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一个27岁的中国女孩执导的短片《门神》获得了奥斯卡奖(学生单元)最佳叙事片奖,这个叫刘雨霖的女孩成为李安之后又一位捧得奥斯卡小金人的华人导演。消息传到国内,人们对刘雨霖的名字还稍感陌生,但随后,疏远的面纱揭开了——刘雨霖是著名作家刘震云的女儿。
刘震云对女儿刘雨霖的人生规划毫不干涉,他的建议是:“你做饭不错,可以当厨师,如果能把羊肉烩面做好了,我去吃的时候还能免单;你喜欢当导演,这当然也是可以的,看你自己怎么选。”
不干涉,是真爱,是更大的爱。这一点,古往今来,很多仁人志士一直恪守,而且效果很好。
鲁迅先生在小说《狂人日记》的末尾的呼吁:没吃人的孩子,或许还有,救救孩子。这篇以象征手法揭示封建礼教毒害人们的小说,意在让大人们不要把有毒的思想传播给孩子。“都是娘老子教的。”也就看出一个个白纸般的孩子都是大人涂抹出来的。要想救孩子,唯有自我反省,发现对孩子生命有妨碍的,务必加以消除。我们如何做家长呢?可以看看鲁迅先生的《我们如何做父亲》。
写于1919年的《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鲁迅在子女教育的问题上也是很前卫的,鲁迅理解当好父亲“是极其伟大和要紧的事,也是一件极艰苦困难的事”,但不意味着子女教育成功就是强迫子女按照自己的意愿修炼,实现“望子成龙”的目标。教育子女或者说“管教子女”,鲁迅指出“开宗第一,便是理解”,不要视孩子为“缩小的成人”。父母对于子女的“责任”,就是“健全的产生,尽力的教育,完全的解放”。鲁迅强调“长者须是指导者协商者,却不该是命令者”,“养成他们(子女)有耐劳作的体力,纯洁高尚的道德,广博自由能容纳新潮流的精神,也就是能在世界新潮流中游泳,不被淹没的力量。”在将近100年后的今天,这些话今日读之依旧令人警醒。
希望孩子成为什么样的人,应该能折射出为人父母者的价值取向。在这一点上,胡适和鲁迅是有着巨大的区别的:胡适希望他的孩子成为社会精英,“做最上等的人”;鲁迅则较有平常心,他在文坛行走多年,见多了正人君子们的种种丑陋嘴脸,看够了上层社会的堕落,不希望孩子成为空头文学家或空头美术家,他只希望孩子实实在在做人,“寻点小事情过活”。胡适一生,做的都是“最上等的人”,是皇上和总统的朋友,因而,他对孩子也有一样的要求。当年,胡适的儿子胡祖望在苏州读书,1928年8月26日,在致胡祖望的信中,胡适写道:功课及格,那算什么?在一个班要赶在一班的最高一排。在一校要赶在一校的最高一排。功课要考优等,品行要列最优等,做人要做最上等的人,这才是有志气的孩子。大约是胡祖望向父亲报告考试及格了,胡适才有了“功课及格,那算什么”之说。如果功课是优呢?胡适会不会像当今某些家长,又有别的说辞?难说。鲁迅临去世时,留下了一个著名的遗言,这就是收在《且介亭杂文末篇》中叫《死》的那篇文章。对于孩子的未来,鲁迅自然是希望“后来居上”的。他说过希望他儿子做父亲做得比他还好。但是,对子嗣未来谋生的手段,鲁迅却写下了这样的遗嘱:“孩子长大,倘无才能,可寻点小事情过活,万不可去做空头文学家或美术家。”鲁迅的意思很明白,宁可做一个能自食其力的劳动者,也不要做那种徒有虚名、华而不实之徒。胡适要求孩子做“最上等的人”,什么样的人算是“最上等的人”呢?他没有展开论述,但像胡适这样,一生大约应算是“最上等的人”吧?倘若以胡适本人为标杆,似乎不好说他的孩子完成了他下达的指标。胡适的长子是有一点出息的,蒋介石政权搬到台湾前后,胡祖望曾在他岳父驻泰国曼谷的一家公司任工程师。1953年迁居台北以后,往返于台湾、美国间,曾任台驻美经济机构代表。胡适的小儿子胡思杜在美国读了两所大学,都没有毕业,还几乎成了“问题青年”,终于当不成“最上等的人”。鲁迅的儿子周海婴,现在也是一个名人了,一生在捣鼓他的无线电,似乎不好断定是否属“寻点小事情过活”之类。周海婴写了一本《鲁迅与我七十年》,其中谈到他的儿子,也就是鲁迅的嫡孙周令飞卖爆米花一事,倒是蛮有趣味的。
作为一名伟大的教育家,梅贻琦先生倾其一生于清华的教育事业,为学校的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影响了一代又一代清华人。作为一家之长,梅贻琦是一位合格而优秀的父亲。他教育孩子有一套独特的方法:他从不训斥子女,并认为教育子女最有效的方法就是以身作则。梅贻琦特别尊重孩子们的意愿,对孩子们的选择,他会提一些建设性的建议,但不会干涉他们选择的自由。梅贻琦的大女儿想嫁给一个华侨,他并不认同,与女儿耐心长谈后,女儿依旧坚持选择,梅贻琦对此表示尊重。梅先生的儿子梅祖彦当年选择当空军翻译时,梅先生也向儿子建议道:“在学校学习的机会来之不易,希望能够珍惜,先考虑学业,再找机会报效祖国”,但最后是去是留,梅先生还是完全让儿子自己拿主意。
梁启超是享誉海内外的国学大师,他的长子梁思成是著名建筑学家,次子梁思永是著名考古学家。为什么两个儿子都没有继承他的学问,反而学起了建筑和考古这两门在当时非常冷的学科。梁启超不是个专制独断的家长,他安排梁思成学习建筑,是因其美术非常好;而梁思永则是因为性格沉着稳重,非常适合考古这种需要细心与耐心的学问。梁思成与梁思永学成归国后,渐渐成长为各自专业领域中的著名学者。而在梁启超建议下学习生物学的梁思庄,后来发现她的兴趣不在生物学上,苦恼的她向大哥梁思成诉说了此事。梁启超知道后,深为自己的引导感到内疚,他赶紧写信给梁思庄。在梁启超的鼓励下,梁思庄改学图书馆学,最终成为我国著名的图书馆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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