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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管仲，《中国大百科全书·经济卷》是这样介绍他的：
中国春秋时期的政治家。又称管敬仲，名夷吾，字仲。颍上（今安徽颍上）人。早年经营过商业。公元前685年被齐桓公任命为卿，相齐四十年，使齐国空前强盛，成为春秋时首先称霸中原的大国。
但我认识管仲，却是从鲍叔牙开始的。这两个人交情很深。他们在一起经商多年，赚了钱管仲总是多分给自己，少给鲍叔牙。鲍叔牙听到人们议论说管仲贪财，不讲友谊，就替管仲解释，说管仲不是这样的人。他这样做，是由于他家贫困。管仲三次参加战斗，三次都从阵地逃跑。人们讥笑他贪生怕死，没有勇敢牺牲精神。鲍叔牙听到后又向人们解释，说管仲并不怕死，他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他家里有年迈的老母要靠他养着。管仲曾对人讲过，说生我者父母，知我者鲍叔牙。说出的可谓是心底里的话。
这个故事家喻户晓。但包括我在内，知道管仲是中国历史上官妓创始者的，却未必家喻户晓。
中国最早的官营妓院正是春秋时齐国宰相管仲于公元前七世纪中期开设的。《战国策·东周策》记载道：“齐桓公宫中七市，女闾七百，国人非之。”女闾，即妓女居住的馆所。清代褚人获在《坚瓠集》里说：“管子治齐，置女闾七百，征其夜合之资，以充国用。此即花粉钱之始也。”
管仲开办的官办妓院乃世界首创。可惜，这玩意实在不好意思向世人展示，因此国际上知道管仲的并不多。清人纪晓岚在《阅微草堂笔记》里写道：“娼族祀管仲，以女闾三百也。”管仲尽管不被外国娼族所祀，但却是中国妓院行业的祖师爷，这是铁定无疑的。据说，旧时的妓院，每逢年节，娼妓们都要摆开祭坛把管仲当神拜，俗称“老郎神”。
都说婊子无情，戏子无义。我看，单就婊子能把管仲当神拜，她们就很有情。至少，她们知道感恩，感恩于管仲给她们一条活命的路。
有人推算过，说七百个女闾，一闾是25家，人数当在上万。
管仲开办的官办妓院，向前来“消费”的男子收取“花粉税”、“花粉捐”，说白了就是为了收税，为了增加国家收入，有人说是为了解决军费。
用开办妓院来收税，管仲这创意的确了不起！作为政治家的管仲，他所想的可能是国家，而我却认为，管仲这创意与其说是一个政治家的谋略，不如说是一个商人的计策。我们姑且不谈“男尊女卑”这破旧的话题，单就他开创的这个先河给后世带来的危害，尤其给女性带来的伤害，恐怕绝不能用一个宽宥来减消他的罪孽。事实上，管仲自己也清楚，治理人民应该使男人没有邪僻行为，使女人没有淫乱的事情。对男邪女淫之事，应该实施教化训诲。《管子·权修》中记载着他这样的话：“凡牧民者，使士无邪行，女无淫事。士无邪行，教也；女无淫事，训也。”管仲又说：“凡牧民者，欲民之有耻也；欲民之有耻，则小耻不可饰也；小耻不饰于国，而求百姓之行大耻，不可得也。”管仲认为，治理臣民应该让其知耻。小耻不止则大耻行焉。这是“治之本也”。
富有经济头脑的管仲，对伦理道德的是是非非比谁都明白，可为何他还要这么做呢？尤其是他一面提出治理人民要“使士无邪行，女无淫事”、“欲民知其耻也”，一面又广开女闾，委实令人困惑。难道开妓院除了有税收、可富国以外，还可以让“士无邪行，女无淫事”？如果妓院有如此功能，那这个世界上的妓女们实在功莫大焉！
如果管仲所为乃政治家惯用伎俩，即说的是一套，做的又是一套，那么，我宁可把他视为一个商人，更切合人的本性。事实上，管仲也意识到了这一点。他在《水地》篇中，为自己的思维逻辑作了这样的哲理辩解。他说：“是以圣人之化世也，其解在水。”意思大概表达“上善若水”，圣人之治世当仿效水之生态给予我们的启发：对于民风民俗不要去“拔苗助长”，而要“水到渠成”。所谓“水到渠成”，管仲的意思可能是要顺乎人性。这样的思想的确不赖。只是既然是顺乎人性的事，为何又要实施对臣民的“训诲”,而且“训诲”的主要内容恰是人性中最重要的成分：性?
就一个商人而言，道德底线可能永远抵御不住经济利益的诱惑。即便像管仲这样的带有政治家头衔的商人，也不能例外。
事实上，管仲的“性开放”政策，给齐国带来的是生活糜烂世风日下，以至于管仲不得不颁布令人啼笑皆非的特别法令：男子如果休妻三次，则取消他的齐国国籍，驱逐出境；女子如果改嫁三次，则发往国家粮仓舂米进行劳动改造。
有研究者认为，管仲的“无烟工业”确实在齐国经济崛起中起过很大作用。可是，为了经济的发展，为了国家的强盛，齐国所付出的道德沦丧的代价，难道不比它所得到的要大吗？——雄踞五霸之首的齐国，最后的结局便是最好的明证。
《管子·小称》记载：管仲死后四人作乱，把桓公围困在一个屋子里不得外出。有一宫女，从小洞钻入，到了桓公住所。桓公说：“我饿得要死，渴得要死，都得不到，为什么？”宫女回答说：“易牙、竖刁、堂巫、公子开方，四人瓜分了齐国，道路已十天不通了。公子开方已把七百多社的土地和人口送给卫国了。吃的东西将得不到了。”桓公说：“咳，原来如此！圣人话实在是高明呵！要是死了没有知觉还好，若有所知，我有何面目见仲父于地下呢？”他拿过头巾包头而死。死后十一天，蛆虫从门缝里爬出来，才发现桓公死了。
固然我们不能把齐国亡国之责一股脑地全推给管仲，更不能认为是他的“性开放”带来的结果。但若认为一点瓜葛也没有，那也同样不客观。——突然想起孔子，他老人家说过“万恶淫为首”，可他却对管仲大为赞赏：“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论语·宪问篇》）意思是：管仲辅佐齐桓公做诸侯霸王，一匡天下。要是没有管仲，我们都会披散头发，左开衣襟，成为蛮人统治下的老百姓了。
难道，在孔子的眼里，正是管仲的“性开放”政策的实施，才让他成为了文明人？只是如此一来，他的“万恶淫为首”又该作何解释？难道圣人同政治家一样，说的是一套，做的又是一套？
1988年，美国前总统理查德·尼克松出版《1999：不战而胜》一书，对未来的世界政治格局做出了大胆的预测。他坚定地认为：“最终对历史起作用的是思想，而非武器。”
在这本书里，尼克松这样告诫他的同胞：
我们要用我们西方的价值观、用色情去侵蚀中国人的文化，当有一天，中国人不再相信他们的传统文化、道德价值观的时候，就是我们美国人不战而胜的时候，而他们中国年轻人，就会成为垮掉的一代。
尼克松的时间预言显然落空了，但尼克松的预测却并没有失败。也就是说，1999不战而胜是落空了，可这丝毫不意味他的预测：“当有一天，中国人不再相信他们的传统文化、道德价值观的时候，就是我们美国人不战而胜的时候，而他们中国年轻人，就会成为垮掉的一代”，也落空了、失败了。睁开双眼看看当下的中国，尽管我不接受这一代人全是垮掉的一代，但我必须承认，他们对中国的传统文化、道德价值观有了根本性的颠覆。而尼克松的“用色情去侵蚀中国人的文化”一语，才是让我毛骨悚然、惊出一身冷汗的最为阴毒的招数。很显然，色情这一块中国人现在做得很好。这一点，尼克松和管仲倒是不谋而合——尼克松想用色情毁掉中国人，而管仲尽管出发点是为了收税，可齐国的结局告诉我们，靠这个玩意收税，同样会导致国家灭亡。
今日之中国，是一个娱乐时代。我在这个时代里所看到的、感受到的全是轻飘飘的、虚空的平面人。美国批评家尼尔·波兹曼在《娱乐至死》这样一本充满批判性的书中这样声讨媒体的“泛娱乐化”：
我们的政治、宗教、新闻、体育和商业都心甘情愿地成为娱乐的附庸，毫无怨言，甚至无声无息，其结果是我们成了一个娱乐至死的物种。
在中国学人王龙看来，泛娱乐化，撇开社会文化心理原因，更多的是现代技术方式和商业利益，共同导演的一场虚幻的游戏。
另一位美国教授巴特勒·谢弗显然更为悲观。他在《作为娱乐的战争与政治》中这样写道：
娱乐培养了一种被动意识，它使人们心甘情愿地“悬置自己的怀疑”，一旦我们满足于被娱乐（将注意力从现实转移到幻想），让自己的情感被那些精于调动无意识心理动力的人所利用，我们就会被制造这场“秀”的人所操纵。
王龙先生就此发问：
是这两位美国学者杞人忧天，还是娱乐时代的人们麻木不醒？娱乐至死，是一种心甘情愿的自我选择，还是被控制、被操作的结果？
如果允许我们实话实说的话，谁都清楚，我们的社会正是这样的一个时代。娱乐本身是无罪的，可一旦逾越了那个度就危险了。娱乐至死的担忧绝非杞人忧天。
我们知道，在笛卡尔时代“我思故我在”，在大众传播时代“我上电视故我在”，而在泛娱乐时代“我快乐故我在”。王龙说，这种“快乐”是建立在放弃意义追问和现实思考的前提下的，缺乏信仰与精神寄托，动摇人们对永恒价值与信仰的追求。最终，将不可避免地沦为尼克松所预言的那一般境地，成为垮掉的一代。
因此，当2005年10月3日，最新一期美国《时代周刊》亚洲版出版。新晋超女冠军李宇春的肖像，赫然出现在其封面上时，我知道，尼克松该高兴了。一时间，除了疯狂的“玉米”们弹冠相庆，国内所有娱乐媒体无不热情跟进。那一刻，我更加清楚地意识到，我们完了。尼克松不仅高兴，而且应该为他确凿的预言深感骄傲。看看《时代周刊》的评论吧：
《超级女声》这个节目，代表着一种民主运作的模式。由观众自己选出心中的偶像，挑战了中国传统的规范，在中国来说很不容易。
而尼克松说：“当有一天，中国人不再相信他们的传统文化、道德价值观的时候，就是我们美国人不战而胜的时候，而他们中国年轻人，就会成为垮掉的一代。”
诡异的是，3年后，在南方一家著名媒体主办的“中国改革开放30周年风云人物评选”活动中，李宇春仍以高票和袁隆平、杨利伟同榜而列。还好，令我们欣慰的是，还有袁隆平，还有杨利伟。如果仅仅只有李宇春或其他什么春，如此如此的娱乐人物时，这个时代便彻底地垮了。
有人认为，美国的强大在于它的经济，在于它的科技。而我认为，美国的强大在于它的文化。尼克松试图用他们的价值观、用色情、用娱乐来侵蚀中国人的文化，的确找到了要害。是的，无论经济、科技还是一两件尖端武器的确不能改变一国的文化和道德价值观。事实上，当管仲意识到“性自由”祸国又殃民的时候，为时已晚了。同样道理，当有一天我们终于意识到“娱乐至死”的危害性的时候，可能也是晚了一步。
早在16世纪，意大利政治学家马基雅维利就提出：“造就最强大国家的首先条件不在于枪炮，而在于能够造就其国民的坚定信仰。”每一个人意识深处的文化精神，才是坚实的民族之根。
在中国的历史上，因为娱乐、因为色情而亡国的悲剧并不鲜见。都说“前车之覆，后车之鉴”，我看不出当下的国人有这份清醒。相反，这是一个娱乐至死的时代，更是一个色情发达到泛滥成灾的时代。
作者简介：张镭，男，笔名：阿容，原名：张龙桥，江苏宿迁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史记研究会会员，中国鲁迅研究会会员，著有杂文随笔十余部，长篇小说两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