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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上一百，形形色色。中国人对人的划分非常简洁，要么好人，要么坏人，要么善人，要么恶人。
照这样的一种划分，可否说孝敬父母的人，都是好人、善人？不孝敬父母的人，则是坏人、恶人？
我是个“极端”的人。依我看，不孝敬父母的人，做坏人、恶人他都不配，因为毕竟还有一个人。这种东西不能算作人。算什么呢？顶多也就一畜类。
读过太多关于母爱（当然，也包括父爱）的文字，我自己偶或地也写一点点。一度认为，我这个人勉强够得上“孝子”。我理解的孝，就是当父母健在时，我爱他们，敬他们，顺他们，不让他们操心，不让他们受苦。当他们离开我时，我仍能像他们健在时一样爱他们，敬他们。——这个时候的爱和敬，也就一种仪式而已。比如，逢年过节我会准时来到墓地，给他们送纸钱，送花，然后磕头，如此而已。
我以为做到如此，便是孝了。
世人也是这么想的。在父母眼里，儿女能做到这个份上（我理解的那个孝），儿女便是好儿女了。
可父母是怎样对待儿女的呢？
说到这个问题，我首先要忏悔，当然向我父母忏悔。我理解的孝，固然是孝，可那孝太肤浅了。之所以会有这种肤浅，与我们对于父母的付出，父母的心情，父母的疼爱，即便看在眼里，也没有记在心上。某种程度上，我们愣是忽略了这些东西。
我要忏悔，是我都这把年纪的人了，才真正了解到父母的付出，父母的心情，父母的疼爱。跟父母的这种付出，这种心情，这种疼爱比，我们所理解的那个所谓“孝”，真是什么也不是。
尽管我忏悔，但我却深感幸运。幸运的是，我能于自己还活着的时候，从心灵深处了解了父母。
这要感谢一本书，是这本书中的一位母亲写下的书信，让我了解了父爱和母爱，进而让我有了忏悔之心。这本书的名字叫作《中国失独家庭调查》。
看罢这本书之后，我没有像往常那样再去看其它的书。我一直在想一个问题，或者说：我被这个问题困扰了起来。这个问题是什么问题呢？其实是个简单的问题，即：还有敢在父母面前言孝的人吗？
至少，我再也不敢了。我若是还敢，我就是不知羞耻。
话说得是不是过重了？不重，一点也不重。
重，还是不重，我说了不算。我只请求允许我抄录书中的一段文字，你看完了自会知道是重还是不重。
这段文字是一个失独母亲写的，失去儿子后，她靠着写信苦度时日——
儿子，你知道吗？你已经离开我们九年零五天了。
现在又过了凌晨，妈妈不记得每天是几月几日，只记得每天是我的儿子永远地离开家多少天了，一天一天地数，一天一天地数……只要每天过了零点，你离开我们又多了一天……
写信的这位母亲，叫徐志文，家住辽宁省营口市。她的儿子是海军航空兵某部歼击机飞行员、正连职中尉军官，名字叫任宁川。
2006年4月4日下午2时许，任宁川在万米高空执行飞行训练任务中因战机突发机械性故障，壮烈牺牲，年仅26岁。
儿子牺牲后，母亲徐志文就开始给儿子写信。这封信是儿子牺牲后九年零五天写的。
九年零五天！仅仅是个数字吗？不，谁要这么想，谁就错了。这个数字我一念出口，我就泪崩了。九年零五天！除了母亲能记住，儿女们谁能记住九年的那个零头？
朋友，我们的父母过世了之后，我们中谁曾这样做过？我们可曾数着日子过下去？
再看——
儿子，今天是你离开我们整整第1000个日夜，自早晨起床到现在，爸爸和妈妈的眼泪就一直在流。……
此时，我非常想知道，哪个朋友在他（她）的父母过世1000个日夜之后，他（她）会“自早晨起床到现在”，眼泪一直在流？“到现在”的现在，是几点呢？文中没有交待，但应该是夜深人静写信时。
继续看——
儿子，现在是2014年4月4日23时了，妈妈还是想坐下来与你说说话，希望你能听到妈妈的声音……儿子，八年了，你离开妈妈八年了。你知道吗？整整八年，我们阴阳永隔，你永远地离开了我们，妈妈肝肠寸断，好想早点儿去那边找你啊……
此时，我非常想知道，哪个朋友会在他（她）的父母过世8年后，会有这位母亲的想法：“好想早点儿去那边找你啊……”
还有——
儿子，今天妈妈早晨起来就腰腿疼，上烈士陵园的台阶歇了好几次，累得直喘气。看来妈妈真的是老了，不过你放心，只要妈妈爬得动，一定还会去看你。
同样的问题，我还是想重复地问：我非常想知道，哪个朋友会在自己都走不动的时候，还会对父母说：只要我们还能爬得动，就一定会去看望您们？
很显然，世上没有哪个做儿女的，他（她）们能做到这样。自然，也包括我。
自以为，我对父母在世时与过世后的心情都是一致的。当然，这心情是存在着差别的。父母在世时，我所做的事叫孝，叫敬，叫爱；父母过世后，我所做的事还能不能叫孝？叫敬？叫爱呢？即使后者还叫做孝，叫做敬，叫做爱，恐与前者也不可同日而语了。
事实上，父母活着时，儿女们所做的一切都可谓之孝，谓之敬，谓之爱，可当父母不在时，我们所做的，只能算是一种缅怀。就我来说，我往父母墓地跑得勤，并不能说明什么。如果非要找一点缘由的话，只能说，这种跑动，顶多表明自己的内心充满了愧疚。不幸的是，这么多年的奔跑，丝毫看不出我的愧疚心理变轻了。反倒是，我愈是这么奔跑，愈是感觉更加地愧疚，更加地不安。
比方说，在父母墓地，我一定要跪下来，跪在地面上磕头。磕头，可能在中国要算大礼、重礼，最为孝敬的一种仪式了。但《中国失独家庭调查》一书里记下了这样一位母亲，这位母亲当然不能给她儿子磕头，可这位母亲做到的，我们竟然都没有做到。
2015年11月12日凌晨2时39分26秒，这位大连失独母亲仍端坐于电脑前。这么晚了，为何还不睡觉？只因这天的白天她去了儿子的墓地。在电脑前她写下了这样一段话——
浩瀚的山林，遍地都是凄凉的秋叶。风刮得树林就像哀乐一般在头上盘旋。这就是我儿子长眠的墓地。我每次去都趴在地上对埋着我儿子的这片土地声声哀号着——儿子，回来吧！我满身泥土，像鬼一样，甚至像精神病患者，被家人强行拉到车上。
我相信，这一回，没有谁敢于说他对父母也做到了。即，他也像这位母亲，趴在地上对埋着父母的这片土地声声哀号着。更没有谁做得到，满身泥土，像鬼一样，甚至像精神病患者一样，被家人强行拉到车上。
说实话，世间没有这样的儿女。
但世间有这样的父母。所以，我要说，我要感谢这位母亲！因为，这是一位伟大的母亲！感谢你，是你让我懂得，仅仅跪在地面上给父母磕几个头，不能算作孝，不能算作敬，也不能算作爱。只有像你那样把身体趴在地上，对着埋葬父母的那片土地声声哀号，才是孝，才是敬，才是爱。你把身体趴在地上，对埋着你儿子的那片土地声声哀号的举动，不仅让我落泪，更让我自惭形秽。
趴在地上的这位母亲啊，你给我上了一课，永生难忘的一堂课。
趴在地上的这位母亲啊，你让我真正懂得了母爱。
趴在地上的这位母亲啊，你屹立成了一尊雕像，从此让我仰望着前行。
失独家庭，这是我国实行计划生育政策酿下的苦果。中国是不是因为计划生育才得以脱贫致富，我不清楚。如果计划生育的确达到了此目的，那中国人民该感谢谁呢？感谢政府？感谢这一政策？不！我的回答是：感谢执行政策的这代人！当然，也包括这些失独家庭。
然而，失独家庭连唯一的孩子都失去了，他们还要什么感谢呢？可是，尽管如此，我们还是要说，我们要感谢，必须感谢。我们的政府向这些千千万万失独家庭道过一声歉吗？说过一声对不起吗？如果没有，又是因为什么呢？
即便这样的政策真的换来了脱贫致富，恐怕也不能认定这就是一个多么正确的政策。如果非要说这个政策是正确的、甚至是英明的，那首先得去问问这些失独家庭。问问那位趴在地上，对埋着她儿子的那片土地声声哀号着的母亲。她们最有发言权。
毛泽东相信“人多力量大”。我则认为，在人口上作文章，动脑筋，试图以计划生育来脱贫致富的想法，不是个好想法。如果这个想法是好的，那么，2015年10月29日的中共十八届五中全会作出的全面实施一对夫妇可生育两个孩子的政策，又该作何解释？
我身边也有失独家庭，可惜，我始终不曾走近过他们。完全可以说，我不了解他们，更不知道他们内心的苦。有人想当然地说，现在，他们该举杯欢庆了！为什么呢？因为允许生二胎了。说这话的人，只能说是个不动脑子的人。他们这把年纪的人了，还生得出吗？该庆祝的是年轻一代。可吊诡的是，年轻一代却毫无欢庆之心，他们的表现非常漠然，这大大出乎父辈们的预想！也就是说，给生的时候，年轻人却不生了。为什么不愿意生了呢？可能是他们充分享受到了独生子女的美好，也可能缘于培养一个孩子成本上的考虑。
总之，本该欢庆的政策却没有得到欢庆的回应，这不能不引起政策制定者的深思。
中国现在有多少失独家庭？卫生部《2010年中国卫生统计年鉴》、中国社科院《中国老龄事业发展报告（2013）》及其他有关资料做过统计，目前，我国至少有失独家庭100万个，而且每年以7.6万的数量持续增加。
不幸已成事实，谁还能改变呢？当初，制定政策的那些人也已作古。即便追究责任，也无一丝意义了。何况，谁敢追究呢？
不追究，也可以，但能不能别把那个政策说成是利国利民的大事，好不好？如果利国利民，那利的是哪一部分民呢？失独家庭这一部分民，怎么着也不能说这个字吧？
追责的事，断不可能。我也尚未糊涂到这个份上，非要追责。但我常常感到纳闷：为何有些政策，明明历经实践检验之后被证明行不通，或者弊大于利，我们却不能光明正大地坦承呢？不坦承也罢，改过来就是了，中国的老百姓总体上是十分听话的，大约做顺民做得久了，习惯成了自然。听话，当然是好事。老百姓听话，政府高兴；儿女听话，父母高兴。对父母最大的孝顺，不正是一个“顺”字吗？但听话、孝顺并不代表连议论也不可以。——这个事我是从一家出版社的编辑那里了解到的——他给我的书稿下了“判决书”：书中对国家路线、方针、政策，对党和国家副总理以上人员多有议论，须尽数删除。
但我喜欢议论。因为，尽管我不很懂法，可我还算清醒，还算明白，作为公民，如若连议论这个权利也没有了，那我们就不能堂而皇之地被叫作公民了。比方说，计划生育这个事吧，我就觉得，当初邓颖超的那个建议就很好，我就是想议一议。
1954年5月28日，时任全国妇联副主席的邓颖超，给时任中共中央秘书长、政务院副总理的邓小平写了一封信。
小平同志：
我收到了铁道部国际运输局易惟敬和中央电影局魏韵森二同志的信，提到关于已婚女同志生孩子太多的困难以及避孕的问题。这个问题有许多机关女干部也曾经反映过，确是带普遍性的。据我所知，有不少已婚男女干部为了避孕，由于得不到指导及适宜的药物工具等而被迫自行盲目解决，采用了一些有损身体健康的办法或引起疾病，以致造成不良的后果。倘主管及有关方面不及时注意，采取主动的方针和适宜可行的步骤，任其自流，则会使许多干部因缺乏避孕的医药卫生常识，而造成不良的后果，将影响干部的身体健康，也影响其家庭幸福及女干部的工作和学习。因此，我们认为有必要提请主管机关及有关方面予以考虑，采取措施才对。
按照我国目前人口出生数相当高，首先在机关中的多子女母亲或已婚干部的自愿节制生育实行避孕者中，推行有指导的避孕，是可行而又必需的，也不致有何不良影响。国家卫生机关应主动拟定办法，帮助干部解决避孕问题。此事曾得你面许同意，特请批示交有关机关着手进行，是所切盼！另附易、魏二同志来信及苏联避孕药发单抄件一份，以供参考。专此。
即致敬礼！
邓颖超是深受我国人民爱戴的一位老大姐，她与周恩来总理伉俪情深，却没有孩子。这当然不是计划生育的问题，这是革命的问题。那个时代的革命者，为了革命不惜牺牲生命，不惜牺牲家庭和孩子，是再平常不过的了。
之所以对这封信感兴趣，想“议论议论”，就因为这封信的建议非常好，非常人性化。你看：“按照目前我国人口出生数相当高，首先在机关中的多子女母亲或已婚干部的自愿节制生育实行避孕者中，推行有指导的避孕，是可行而又必需的，也不致有何不良影响。”试想，如果我们后来的计划生育政策也只针对多子女母亲采取避孕措施，的确是可行的，而且也绝不会造成今天这样不良影响。说不良影响，可能有些不痛不痒了，应该说悲剧。
革命者为了推翻旧制度、旧政权，建立新制度、新政权，不惜牺牲生命、家庭和孩子，令人感动！但革命成功后，仍然要牺牲家庭，牺牲幸福，那又为的是什么呢？
所以，就这个问题而言，我觉得我们应当反思，应当向那些牺牲了家庭幸福的人民说一声：“对不起！”
这样的议论是否有罪，我真说不清。我自己认为，这是我的肺腑之言，这是良心话，不吐不快。如果有罪，叫什么罪呢？难道就叫“议论罪”？
人总是要犯罪的。其他的罪，杀人放火，造谣诬蔑，万万犯不得。议论倘若成罪，那就让我犯一次吧！不是我固执，亦非我狂妄，而是因为那个母亲，那个趴在地上，对埋着她唯一的儿子的那片土地声声哀号的母亲。她已经像鬼一样，甚至像精神病患者一样，被家人强行拉到车上了，我还有什么可犹疑的呢？我还有什么可惧怕的呢？如果我连议论的勇气也没有了，并害怕死在这个时代，那不是我，绝对不是我。我素来就不缺失这一点点精神。
作者简介：张镭，男，笔名：阿容，原名：张龙桥，江苏宿迁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史记研究会会员，中国鲁迅研究会会员，著有杂文随笔十余部，长篇小说两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