糊里糊涂的稀粥

    契诃夫害怕托尔斯泰死去，我也有过他这样的恐惧。但我恐惧的不是某个文坛泰斗，而是政治人物。我害怕过毛泽东死去，我害怕过邓小平死去。一个是开国领袖，一个是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但人岂能不死？所以，毛泽东死了，邓小平死了。但中国依然在前进。

    1910年11月7日（阳历11月20日），世界级文豪托尔斯泰死在一个名叫阿斯塔波沃的小车站内，享年82岁。1904年7月15日，世界级短篇小说巨匠契诃夫死了，他仅活了44年的人生时光。

    契诃夫比托尔斯泰小，却死在托尔斯泰前。当托尔斯泰出生时，还不知道契诃夫在哪里，而契诃夫死的时候，托尔斯泰却依然健在。

    中国有句老话：“黄泉路上无老少”。不过，就契诃夫的愿望而言，他早走一步，无疑是幸福的。

    那么，契诃夫何以害怕托尔斯泰死去呢？

    1900年1月28日，契诃夫在致缅尼什科夫的信中谈到了他的想法——

    我害怕托尔斯泰死去。如果他死去，我的生活会出现一个大的空洞。因为第一，我爱他甚于爱任何人；我是一个没有宗教信仰的人，但所有的信仰唯有他的信仰最让我感到亲切。第二，只要文学中存在托尔斯泰，那么当文学家就是一件愉快的事；甚至当你意识到自己毫无作为时，你也不感到可怕，因为托尔斯泰正在为所有的人写作，他的作品满足了寄托在文学身上的那些期望与憧憬。第三，托尔斯泰坚实地站着，有巨大的威望，只要他活着，文学里的低级趣味，一切花里胡哨，俗里俗气，病态的如诉如泣，骄横的自我欣赏，都将远远地、深深地淹没在阴影中。只有他的道德威望能够将所谓的文学倾向和潮流固定在一个相当的高度上。如果没有了他，文坛便成了一个没有牧羊人的羊群，或是一锅糊里糊涂的稀粥。

    不难看出，契诃夫的害怕，是就文学这个层面而言的。而我的害怕，则与国家的前途、个人的命运有关。也就是说，我害怕毛、邓两个伟人离去后，中国该向何处去？中国会向何处去？天会不会塌下来？很显然，我这样的害怕有点天真，略显可笑了。事实是，毛过世后，邓搞了改革开放，使中国的形势更好了，而邓过世后，中国的形势即便不能说更好了，恐怕也不能说很差。至少，中国在前进。

    由是观之，任何一个伟大人物，不论他有多伟大，不论他活着时有多重要，一旦他离开了这个国家，这个国家的天也不会塌了下来。“江山代有人才出，一代更比一代强”。即便后代强不过前代，也不要紧。

    还是契诃夫可爱，率性，当然，还是契诃夫更了不起！以他的地位和影响，他何必要写这封信呢？中国的作家大抵就做不来，也不愿做。也许，中国就没有托翁这样的作家？就契诃夫信中所列举的那几条原因来看，我们的作家中还真不多见哩，甚至不妨说难得一见哩。

    中国的文学并不冷清，中国的作家亦多如牛毛，他们创作出来的文学作品可谓“汗牛充栋”。我自己也写作，可我写不出好东西，所以我没有资格说三道四。但有一个人，他也死了，他生前约略地谈过这个话题。他叫费孝通，是我们江苏吴江人。他死后，给他弄了好多个“家”——社会学家、人类学家、民族学家、社会活动家，等等。

    如此多的“家”里头，愣是没有作家、文学家这两个“家”。没有这两个“家”也好。有了这两个“家”，他很可能就看不清，看不准这些“家”和他们的作品了。

    1993年7月12日晨，费孝通在休假的庭院中散步，与秘书张冠生杂谈起学术和人物时，其中有这样的一段议论——

    “……我喜欢看梁漱溟的东西，他说出来的是他自己的学问，不是别人的。”

    “现在已经有《梁漱溟全集》了。费老您要看吗？”

    “要！要！你回北京就帮我买。或是民盟中央买，我借来看。想看的还有冯友兰的东西。”

    “冯友兰的书也不少，还有《三松堂全集》，是河南出的。”

    “是他家乡出的。《三松堂全集》我也要看。现在手边只有他的一本小书。”

    “好。我回北京就去帮您买梁先生和冯先生的全集。”

    “好！好！这两个人的东西我要好好看。”

    “晏阳初的书也出版了，三本一套。”

    “晏阳初的书先不看。”

    “您还需要什么书？”

    “清末几个大学者的书，像龚定庵、黄遵宪的书，还有其他人的书，见了也帮我买一下。这一代学者是大家，我这一代人中大家就少了，东西也不行了。还有老舍，我喜欢老舍，有骨气。曹禺就可惜了，那么好的底子。《雷雨》也相当好，后来就不行了，投降了。再也出不来东西了。我说投降，不是向哪个人投降，是向庸俗投降。庸俗了，就没有意思了。为了个什么官儿，丢了本色，太不值得了。巴金没有投降，但写了《家》之后，再也没有拿出像样的东西。这些人让政治害苦了。郭沫若的东西我不喜欢。文化人，本来有点志气、有才华。出卖灵魂了，东西就不行了。金克木现在很活跃，他的东西怪，面也宽，什么都想说一说。张中行最近也写了不少东西，文字是可以的，就是境界不够。我们民盟的冯亦代是个用功的、老式的好学生，文章也正，但是这样的文章现在不吸引人。吸引人的是王朔那样的东西。所以现在坚持严肃纯正的品格很难。”（《探寻一个好社会——费孝通说乡土中国》，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6年10月第1版，209-210页）

    费孝通出生于1910年。他20岁、30岁时，正是中国历史上大师云集的时代。当然，费也成了大师。但他却谦虚地说：“我这一代人中大师就少了，东西也不行了。”照他这么说，他这代人若如此，他之后的一代人，就该再无大师了。再无大师的时代，即使不能说全无希望，可要叫人多么有希望，也是假话。事实上我们正生活于这样的时代。生活于这样的时代未必尽是坏事，最大的好处就是：谁死了我们都不害怕。如果政治人物死了，天塌不下来，那文学艺术这个层面的人，死了谁都更没有关系了。因为，他们从来就不曾起过作用。

    如果说像曹禺、巴金、郭沫若这样的人，是被政治害了，还有责任可推卸的话，那这代人之后，还有什么东西害他们呢？还有什么好推卸的呢？都说“时势造英雄”，难道我们所处的时代造不了英雄？这个时代注定是平庸的时代？

    费老说：“出卖灵魂了，东西就不行了。”我要说，还好！他们还有灵魂可出卖。怕只怕我们这些连灵魂都没有的人，拿什么出卖？“所以现在坚持严肃纯正的品格很难。”这是费老的感叹，亦是我的感叹！

    害怕不是好事，但又是好事。就说契诃夫吧，毕竟他还有一个害怕在他的心里头。这个害怕其实是非常令人欣羡的。我就想有这样的害怕。但是，我知道，我们的大师都作古了。按说，大师们死了，新的大师还没有出来，我们的知识界，我们的文化界，我们的文学艺术界应该相当低调。当然，也应当相当沉闷。但是，现实可不是我所想象的这个样子。现实是个什么样子呢？说出来我自己都不相信——我们的知识界，文化界，文学艺术界，热闹得很，繁荣得很！每个人都不甘于沉闷，都生怕自己名气不够，于是乎，“大师”这个称号如同苍蝇，落满了我们的目力所及之处。就连一些人所享受的政府津贴，也成了他们用于炫耀身价的资本。政府津贴，也是怪怪的东西。1990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决定，给做出突出贡献的专家、学者、技术人员发放政府特殊津贴。这是党、政府为加强和改进党的知识分子工作，关心和爱护广大专业技术人员而采取的一项重大举措。这对于进一步营造“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良好社会环境，加强高层次专业技术人才队伍建设，具有一定的作用。这是官方的说词。

    作用的有无，我不知道。政策的出发点也许是好的。但所享受的人员，政府说得很明白：“高层次专业技术人才和高技能人才”。从事文学艺术的人，是“高层次专业技术人才”，还是“高技能人才”？即便算作这样的人才，也不过是“高层次”、“高技能”的人才，与大师似乎还有较大的差距，甚至遥远得很！照这么说，民国时期的那一代大师们，哪一个都配得这个津贴。但依我们今天对大师的了解，很可能他们未必会领政府这个情。即使领下这个情，料他们也绝不至于张扬这个事。为什么？不值得张扬！

    获得政府特殊津贴的人才，据说有许多。这些获得者一次性从政府那里拿走20000元的这个津贴，按说这个事也就该了结了。但怎么能了结呢？这可是个荣誉呐！这可是个天一样大的荣誉呐！所以他们要把这20000元的特殊津贴，印在名片上，出版在著作上，更是挂在嘴巴上，走到哪里讲到哪里，希望全世界的人都听得到。

    我倒以为，政府还可以再搞个大师津贴。我想看看，还有没有人敢去拿这个津贴。

    实际上，即便全世界的人都听得到，他也成不了大师。真正的大师，靠的可不只是嘴巴，更不是这个津贴。

    事实上，我很想像契诃夫那样，找一个可以爱的人，我想把他的信仰当作我的信仰。可这不可能。契诃夫说：“只要文学中存在托尔斯泰，那么当文学家就是一件愉快的事。”我也是一个写作的人，我甚至渴望成为文学家。因为这是我少小时候的梦想。有人认为我已经接近于自己的梦想了，其实，我自己清楚，文学依然只是我的一个梦。我做不了真正的文学家，固然与自己的天分有关，但在中国，尤其当下，谁敢说他是一个真正的文学家？一个有天分的文学家？即使有，他也不是契诃夫眼中的托尔斯泰；即使有，他也成不了契诃夫害怕死去的人。

    老实说，我相信天分，甚至天才。但鲁迅若生活在新社会，他也可能出卖灵魂，或被政治迫害。同样，托尔斯泰倘生活于斯大林时期，他的选择无非是：要么与新时代同流，高唱赞歌，这么一来，他就不得不出卖自己的灵魂；要么唱反调，去坐牢，被政治所迫害。

    出大师的时代，必是自由的时代。好社会是有标准的，罗斯福的观点是，好社会的公民有一种自由，那就是“免于恐惧”。好的社会必须动用所有社会资源，让生活于其间的人民“免于恐惧”，而不是无视恐惧并藐视恐惧。

    我不反对政府对人才的奖励，但获得奖励的毕竟只是少数。还有许多人才是不被政府所奖励的。这些人才，不是他们的层次不够高，也非他们缺乏建树，而是他们所做的、所说的，未必是政府乐意倾听的。受奖励的，是人才，却未必成大师。不受奖励的，未必就不是人才。这种人才，反倒极有可能成为大师。即便这个时代不认可，也没多大关系。

    成就大师的前提是：他要做一个自由的人。当托尔斯泰听到契诃夫的死讯时，他无限伤感地说了一句话：“契诃夫是个没有宗教信仰的人，因为他要做一个自由的人。”

    作为一个专业技术型人才，他发明、创造的东西被政府所认可，所鼓励，乃至于奖励，是可以理解并接受的。但一个作家，一个文学工作者，他的创作未必也要得到政府的认可，也未必要得到政府的鼓励和奖励。鲁迅的作品，国民党不认可，也不会鼓励他，奖励他。我甚至认为，作家写作，绝不是为了政府的认可，更不是为了政府的鼓励和奖励。文学这个东西，政府一旦喜欢上了，未必是件好事。文学是人学，文学归根结底是写人的，是写给人看的，是为着人的。

    也许，我并不如人们想象的那般，是个十分悲观的人。当然，我也承认，我从未乐观过，尤其是盲目乐观过。即便单就文学而言，我也难以乐观。我倒不害怕现今文学里的“低级趣味，一切花里胡哨，俗里俗气，病态的如诉如泣，骄横的自我欣赏”，我害怕的是，有许多的作家在为着那20000元的特殊津贴，拼命努力。要知道，为此而拼命努力的文字，就很难成为文学，成为人民的文学。那样的文字，应命名为：“政府文学”。

    没有了牧羊人的羊群，依然是羊群，依然有草吃，甚至依然会膘肥体壮。但是，我相信这群羊再也找寻不着家的方向了，从此迷失于荒野里，也并非不可能。我现在就颇有这样的一种感觉。所以，我现在的状态，像极了契诃夫所言的“或是一锅糊里糊涂的稀粥”。

    作者简介：张镭，男，笔名：阿容，原名：张龙桥，江苏宿迁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史记研究会会员，中国鲁迅研究会会员，著有杂文随笔十余部，长篇小说两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