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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封信，我们谈谈自由吧！
我渴望自由，我热爱自由，我追求自由。
自由是一个好的东西，我甚至想说,它是世界上最好最好的东西。
如果你是自由的，你一定很高兴与人谈论自由；如果你是不自由的，那你就更渴望谈论自由了。
有时候，谈论自由也是一种享受。
1933年，郁达夫悲观地写道：“言论自由，在中国还谈不到。”
1933年的中国，属于民国。有很长一段时间，我们忌谈民国。
有关民国的话题，似乎隐藏着一种魔力。那种潜游在净空深处的味道，从历史的不远处，静静地向我们移来。我们无法抵抗这种黑白质感的诱惑。然而，太多的民国是演绎的产品、是虚无的华章，民国真实的样子不应仅仅从名人、类名人的塑造中诞出，不应仅仅在华丽炫耀的镜头感里展示。民国绝不是“万恶的旧世界”，也不是消失的“亚特兰蒂斯”，她是我们的先人曾经在纠结中不断尝试和追索的第一次现代，是灿若星辰的文化人第一次放胆展示自我。同时，传统与现代的角力，保守与开放的争夺，西学与中学的通融，专制与民权的恶斗，极度的聪明和极度的愚蠢，极度的崇高与极度的可笑，都在这个时代充分表演，并给后人埋下了种子。（《常识之无》，陈独秀等著，陕西人民出版社，2013年1月第1版）
这段文字，出自此书“出版者的话”。如果你对民国一无所知，那么“出版者的话”，基本可以让你了解民国，并有仰望之情。
正是因为“言论自由，在中国还谈不到”，灿若星辰的文化人才开始反抗、斗争和呐喊。事实上，后来的“打倒蒋家王朝，解放全中国”，正是这一反抗、斗争和呐喊的继续。只是手段不同罢了。所谓打倒，只有武装革命才能做到，亦即“枪杆子里面出政权”！
为了获取言论自由，即便动枪杆子，我看也有必要，我也乐意看到。
那么，何为言论自由呢？
仅仅是嘴巴的自由？
如果是，哪里还需要我们动枪杆子呢？就连文化人的反抗、斗争和呐喊，也属吃饱了撑的。
嘴巴是管不住的，也大可不必管。
郁达夫“言论自由，在中国还谈不到”，绝非嘴巴上的自由。
官方给出的言论自由，是这样的：
一国公民通过语言表述各种思想和见解的自由。一国宪法规定的公民基本权利之一，包括口头和书面等表述形式。广义的言论自由还包括新闻、出版、著作、绘画等自由。
郁达夫“言论自由，在中国还谈不到”，应该是指“新闻、出版、著作、绘画等自由”。
言论自由通常被认为是现代民主中一个不可或缺的概念，在这个概念下，它被认为不应受到政府的审查。（百度百科•言论自由）
我没有生在民国，所以，我不了解民国的新闻、出版、著作、绘画等，有着怎样的自由或不自由。我只知道2017年4月9日，当我收到某出版社某编辑给我发来的一封信时，我想说，这一次，我终于认清了目下的国、目下的出版和目下的言论自由了。
《中国人三部曲》审读意见:
作者功底深厚，行文流畅，情感真挚，思想敏锐，书稿质量上乘，但我看至63页时就不敢再看了，因为作者申明：“我向来不配合出版社编辑的这个要求……”而此书如果不按编辑的要求删改，是难以出版的。现提出如下修改意见，供作者参考，如果作者不同意修改，那就不宜出版了。
一，评论领袖人物（包括曾任、现任国家副总理以上的人物）的文章，必须报批，而一报批，就不知猴年马月了，故，凡评论副总理以上国家领导人的文章，一律删，比如《我对于生活如此认真》。
二，凡涉及诡异、灵怪，官方认为具有 “迷信”色彩的文章，如《接眚》《避眚》等，一律删。
三，凡涉及宗教内容的文章，一律删。
四，凡与主流意识形态相抵触的文章，一律删，如《芬芳的花》。
五，凡涉及“文化大革命”内容的，一律删。
照这份审查意见，三本书需要删除的篇目约为40篇，计16万余字。
编辑是审查官，他们有权决定一本书的生与死。但我们决不可把愤怒一股脑地撒到编辑一人身上。那些“一律删”、“一律删”的审查意见，难道是编辑自己制定的吗？不！他们即使想制定，恐怕也不敢。我想，这些“一律删”、“一律删”的要求，一定出自上面，是上面给他们划设的红线。他们不敢违拗，不敢越雷池半步，实属情不得已，当然情有可原。所以，我不恨审查官。
郁达夫“言论自由，在中国还谈不到”，不知我们今天遇到的这些问题，算不算“还谈不到”？
经常看我文字的朋友，都有一种感觉，认为我过于悲观了。偶或翻一翻自己过往的文字，的确有股悲观气氛。为何这么悲观呢？因为生活不如意吗？因为工作不顺心吗？因为自己的人生过于平庸而感觉无意义吗？可能都是，也可能都不是。这些问题都引起过我的不快，但要说导致我悲观，则有些言过其实。我真正悲观的东西，其实并非这些。这些东西绝不至于让一个人悲观。我悲观，是因为这么多年我一直在写作一点东西，而写作这一点东西，我一直认为没有任何意义。然而，诡异的是，正是这些没有任何意义的东西，却常遭受噩运。要么，新浪不让我发出来，后来我才知道，他们有个审查官，叫管理员，睁着一双大眼睛，审视着发到新浪上的每一篇文章，每一个文字。
要么，索性，新浪把我的文字删了。
原以为，发到其他平台就平安无事了，可哪里知道，审查官无处不在。我真佩服他们，眼睛那么明亮，即使身处黑夜，也逃不出他们那火眼金睛！删你的文章时，下手狠且快。
发给纸媒吧，你说。我听了你的话，试着投了几家，结果纸媒的“要求”更严、更高。我有一朋友在纸媒副刊工作，收到我的投稿后，他给了我这样一个回复：“兄可以不要命，弟不能不要饭碗！”
写作这几年里，我有一大发现，发现咱们中国人越活胆子越小了。
这是什么样的一种情况？
情况是这样的。
我有一帮好友，他们偏爱我的文字，我每有文字发出来，他们就会第一时间分享。可有几个好友，分享了几篇之后，便再也不分享了。我当然不在意。可他们偏要把心情诉之于我，仿佛我会不高兴似的。
一个人说，他们怕他圈子里的人，尤其做官的人，会对号入座。
一个人说，他怕惹火烧身。
都不值一驳，都牵强附会，都可笑至极！
但我绝不怪责他们。我只是纳闷：中国人，你为何这么胆小怕事？难道我们今天的和谐，都是由于你们的胆小怕事？如果今天的中国人，都是这个样子，那我要说，这个时代里的人们，兴许是人类历史上最悲哀的一群人了！
我理解的言论自由，不光允许我的嘴巴自由讲话，还要允许我自由地写作，然后再允许我自由地发表、出版。当然，文责自负。既然我敢写，我就不怕担责。
但现在，显然我没有得到我想要的自由。
试想，如果一个人把他想说的话说了出来，想把他想写的东西写了出来，都有人不让他说，不让他写，写了也白写，既无发表之地，又不能得以出版，那对这个来说意味着什么呢？是自由不被允许，还是他原本就没有这个自由？一个公民，如果他连这样的自由也没有，他活着岂不成了一具僵尸？这样一具僵尸活着仅仅为了吃一口饭？不致于饿死？
不！人不是僵尸！人有思想，人必须有思想地活着，这样，他才叫人，他才佩做人！
审查官们不让我做人，可我绝不做僵尸！
删了我的一篇文章，删不了我的思想。今天不让我的文章出版，不能意味着永远不让我出版。
你常给我鼓气，我也给自己鼓气。再不鼓气，我确实活不下去了。我的悲观，完全缘于他们——审查官们的不让我活。
我常问自己，我们到底要不要自由？我们究竟要怎样的自由？怎样的自由才算自由？
答案只有一个：人不能没有自由。没有了自由，人就不能成其为人。人是一根会思考的芦苇，他脆弱，但他会思考。我们要自由，要思想的自由。只有思想的自由，才是真自由。
当审查官们不允许一个人发表作品，不允许一个人出版作品时，实际他就是在钳制一个人的思想，禁止一个人的思想，束缚、扼杀一个人的思想。
这是我们的国家让他们干的吗？这是我们的法律让他们干的吗？不！我们的法律上说的，与审查官们干的，正巧相反。
法律之所以不钳制、不禁止、不束缚、不扼杀人的思想，就在于法律知道，人的思想是禁止不得的，也是不可能禁止的。
1919年6月1日的《每周评论》上，发表了革命者李大钊的一篇文章。文章写道：“禁止思想是绝对不可能的，因为思想有超越一切的力量。监狱、刑罚、苦痛、穷困，乃至于死杀，思想都能自由去思想他们、超越他们。这些东西，都不能钳制思想、束缚思想、禁止思想。这些东西，在思想中全没有一点价值，没有权威。”
文章的结尾处写得更为有力：“思想是绝对的自由，是不能禁止的自由，禁止思想自由的，断断没有一点的效果。你要禁止他，他的力量便跟着你的禁止越发强大。你怎样禁止他、制抑他、绝灭他、摧残他，他便怎样生存、发展、传播、滋荣。因为思想的性质力量，本来如此。我奉劝禁遏言论思想自由的注意，要利用言论自由来破灭危险思想，不要借口危险思想来禁止言论自由。”
革命信仰高于一切的李大钊，是个了不起的伟人！只是像他这样的思想，在他那个时代，他可以那么讲，但当革命成功了之后，他还会不会继续这样讲呢？依李大钊的信仰，可以料定他还会那么讲。但是，将会有人阻止他这么讲。如果有人阻止他这么讲，那么，他又会怎样看待自己的信仰呢？
事实上，李大钊的被绞杀，正在于他这思想，正在于他对于言论自由的追求。
不得不说，绞杀李大钊的人，都是一帮蠢货。他们可以灭掉李大钊之身，他们可以灭掉李大钊的思想和李大钊的追求吗？
所以，直至今天，我们依然怀念李大钊，尤其在读到他的文章《危险思想与言论自由》之后。
不由地又让我想起一个人来，这个人叫李贽。
公元1602年农历3月16日，李贽安坐于北京皇城监狱，一名侍者来为他剃头。头剃好了，李贽抢过剃刀，向自己的脖子割去。侍者吓坏了，怯怯地问这个年老的犯人：“痛否？”李贽不能发声，以指在侍者手心写：“不痛！”侍者又问：“为何自割？”李贽写：“七十老翁何所求？”活了两日，死了。
李贽为何要自杀呢？因为他的判决书下来了：送回老家，地方看管。李贽失望了，兴许绝望了，一个自由的斗士，怎么能够被看管呢？
是啊，人怎么能被看管呢？
如果李贽犯的是思想罪，那李大钊也是。他们同因自己的思想而死。一个人能死在自己的思想里，能为自己的思想而死，他的死，正如一位伟人所说，重于泰山。
有人说，中国没有思想家。我说，我们有，只不过他们要么被绞杀，要么自杀了。
我愈来愈同情，愈来愈理解我们这个时代的人们了。他们胆小怕事，是因为他们原本没有任何思想，可倘使因为别人的思想，而把自己给弄死了，那该多么可惜！又是何等委屈啊！
不要思想而活着的国人，愈来愈多了！瞧，他们活得多么幸福。我的悲观，总显不合时宜。但我能于绝望里不去自杀，想必是我要比李贽有一点信心吧？
你赞同否？
作者简介：张镭，男，笔名：阿容，原名：张龙桥，江苏宿迁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史记研究会会员，中国鲁迅研究会会员，著有杂文随笔十余部，长篇小说两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