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留给我的抗战臂章

　　父亲留下的抗日战争时佩戴的臂章，上面名字是「张宝铜」，父亲多用「宝桐」为名，以至于我的名字中两个「木」字，是各取了父亲的「桐」和母亲名字「桂兰」中的各一个「木」字。

    臂章是用俗称「土布」的材料製成的，横宽8.5釐米，竖高5.4釐米，正面用单蓝色印刷，单线框住的底色的蛋圆形留白图案，显得「十八集团军」的番号分外鲜明。下方是一排小字：「中华民国二十九年度佩用」，从年份算此物是1940年製作的，距今已有四分之三世纪了。背面除了也是统一用单蓝色印刷、单线框住的，还有其他个人的资料，如上方横排「字第六十三号」中的数字是用黑色毛笔写上去的，中间是统一印製的直排四行字：「尽忠职务 严守纪律 实行主义 完成革命」，在这四排字上有用红色印泥印上的「华北新华书店总店」的印章。

作者张林父母亲摄于1947年太行山革命根据地华北新华书店总店

　　父亲参加抗战，是拜国共合作之下的全民抗战所赐。1936年5月5日，红军发表了要求南京政府停战议和一致抗日的通电。阎锡山请来的蒋介石10个师却赖在山西不走，想藉「剿共」之名把阎吃掉。这是他当时的最大威胁，阎曾说：「我不亡于共，也要亡于蒋了。」经他再三考虑选择了「联共抗日」这条路。隐蔽在阎锡山政府机关和各社会团体中的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杜任之等人，随即在1936年下半年发出组织「抗日救国同盟会」的号召。后经阎锡山审定改为‘牺牲救国同盟会」，因怕得罪日本人。9月18日即「九．一八」五週年纪念日正式宣佈成立，阎任牺盟会会长。

　　山西省立国民师范学校，是阎锡山于1919年创办的师范学校。来自全国20多个省及海外华侨中的进步知识青年，其中包括周恩来、刘少奇、彭雪枫、周小舟等中共领导人曾在这裡为学员讲课，徐向前元帅及薄一波、程子华、王世英、李雪峰等山西籍的中共元老亦在该校接受马列主义的启蒙教育，走上了革命道路。所以，山西省立国民师范学校也被誉为「大革命时期的黄埔军校」，为发展壮大抗日民族力量，中共又在这裡建立了以军政训练班学员为骨干的山西第一支抗日武装——山西青年抗敌决死队。父亲1939年在其二舅父郭唐英（中共建政后首任广州市越秀区原称北区的区委书记）介绍下参加决死队，时年11岁，一同参加的我叔父张宝银烈士更只有9岁。

作者张林母亲摄于文化革命运动开始之前

　　1940年初，决死队列入了八路军的战斗序列，在抗战胜利后正式归入解放军的建制。1937年8月，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正式宣佈由原西北主力红军，即中国工农红军一、二、四方面军改编而成「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朱德、彭德怀任正、副总指挥。九月，按全国陆海空军战斗序列，又把八路军改为「国民革命军第十八集团军」，但由于八路军内部按习惯一直沿用这个称号。

    八年抗战中，决死队共参加大小战斗7000多次，毙伤日伪军五万多人，涌现出县团级干部5000多人、省军级干部500多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被授予少将以上军衔的73人。

　　父亲张宝桐在抗战时年龄虽小，但也曾与日寇进行过面对面的武装斗争，几次与死亡擦身而过。他算是部队中的文化人，因此后来被分配到华北新华书店总店工作。新华书店于1937年4月在延安创立，一路从延安、西柏坡，随中央机关进入北京。

作者张林（后中）参军时与同班同学的著名文学家朱自清之孙朱念清（后右）、孔子75代孙孔祥彰（后左）等合影留念

    1946年父亲与同在华北新华书店总店工作的母亲焦桂兰结识，当时在一起工作有被毛泽东誉为「人民作家」的赵树理伯伯。赵成名作《小二黑结婚》是解放区文学的典范，小说中宣扬的追求婚姻自主、嚮往美好生活的新思想、新风尚，对父亲影响极大。他于是毅然回乡结束了封建婚姻，于1947年中秋节由赵树理伯伯作证婚人与母亲在太行山革命根据地结合。

    当时，母亲除了配发的土布军制服，连一件平常女孩子穿的花衣服都没有。著名诗人、作家苗培时伯伯（著有历史小说《慈喜外传》、话剧《祖国青年》、京剧《李闯王》等）的妻子觉得新娘子怎麽都要在婚礼上豔丽登场，不能穿素衣结婚，就把自己的唯一一件花衣服给母亲穿上。婚后，书店领导安排母亲和苗培时伯伯的妻子、赵树理伯伯的女儿，继续在县城读书。

作者张林军旅生涯留影

    当时，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已移驻河北平山西柏坡，中央宣传部出版组并没有出版发行实体，华北新华书店总店就自动承担了这一角色，也因而成为敌机追炸的目标。

　　母亲于1949年8月在随新华书店迁往北京途中于河北获鹿县因走避轰炸早产而生下家兄，取名「张旭」，寓意即将诞生的新中国如旭日东昇。他是抱在襁褓中随大军进北京的，我也幸运地成为家族中出生在新中国首都的第一人。

    父亲抗战时的战友们，「文革」均受迫害，他自己也被打成「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而遭批斗。年仅38岁的他，一夜之间白了头。粉碎四人帮后的几年，他几乎每週都去八宝山革命公墓出席追悼会，他带我去过的仅有两次：一是曾介绍我进入国家图书馆工作的张德刚伯伯；一是最受父亲敬重的恩师、遭批斗惨死的「山药蛋派」文学开创者赵树理伯伯。

作者父亲抗战时佩带过的十八集团军臂章

臂章背面印有华北新华书店总店印章及写有作者父亲的名字

　　1951年，国家实行专业化分工，以新华书店为基础一分为三成立人民出版社、新华印刷厂、新华书店总店。母亲一直在新华厂工作到离休，父亲则一生工作多变——1958年「大鍊钢铁」，父亲当时已被选拔担任东城区委组织部长，然而，他服从国家需要，从出版系统调去支援钢铁建设；「文革」中又获派支援革命老区延安工业建设；改革开放后，才回到他所热爱的传媒事业，担任中国盲文出版社书记兼副社长。

    在陕北工作时，他特别向延安革命纪念馆反映只有「八路军」而没有「十八集团军」的臂章，馆方说没有收藏。父亲当即愿将自己臂章捐献，馆方在他的强烈要求下应允。而当待他从北京取回臂章送去时，馆方说已在当地找到了。

    父亲1998年去世后，我曾寻访他生前工作过的地方。在延安访问了父亲亲手创建的延安钢铁公司，并特意去延安革命纪念馆观看了与父亲相同的「十八集团军」的臂章，永久地在向公众展示。

　　父亲之所以成为战士，是因家族的男性全部投身抗战，未成年的也不例外。我祖父张三云早年加入中共，是抗日民主政权的领导人。他曾被日寇抓捕，在押解途中趁敌不备自行挣脱束缚逃出虎口。而父亲的外祖父和三舅父则惨死于敌人的刺刀之下。尤其是时任抗日村长、武装队长的三舅父郭唐弼烈士，因汉奸告密，被敌生俘。惨无人道的倭寇竟用蜡烛烧烤全身严刑逼供，他宁死不屈，壮烈殉国。

　　习近平主席于2015年9月2日在人民大会堂向30名抗战老战士、抗战将领、帮助和支持抗战的国际友人或其遗属代表颁发抗战胜利70週年纪念章，并在发表重要讲话时强调：「所有投身中国人民抗日战争中的人们，都是抗战英雄，都是民族英雄。」这对于抗日烈士和战士的后人，是极大的心灵安慰。

　　父亲一生朴素清廉、不搞特殊化，佩戴过的抗战臂章，是他留给我唯一有价值的遗物。他少年从军，就不断努力学习文化，战争年代，和平年代，动乱年代，从无间断。因此，才能成为战争中少有的文化战士、首届在中国人民大学毕业的工农干部和具有两项高级职称（高级经济师和高级会计师）的企业领导者。他为改变中国工业一穷二白的落后面貌，长期奋战在国家能源建设战线，成为新中国冶金工业的开拓者和技术专家。

    父亲敢于接受生命挑战和无惧艰难曲折的性格，永远是激励我勇于追求的精神支柱。他对传媒事业的热爱，更影响和造就了我家三代人，使我们成为名副其实的「传媒世家」，这正是父亲留给我的最珍贵的财富。

    睹物思亲，面对日本军国主义死灰复燃，若敌寇胆敢再来犯，我作为一名退役军人一定会像前辈那样，不惜流血牺牲，再拿起钢枪为民族存亡和解放而奋战到底！　（完）

七十年前的中秋节，先父与家母在太行山革命根据地华北新华书店总店，由「人民作家」赵树理伯伯证婚喜结连理。《父视留给我的抗战臂章》一文，2015年9月连载于《大公报》纪念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历史记忆」专栏，并被《香港作家联会》收录于明年出版的庆祝成立30周年「香港作家作品系列——散文卷」。

 谨以此文献给我的爸爸妈妈！

张林

张林，生于北京，资深传媒人、时事评论员，上世纪九十年代加入香港作家联会，著有文学故事《找寻自己的道路》，长篇小说《雾岛》三部曲《花》、《影》、《月》，中篇小说《枪声中的妙联》，评论集《台湾走入多事之秋》，散文集《父亲留给我的抗战臂章》。现任香港文化传播协会会长、维港作家汇副主席、香港中华文化总会副理事长、香港诗人联盟顾问、广东惠阳文学艺术界联合会荣誉主席、海龙国际教育创新研究院专家委员会委员等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