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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自谓“哀同庾开府”、“荣华虽少健，思绪即悲翁”的李商隐，文学史上一直将他列为感伤主义传统的代表性诗人。但在秦晓宇先生看来，李商隐的诗歌实际上已超越了一般意义上的感伤，而抵达对于宇宙人生的一种本体性的悲剧意识和虚无感——虽然他只能通过感伤文学的传统模式来传递这种意识。
感伤文学的传统表达模式无外乎“伤别”和“伤春”。离情别绪几乎成了文学的亘古主题，自然也是李商隐这位“更赋赠行诗”的诗人经常吟咏的主题，此类篇章在他的诗集里比比皆是。而我似乎更喜欢、也是诗人最偏爱的另一主题：伤春。据说，有人建议他将大量显得重复的伤春之作加以删汰，他则回答：“君问伤春句，千辞不可删。”不仅如此，诗人还曾以“刻意伤春复伤别，人间唯有杜司勋”来推许杜牧，其实他本人何尝不是这样的诗人？面对时间的流逝和不断涌来的生离死别，敏感、深情的李商隐似乎有了刻骨的哀愁。而他最动人也最深晦的一首“存在与时间”的哀歌（有人说，如果杜甫是一位社会学诗人的话，那李商隐大概是唐代最具哲学意味和哲学启示性的诗人，一名“存在主义”的哀歌诗人），无疑是《锦瑟》了：
锦瑟无端五十弦，一弦一柱思华年。
庄生晓梦迷蝴蝶，望帝春心托杜鹃。
沧海月明珠有泪，蓝田日暖玉生烟。
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
二
忽然想起李商隐，想起他的诗作《锦瑟》，可能与我近来的心境有关。在此时的心境里阅读诗人的诗作，的确“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日下的时令恰逢春季，而我又正做着远行的准备。下意识里，竟然与诗人的伤春和伤别的文学意境不期然而相遇了。远行，也并不远。在高铁时代，几百公里、几千公里实在是算不得远了。但在古人那里，这样的路途不只是遥远，恐怕还意味着艰险和苦难。
萌生一个人远行的念想，始自今年的春节。在这个并不愉快的春节里，坚定了我外出走一走的念想。选择这个温暖的春季，可能与我怕冷有关。实际上，要说不愉快，确凿地讲，并非始自春节，只能说不愉快的心情到了春节时终于爆发了而已。——几乎整个2010年，都是我的厄运年——一位朋友诙谐地调侃我道：“2010是你的狗屎运。”不管是厄运还是狗屎运，讲的似乎都是一个人的运气或者命运，这样的理解，似乎不能令我认同。也就是说，我并不认为这不愉快与运气或者命运有什么关系。因为，更确凿地讲，不愉快并非始自心情而是我的思想和精神——在这样的一个层面上出了麻烦。是的，的确是一个麻烦。因为，如果是运气或者命运，那么，伴随时间推移就会得以改变。而我发现，自己的麻烦在于，时间并不产生作用，相反在时间面前倒愈益严重了起来——很像某种病症，只是这种病症与现代医学似乎无关。也许，心理医生可以帮助，只是我不相信他们能医治我的心灵。所以，最后决定去旅游。国外去不了，国内总可以跑一跑的，至少可以围绕我居住的尘世间的所谓的家乡周边地区旅游一圈。尽管决定已出，但我明了：指望一次远行就能治愈我之病症，是不现实的，根本没有可能的。甚至连平复一下我目下的心境，恐怕都不能够。也许，一种极大的可能会是：从此，我将背负起沉重的精神枷锁，一直到生命的结束。对此，我并不觉得可怕，因为，相比于其它病症，这种东西不是每一个人想要便可要的，想有便可有的。在旅途之中，我突然觉得这是上帝的垂青——某种意义上，阿容真的像柏拉图那个比喻中的走出洞穴的人。只是，阿容未必能成为先知，但也不至于成为疯子。只能说和依然呆在洞穴里的人们比起来，阿容对于生命的真相或多或少地有了一些洞悉，不至于浑噩懵懂地过完自己这一辈子。旅游的目的，显然是为了直面现实的精神困惑，并寄望能找出适应这种困惑的可能。——我明白，就像当下的社会正在转型一样，我对自己的突然转型，仍存惶恐。因为，实在不知道，自己的下一步或者说在自己余下的生命时光里，会有怎样的事情发生？
三
像以往一样，出门时我会带着一本书，这次带着的是我刚买的，书名叫作《当尼采哭泣》——这书名很有意思，仿佛为我这次出行专事准备的。缘何这样说呢？因为，它非常切合我此次出行时的心境。我甚至忽发奇想：为何不写一本《当阿容哭泣》的书呢？我无意拿自己与尼采说事。事实上，我思想或精神上出现的这点麻烦压根就不能同尼采相提并论。因为终其一生绝大部分时间，尼采都为健康所苦。1889年时，他即崩溃并陷入严重局部麻痹痴呆（末期梅毒的一种形态，他于1900年死于这种疾病），而早年的尼采，更是受苦于严重的偏头痛——这一点，我们倒是同病相怜。只是，为了治病，尼采的求诊记录涵盖了遍布欧洲的多位医生，而我只在几家小医院针灸而已，且痊愈经年。
而我精神上出现的麻烦，之所以不会导致崩溃并由此而亡，是因为我没有尼采那样的智慧。上帝让一个人精神崩溃，某种情形下是他过早地成为了先知。我成不了先知，上帝自然不会允许我精神上崩溃。但像尼采一样精神崩溃的又岂止尼采一个人呢？列夫·托尔斯泰、马克斯·韦伯、弗兰茨·卡夫卡，以及中国的王国维、梁济等等等等，某种意义上，他们的精神都在上帝的操纵下崩溃了。
托尔斯泰用自己的后半生探索生死的意义，轰轰烈烈，甚为壮观。可他留在这个世界上的身影，却令人想起李尔王，那个站在暴风雨的荒原上的疯子。他向这个世界提问，得到的回答却是无情的风暴。难道他问了不该问的问题？对这个世界的终极问题提问的人，必将受到惩罚？弄人告诉他：“寒冷的夜晚将要使我们变成傻瓜和疯子。”
托尔斯泰去世那年，韦伯47岁，刚进入中年，这个看上去冷静深刻到冷漠深渊的德国思想者，也开始关注这位俄罗斯圣徒。但在33岁那年，韦伯突然出现精神崩溃，这位学术明星式的年轻教授，躺在康斯坦茨湖畔一家医院的病房里，竟从墙纸上的抽象图案，看出世界的逻辑。然而，看清世界的人，不一定能看清自己。海德格尔说过：“每一个人都是他者，没有人是他自己。”一个内心如此安详冷峻的人，内心究竟有怎样的深不可测的骚乱、无望或恐惧，让他突然陷入精神崩溃？
韦伯的这种精神危机持续了许多年。他不能像正常人那样工作，失眠、疲倦、焦虑、孤独，极度绝望，一个坚强的人，天才就要变成坐在家里捏黏土玩具的废人了。他不得不辞去海德堡大学令人羡慕的教授职务。他在欧洲四处旅游，从法国到比利时、从意大利到西班牙，似乎只有在路上，在陌生的异乡，才能消除他内心难以忍受的紧张、骚乱或者恐惧。
如果尼采因为成为了先知而精神崩溃，那马克斯·韦伯则正巧相反。经历过“灵魂转向”的痛苦之后，奇迹发生了：精神危机造就了一个出色的学者。精神崩溃与随后的长期抑郁症，竟使韦伯的理论思维更加清醒而深刻。
在柏拉图著名的洞穴比喻中，那些终生被缚面对幻像的人是幸福的，他们的人生平和安详。但爬出洞穴撞见了阳光的那个人，却变成了疯子或先知，从此不得安宁。柏拉图描绘的这种“灵魂转向”的经历是令人痛苦的，在凡人的内心，无异于精神崩溃。韦伯的崩溃正来自这种“灵魂转向”的恐惧与痛苦。他看到生命本相那束刺目的光，被深深地刺痛震惊了，陷入极度恐惧与痛苦，精神混乱以至崩溃。他艰难地爬回洞穴，把自己这可怕的经历告诉众人。
那么，我现在的心情是不是也正像那个走出洞穴的人一样呢？我想，有那么一回事，但终究不能等同。因为，相对于那个走出洞穴的人，我既未疯掉也不曾成为先知，更没有韦伯那样的幸运：他一定以为自己完了，可崩溃之后却成了一个近乎于先知的思想家——当他爬回洞穴把他经历的可怕景像告诉众人时，我猜他一定是幸福的、欢愉的——因为他找到了自己想要找的东西。但我又错了。
韦伯思考的真正问题是，在没有先知的时代里，人如何自由、有尊严，乃至幸福地生活，答案是，必须拒绝“先知的诱惑”，做理性范围内可以做的事，让自己的头脑变得逻辑清明，或者，干脆放弃理性，在私人领域里进入纯粹彻底的信仰，复活人类古老的温情与激情。在韦伯所著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一书的结尾处，他写道：“没人知道将来会是谁在这铁笼里生活；没人知道在这惊人的大发展的终点会不会又有全新的先知出现；没人知道会不会有一个老观念和旧思想的伟大再生；如果不会，那么会不会在某种骤发的妄自尊大情绪掩饰下产生一种机械的麻木僵化呢，也没人知道。因为完全可以，而且是不无道理地，这样来评说这个文化发展的最后阶段：‘专家没有灵魂，纵欲者没有心肝；这个废物幻想着它自己已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文明程度。’”讲出这个令人绝望的事实之后，人也就只能在绝望中生活了。
1916年秋天，韦伯再次来到康斯坦茨湖，湖水依旧。18年前精神崩溃，他曾在这里养病，那时，他还以为病不过是生命中的一段苦难，谁知，精神上的病将持续一生。
而弗兰茨·卡夫卡，这个西方现代文学奠基人，在其短暂的一生中，命运坎坷，不禁令人想起同样命运多舛的贝多芬和米开朗琪罗等这样伟大的人物。与其说卡夫卡疾患缠身，不如说是他的精神布满了创伤。1923年7月，39岁的卡夫卡肺病复发已两年，他从保险公司辞职，准备离世前周游世界。那时卡夫卡咳血，182厘米的他体重不到55公斤，医生预言，他活不过1924年。
卡夫卡拖着虚弱的身体上路了，他也带着一本书，一本西伯来语的《叶塞尼亚》。尽管他在前往波罗的海途中遭遇了一个19岁姑娘的真挚爱情，但死神还是按照医生的预言于1924年6月13日把他带走了。
事实上，当1910年10月28日临晨，83岁的托尔斯泰伯爵终于从自己的庄园逃走的时候，与其说他是踏上了自我放逐的道路，毋宁说他的精神彻底地崩溃了——不然，他也不会在这样的高龄逃离家园。同样地，卡夫卡决定在离世前周游欧洲的决定，并非心血来潮，而是他的精神层面出现了问题，即便未曾崩溃。——写到这里，突然对选择自杀而非外出旅游的王国维、梁济、老舍等中国名人的所为，有了别样的理解：他们的自杀，不只是绝望，而与他们精神的崩溃密不可分。有人能从精神崩溃里走出来，比如马克斯·韦伯，列夫·托尔斯泰，有人则不能；而不能，要么成为疯子，要么自杀。
四
关于精神方面的问题，我说过，它可能与医学无关，尽管有人迷信心理医生。实际上，《当尼采哭泣》正是这样的一本书，一本心理推理小说。我对此书的兴趣，实在缘于其新颖的构思。作者（美国人欧文·亚隆）假托19世纪末的两位大师：存在主义大师尼采和医学大师布雷尔，透过史料和名著中呈现的真实历史、思维观念和人格特质，将两人联结成医生与病人，开启了一段扣人心弦的“谈话疗法”。故事开始于身陷对病人肉欲幻想而无法自拔的名医布雷尔，在善于撩拨男性的路·莎乐美的引诱下，试图治疗根本不愿接受帮助的哲学大师尼采的“绝望”，并以奇特的诱饵劝服尼采接受治疗，却面临自己的绝望，于是历经一场不知谁是病人、谁是医生的心理治疗，在治疗可以随时胎死腹中的情形下，经过几许峰回路转，面临高处不胜寒的疑虑，最后两人以出乎意料的方式，得以超越自己的人生困境。
但本书所探讨的话题涵盖面却很广，而且大都是我比较困惑或感兴趣的话题。比如中年危机、女性意识、婚姻问题、操纵与索求、情绪勒索、自我探索，到歇斯底里症、强迫性思想、偏头痛、焦虑症等。这些问题，实质就是存在的问题，这既是哲学所探索的问题，亦是血肉生活中日常面对的问题。本书对人生的四大终极关怀——死亡、自由（包括意志的选择和因自由而有的责任）、孤独、人生的意义（或无意义），不断浮现，且以不同的形式浮现，令人赞叹。
不过，我倒是很想与从事心理学的人交交朋友，或与他们彻谈一次。我自信会有三种结果——第一，他（或她）说服了我；第二，我说服了他（或她）；第三种，谁也说服不了谁。以我所接触的那些所谓的心理医生的“道行”来看，我约摸估计，他（或她）基本会被我弄糊涂——他（或她）会糊涂到不知道他（或她）是医生，还是我是医生。
小说的结尾，实在精彩，而且叫人深长思之——
对于布雷尔的邀约，尼采转趋僵硬。他在回答之前，坐在那里慢慢地摇着头。“那个梦既诱惑着我，又折磨着我。我就像你一样，我想要被一种家庭生活所温暖。但是我害怕向慰藉投降。那会是去舍弃我自己与我的使命。对我来说，那会是一种死亡。或许，那解释了一个无法移动的石头在温暖自己的象征。”
尼采起身，踱了一会儿步，然后停在他的椅子后面。“不了，我的朋友，我的宿命是在孤寂遥远的彼端去追寻真理。我的儿子，我的查拉图斯特拉，将会充满智慧地长大成熟，但是，他唯一的同伴将会是老鹰，他将会是这个世界上最寂寞的人。”
尼采再次看了看他的表，“约瑟夫，我现在对你的行程非常熟悉，我知道有其他的病人正在等着你，我不能再耽搁你了，我们每个人都必须去走我们自己的道路。”
布雷尔摇着他的头，“我们必须分开的事实，会把我捣成粉碎。这不公平！你为我做了如此之多，却只收到如此少的回馈。或许路的意象失去了凌驾于你的力量。或许没有，时间会说明一切。但是，我们似乎有更多的事情可以做。”
“不要低估了你所给予我的东西，约瑟夫。不要低估了友情的价值，还有，你让我知道了我不是个怪物以及我有能力感动人并被感动。以前，我只信奉了一半我对命运之爱的概念，我训练了我自己，听任我自己是比较好的用语，去爱我的命运。但是现在要感谢你，感谢你敞开双手的家园，我了解到我有选择权。我将一直保持孤独，但这真是一个差别，一个美妙的差别，去选择我所做的事情。命运之爱——选择你的命运，热爱你的命运。”
布雷尔站起来面对着尼采，椅子在他们中间。布雷尔绕过椅子，有一会儿，尼采看来很害怕、很担心。不过，在布雷尔接近当中，当布雷尔伸出双臂之后，尼采也张开了他的手臂。
1882年12月18日中午，约瑟夫·布雷尔回到了他的办公室，回到了贝克太太等候他的病人身边。稍后，他与他的太太、他的孩子、他的岳父与岳母、年轻的弗洛伊德还有麦克斯跟他的家人一道用餐。餐后，他小睡一番，梦见了下棋，并让一个小兵变成王后。他继续愉快地行医30多年，但是从未再次使用谈话疗法。
同一个下午，劳森医疗中心13号房的病人艾克卡·穆勒登上一部马车前往火车站，他从那里独自一人往南旅行到意大利，前往温暖的阳光，前往温和的气候，并且前往一个会合点，一个真正的会合地点，与一位名叫查拉图斯特拉的波斯预言家碰头。
五
此次所谓的远行，真的不是很远。我仅在老子与孔子的家门口转了一圈，——而我真正的目的地却是屈原、王国维、梁济、老舍投水的所在——我很想去看看他们纵身一跳的那条河、那一片湖水，是清澈还是浑浊，是浑浊还是清澈？原计划从老子那里或者附近出发，直奔我心向往的所在，可在火车上却改变了主意，——从老子那里折回到孔子那里——仅仅只是一种随意的改变，完全性地没有目的，更谈不上寻求什么意义——坦率地说，以我此时的心境，我从孔子那里找不到任何慰藉。之所以改变了行程，并非思想上有什么变化，更不是《当尼采哭泣》在我精神上产生了影响。我之返回，觉得许多东西勿须亲往，或看或触摸的意义都不大，甚至压根没有意义。坐在书斋里感受一下，或者就像现在躺在飞奔的火车上神游一番，同样地有意趣。事实上，当我坐上火车并在车上渡过一夜之后，我就仿佛明白了一些东西，至少明白了王国维、梁济、老舍之死的真实内涵——尽管他们的精神崩溃并不一定完全地来自于“灵魂转向”，但精神崩溃的事实却不容置疑。而明白了这一点，就仿佛我推开了一扇窗，窗外就是那条河、那一片湖水，且不管它现在是清澈着还是浑浊着，也不管它是浑浊着还是清澈着了。当他们纵身一跳时，历史的摄像头就按下了快门，把他们的身影留了下来。至于你怎么去解读，那就是你自己的事了，——历史无言，一任人类纷然。
只是我选择这样的时节外出，实在有些不妥。最好的时节应该是雪天，尽管我害怕北方的寒冷。我想，在那样的时节里最有可能放松心情，也最有可能清理思绪。更糟糕的是，这一路我都没能放下李商隐的情绪，那“伤春”和“伤别”的情绪一直笼罩着我的心情，就像一团浓雾将我裹挟着，很有一些呼吸困难。很显然，这一次短促的远行，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我的心境，相反，还略有加重的趋势。——再次令我想起柏拉图的那个洞穴比喻：走出洞穴的那个人，要么成为疯子要么成为先知，而不管是疯子还是先知，他的精神世界自此都将永无宁日，哪怕他再次爬回洞穴，也无济于事。
作者简介：张镭，男，笔名：阿容，原名：张龙桥，江苏宿迁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史记研究会会员，中国鲁迅研究会会员，著有杂文随笔十余部，长篇小说两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