“名人”。但这个“名人”又是那样的令人不堪，他形容“猥琐”、头脑简单，竟将价值连城的瑰宝廉价出卖，而且出卖的对象竟是洋人。为他以后成为“罪人”做了十足的铺垫。

        从藏经洞文物问世到现在，王道士已成了一个悖论式的人物。他将敦煌文物卖给外国人，使千疮百孔的中华民族又多了一个令人痛心疾首的创口。但如果他没有把卷子卖给外国人，而是送给或者卖给自家人，敦煌遗书无疑泥牛沉海；卷子流落海外，但它们依然完好地被保存着，我们今天还能看到它们；而如果流散于民间，卷子似乎在中国，却不知所踪！还有一个严重的结果，那就是敦煌将不为世界所知，敦煌学也便无从谈起……

       人们对王道士的评价人们甚为纠结，功过是非众说纷纭。事实上，对这样一个人物无论给于批判还是赞誉，都是一件很尴尬的事。

        一部小说如果也纠结于其中，那无疑是最无力也是最无用的作业。这些年，有关敦煌藏经洞的文章、书籍已有一些，但有关王道士的部分，基本上是形象的丑化和行为的批判。《敦煌道士》完全抛开这些简单的判定，全然是一个没有脸谱的全新的王道士形象。在作者的笔下，王道士既非英雄也非小人，既非圣贤也非俗流。他就是一个半路出家的道人，一个有血有肉的凡人。他有着普通人的情感，也有着普通人的欲望。他无意中发现了一个宝藏，而他对其价值却一无所知。这个发现给他的生活多了一份幻想，也平添了一份责任。他要付出时间和精力去管理洞窟里那些堆积如山的经卷，还要不时跑官府禀报经卷事宜，交涉索要保护费用，还要接待一个个前来取经的“洋唐僧”们……

            “中国的二十世纪初期，似乎是一个最不情愿向世界敞开门户而又门户大敞的时代”。这一时期国外探险队纷纷涌入敦煌。对于世界，对于洋人，凭王道士的知识和经验，又会有多少准确的认知呢？在他的观念里，“洋人兴许也是和我一样逃荒逃难的人，只是老家远了一点而已”。“原来洋人也是人啊，我一直以为他们是鬼子呢。”……王道士对待远道而来的洋人，既有一种对“官”的敬畏，也有一种对“客”的宽容。他甚至为洋人而发愁——“怎么着也得拿点东西回去。不然回去咋向他们的朝廷、他们的皇帝交代呢？他或许就是奉旨而来的，拿不到卷子，回去说不定要被砍头的……”他没有觉得向洋人卖卷子有什么不对，但“拿老先人留下的神物”换银子，仍觉得还是有些“亏先人”。出于这种矛盾的心理，王道士与每个前来“取经”的人都玩一番猫鼠游戏，实际上反映了他内心的挣扎。否则，他完全可以做“一锤子”买卖，一次性全部将文物卖给洋人，免得耗费时日和精力。

        小说里的王道士是一个充满矛盾的个体，他长年累月行走在敦煌城乡，为三清宫筹款化缘。他不是浑浑噩噩的“撞钟和尚”，也非一本正经的“云游道士”。“作为神的使者，又兼备人的本能”，他有着虔诚的信念，又有着世俗的私念，有荒唐的情欲经历，也有质朴的感情纠葛。他是那种“现有的银子现装上，现有的福气现享上”的俗人，也是那种坚信“善恶终究要报”的出家人。他“历经魔劫”，因此“灰心名利”，进而“看破红尘”；但又“乐观处世”，甚或“成才报国”，并且“再坠爱河”，他时而满嘴粗话，时而咬文嚼字，见了啥人说啥话，典型的江湖风格；时而怯懦羞涩，胆小怕事，时而一身是胆、莽撞随性，正宗的市井作派……他是中国底层社会小人物的一个典型形象。他的故事五味杂陈、耐人寻味，从中折射出昔日中国的影子。

        文学的意义在于记录时代，并表达作者对所描述的那个时代的理解，以此帮助人们了解那个时代。而要了解时代，最直接有效的方法是对人性的描写和剖析。在《敦煌道士》中，人性善恶不是简单的二元对立，也不是非黑即白的是非判别。王道士的一言一行以及心理活动，将一个有血有肉的小人物表现的活灵活现。作品对人物性格的分析准确到位，对其心理的刻画也透彻细腻。除了王道士外，几位“洋取经人”也是性格鲜明，形象饱满，给人如见其人之感。

        一部小说，没有必要要求故事里每个人的真实过往和来路去处。但毕竟又是以历史事件穿针引线，基本的事实要符合历史事件的来龙去脉。作者对史料进行细致筛选，认真分析，对一些粗略的史事加以充分的想象，使之更符合事物变化发展逻辑。

        陈华是位新闻记者，平时也写点散文诗歌之类的东西，但从未涉足小说创作，而一上手就来了个长篇，的确让人吃惊和佩服。或许正因为第一次，《敦煌道士》看不到什么特别的技法技巧，也似乎没有什么流派、主义，完全是一副我行我素、顺其自然的样子。语言看似随意，却在不时透露出机智、幽默和风趣，传达出作者对生活的感悟。像“碗里有肉，心里不愁”“笨嘴拙舌，没灾没祸”“贼不走空，财不自来”、“没心没肺，活得不累”“宁捅马蜂窝，不把官府惹”等等自创的谚语，在书中随处可见；对那些有上句、没下句的民谚俗语，又加一些自创的对应句，读来饶有趣味，如“四两拨千斤，一砖撑危楼” “无事不问卦，有钱别找茬”“病急乱投医，有事勤磕头”“洒向人间都是爱，化到银子便是缘”等。这些调皮而睿智的话，以后说不定真成了流行语呢。

        在这本书里，还不时出现一些富有哲理或幽默的经典语录，可列举一二：

        “在‘难得糊涂’成为一种信条的帝国里，聪明和责任的确需要一些勇气和资质，甚至需要付出惨重代价”；

        “凡是神神道道的东西，基本上都是用来蛊惑和诱骗的，这一点连僧道也不例外”；

        “如果贼匪笃信神明，是会祷告上苍赦免犯下的罪行呢，还是会祈求遇到更多抢劫的猎物？也许凡人永远揣摩不透贼匪们的心思。一般来说，行恶者大凡见庙烧香，遇神磕头，祈求宽恕罪恶，但不料总是刚出了庙门就再遇猎物，仿佛真是神意安排，不做都不行！这或许是强盗们痴迷神灵的原因吧？他们磕头忏拜，既求免罪又祈获得，两者兼而得之”。

        【作者简介】杨显惠：著名作家，著有《夹边沟记事》、《定西孤儿院纪事》、《甘南纪事》等作品。曾获全国短篇小说奖、中国小说学会奖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