吃饭问题

接下来，准备写点什么？朋友问。

写写吃。我说。

朋友很惊诧：吃？吃有什么好写的？

我也很惊诧：难道我这位朋友毋需吃饭，便能活着？

一个人不吃饭便能活着，那当然是不可能的，我不相信世间会有此等奇迹。如果人不用吃饭便能活着，那人类也绝不至于会像现在这么龌龊、糟糕透顶。

一

我对于人类生存意义的认识，一向没有别人那么宽阔和昂扬。在我看来，吃饭才是人类的首要问题。一切主义都应服从于、服务于这个“首要”。撇开吃饭，而谈主义，那他自身便是一个危险主义分子，他的危险就在于：他在骗人！实际上，一切主义啊、革命啊、思想啊、运动啊，要么是吃不饱饭饿出来的，要么则是吃饱了饭撑出来的。

“光复会”成员陶成章的父亲开了一家瓦窑，颇善经营，陶成章却偏执于读书和革命。有一次父亲问他：“你搞那些子革命，为的是个啥呀？”陶答：“为了要使得人人有饭吃。”父亲听了这话，对人说：“我儿子要使得人人有饭吃，这个我怎好去阻挡呢？”便由着他去流浪革命运动去了。

一般来讲，干革命，在我们看来，那该是多么惊天动地的伟业！可陶成章却告诉我们，革命，也不过是为了吃一口饭而已。

由此可以想见，那些所谓干大事业的人，做大官的人，他们也还不都是为了一口饭？至少是，只有吃了饭，他们才能干大事业、做大官。而干了大事业、做了大官，则会吃上比平民百姓更好的饭。

即便是狂傲的知识分子们，他们可能以为，世间惟有他们才是真正活得有意义的人。可殊不知，饿着肚子他们也会同凡夫俗子一样，可怜兮兮。生活在嘉道时期的龚自珍为此写过两句著名的诗——“避席畏闻文字狱，著书都为稻粱谋”。

1933年，日寇侵入华北，钱玄同将眷属送往沪上，若非不良于行，体衰多病，他早已离开北平。他写信给好友，痛心于自己缺乏“执干戈以卫社稷之能力”，不知“究竟该做些什么才对”，只能教书，深感“骗钱糊口，无聊极矣！可耻极矣！”

钱先生的无聊与可耻感，来自于他的“骗钱糊口”，而我们不无聊、不可耻，可能是我们自以为糊口的钱不是骗来的。实际上，不管是骗来的还是赚来的，依旧都是为了糊口——弄口饭吃。更何况，赚来的与骗来的，其区别究竟有多大呢？谁能说赚来的就不曾有骗？谁又能明确：骗来的不也是赚来的？

二

有学生问孔子，治理国家有什么样的标准？孔子回答说：老百姓能吃饱肚子，军事力量强大，老百姓信任政府。学生追问，必须去掉一个时，先去哪个？孔子说，去掉军队。再去一个呢？孔子说，吃饱肚子。

在孔子看来，治理好一个国家，可以不要军队，百姓可以饿肚子，但老百姓对政府的信任不能没有。显然，孔子把百姓对政府的信任视为治理一个国家的最重要标准。重要到军队可以不要，老百姓甚至可以饿着肚子。听上去倒也很感人，可在现实中行不通。军队的确可以不要，而百姓绝不可以饿着肚子。百姓连肚子都填不饱时，还谈什么对政府的信任呢？政府若连百姓的肚皮都保证不了，他又怎么让百姓信他？一个政府若要想博得百姓的信任，首先要做到的，恐怕还是让百姓吃饱饭吧！这一点，孔子自己也说过：“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既是人之大欲存焉，百姓会饿着肚子信任政府？

但吃饱了饭，百姓就信任政府了吗？看看目下这个时代，谁都会觉得对政府的信任，恐怕还不只是吃饱肚子的问题。

其实，人的欲望太高了。饥饿时，他的确只想到有饭吃，而一旦吃饱了，他又“饱暖思淫欲”。无穷尽的欲望，硬把简单的人生复杂了起来。人为什么会活得如此之累？许多人都在问自己、也问他人。答案不是很简单的吗：欲望。

如果人不吃饭，这个世界绝不会有这么多的罪恶；如果人吃饱了肚子便能满足，那人类会多么快乐！从政府那一面讲，他们更快乐。而当下，政府实在快乐不起来——面对百姓对他们的不信任，他们也甚纳闷：都吃饱了肚子，怎么还不知足呢？他们哪里知道，百姓在吃饱了之后，他还要做人的尊严、要民主、要自由、要公平、公正，还要生存质量，还要政府不贪腐。就连美国政府已经做得那么好了，百姓依旧不满足，以占领华尔街的方式表达自己对政府不满的诉求。

吃饭的确是人生的一桩大事，而且是惟一的一桩。除了这桩大事外，人生还有没有比之更大的事？我想了又想，好像没有。有人也许会说，我们除了吃饭，我们还要工作。是的，一点也没错，我们的确需要工作。可我们为什么要工作呢？我们工作的目的又是什么呢？恕我没有远大理想和志向，我的回答是：我们之所以要工作，是为了吃饭，是为了赚吃饭的钞票。这同样也是我们要工作的目的。

工作是为了吃饭，不工作就没有饭吃。没有饭吃，就会挨饿，甚至于饿死。没有饭吃，我们就会铤而走险，做盗做贼，干杀人越货的勾当。挨饿的人多了，就会集体造反，时髦的词则曰革命，造反或革命的目的，依旧是为了吃饭。

抗战时，李达在武汉，周恩来派人询问他是否愿意去延安。李达表示：去延安只要有口饭吃就行。后来有人把这话报告给了博古，博古说，去延安干革命，还讲什么条件！李达受此奚落，辗转去了桂林。周恩来知道后，颇不以为然：干革命难道就不能讲吃饭？其实，周恩来这话讲得还不是很到位，他应该说：“干革命不就是为了吃饭吗？”

职业革命家毛泽东在为《湘江评论》写的创刊宣言中说得才到位：“……世界什么问题最大？吃饭问题最大。”

毛泽东的这一认识，的确无愧于伟人之论。

在乡间，人们见了面，开口便是：吃了么？吃饭的重要不言而喻。现如今，人们都吃饱了，见面后的话就成了：在哪发财？听上去与吃无关，其实不然。发财做什么？还不是为了吃？只不过吃得更好罢了。

有一则笑话，说一外国人来中国，对一官员说，此次中国行终于让他明白了中国文化为什么叫吃文化了——比如，他说，谋生，中国人叫糊口，岗位叫饭碗，受雇叫混饭，花积蓄叫吃老本，混得好叫吃得开，男人靠女人吃饭叫吃软饭，占女人便宜叫吃豆腐，女人漂亮叫秀色可餐，受人欢迎叫吃香，受到特殊照顾叫吃小灶，不顾他人叫吃独食，受人伤害叫吃亏，男女嫉妒叫吃醋，犹豫不决叫吃不准，不能胜任叫干什么吃的，负不起责任叫吃不了兜着走，办事不力没能耐叫吃干饭！……中国的这位官员听了，很是光火，怒曰：你这样总结中国文化，我看你是吃饱了撑的！那外国人不明其意，忙补充说：你说的又是吃！

虽是一则笑话，却也把中国吃文化总结得很到位。某种意义上，中国文化的确堪称吃文化。这个吃文化，不仅只是吃，而且包含怎么吃、吃什么，甚至和什么人吃。

曾经接到一条朋友发来的短信，题目就叫作《吃饭的科学发展观》——

吃自家以素为主，吃朋友以鲜为主，吃老板以精为主，吃公家以贵为主。常与领导吃饭，升官是迟早的事；常与大款吃饭，发财是迟早的事；常与情人吃饭，肾虚是迟早的事；常与异性吃饭，上床是迟早的事。

同是笑话，却也真实地呈现了当下社会的某种情状。在中国，想干什么的时候的确都是从请吃饭开始的。

三

一部中国史，几乎就是民众的挨饿史。大抵正是这般的缘故吧，在中国人的生活里头吃才显得如此重要！并形成了这么博大精深的吃文化。然而，诡异的是，无论我们怎样变着方法弄出吃的来，也无论我们的餐桌怎样地丰富无比，可我们在餐桌上的行为与表现实在与文化二字挂不上钩，甚至南辕北辙。一直觉得，在我们的餐桌上，我们怎么也看不到、感受不到文化、文明这两种东西。在我们的餐桌上，总是这样两种景致：要么喧声鼎沸、乌烟瘴气；要么鸦雀无声、狼吞虎咽。难道我们都有着无法斩除的挨饿的基因？还是我们都是饿鬼托生？抑或我们忙碌得连一顿饭也不能吃个消停？

最近在《瞭望东方周刊》第47期读到一篇名曰《中国人，请慢下来吃饭》的文字，作者名叫斋藤淳子，是个日本人。文章并不太长，兹录于下：

作为日本人，我完全同意“食在中国”的说法。我这么多年留在中国的最大理由之一就是为了吃。但让我纳闷的是，很多中国人并不是真的“会吃”——在日常生活里，中国人并不太重视吃的情境安排，不给日常吃饭以应有的社会地位。

在中国人的日常生活中，虽然餐桌上的菜都做得很丰富很美味，却缺乏一种“欣赏”吃饭的气氛。好像对忙碌的中国人来说，吃饭惟一、或许最大的目的就是赶快把胃填满，完成这个任务。每个人吃完了立刻站起来离开饭桌，似乎只是一件无头无尾的生活小事。对我来说，这样的吃法好像只有在军队里或监狱里才会发生，与高质量的中国菜太不匹配了。

最近我心疼地发现，我上小学的孩子每天中午就花10分钟的时间看着同学的后背吃饭，而且被严格禁止聊天。难怪他们不爱学校的饭。

而在日本，吃饭是小学生们迫不及待的黄金时间。学校午饭时间是45分钟，接下来还有二三十分钟的休息时间。每个学校都有厨房，能供应热乎乎的饭菜。饭点一到，当天的值日生会穿戴上纯白的围裙、口罩、帽子，把大桶拿到教室里，并把食物盛在每个同学的碗里。

吃法也有学问，不能偏食和剩饭。吃饭时为了方便同学之间说话，会把课桌重新摆成五六人一起面对面的样子，大家坐好后，会一起高兴地喊一声：“谢谢！我要吃了”后一起开动，有时还会先介绍一下当天的菜谱或应时蔬菜。吃完饭也跟家里的规矩一样，必须等到“真是个好佳肴！谢谢”后才开始收盘。从教育的角度讲，这样的午饭安排可以从小培养孩子用正确的态度吃饭，学会感激四季的自然恩惠，了解饮食文化，并培养自理劳动的习惯，对于孩子的一生是大有益处的。

现在，很多中国人开始说，生活应该慢下来。我想，也许中国人可以先从慢下来吃饭开始。有这么多足以傲视全球的美食，为什么不好好享受呢？

再来看一篇10月26日《扬子晚报》的一篇文字《餐桌课堂》，作者刘锴。

中国有句古话：“食不言，寝不语。”然而在英国，餐桌被当成了“课堂”。

在英国，孩子从开始与大人一起上餐桌进餐时起，家长就开始向孩子传授进餐的礼仪，如如何与客人同桌进餐，先吃哪样菜、后吃哪道餐以及进餐的穿着、如何与同桌客人交谈等。在英国人看来，一个“无礼”的孩子，既是个人学养不够、家教缺乏的表现，也难以在社会上立足，长大后更不会有所成就。有些家庭对孩子进行“餐桌教育”时，还特地请来当地有名的教师，对孩子进行餐桌礼仪教育。所以，英国的孩子从一周岁左右开始，就懂得了如何在餐桌上像绅士一样进餐、如何帮助家长摆放餐具、如何体面地与客人同桌进餐。

每个孩子都有自己的进餐习惯。为此，英国的家长们把“进餐习惯”纳入了“餐桌教育”的内容。他们从孩子坐上餐桌的那天起，便鼓励孩子自己夹菜、进食。家长们认为，孩子“自食其力”，有助于孩子独立人格的形成。这对于孩子将来走上社会能“独挡一面”、自食其力是一个不小的启蒙和帮助。很多孩子有偏食、挑食的坏习惯，英国的家长决不纵容孩子这个毛病，他们不仅给孩子讲解每道菜的营养、味道，还让他们懂得珍惜他人的劳动成果和摄入更多的营养，而且还“亲口”给孩子作进餐的示范，从而改变孩子任性、自私的习惯。

英国的家长还把餐桌当成环保教育的生活课堂。在餐桌上，家长们会教孩子区别哪些餐具是“环保餐具”，哪些塑料袋可能成为污染环境的“永久垃圾”。英国的家长和孩子一般都拒绝使用一次性餐具，而且拒绝购进那些带塑料包装的食品。厨房里产生的垃圾，孩子们也都按照家长的要求进行分类。另外，在餐桌上，家长也会对孩子进行节水、节能方面的教育，使孩子们从小就养成爱节约的良好习惯。

寻常的餐桌，成了英国人见缝插针的家教课堂。

在一个以爱吃、会吃并吃出文化来的国度，我们硬是忽略了这寻常的餐桌，更没有做到将其作为家教课堂对孩子们施以应有的教育。以致于让一代又一代的中国人都爱吃、也都会吃，却不知道自己的吃相依然与野蛮人相仿。老实地说，我们固然有吃的文化，但我们却没有吃的文明。如果这般的文化也值得炫耀，那也只能炫给自己看，绝不能影响外人。中国的许多东西包括我们的文化，之所以总也走不出去，影响不了人家，我从这吃的文化里仿佛看到一丝奥秘。是的，若要说文化，我们的确比人家有文化，可这些文化缘何连文明都产生不了呢？一个人如果连文明都做不到，却还对人介绍说他很有文化，谁信呢？反过来说，一个人非常文明，即使他没什么文化，又有什么关系呢？

每每想到英国的孩子从一周岁开始，就懂得如何在餐桌上像绅士一样进餐、如何帮助家长摆放餐具、如何体面地与客人同桌进餐时，我的脸就要发红。每每想到日本的小孩子吃饭前高兴地喊一声：“谢谢！我要吃了！”吃完饭又开心地再说一声：“真是个佳肴，谢谢！”时，我真要无地自容了。这样的孩子，将来长大了，无论走到哪里，都会是一个文明人。家长也好，国家也好，都不必担心他会在外面出丑。

四

吃饭，不过是我们每一天的例行之事。俗话说，一顿不吃饿得慌，而一天不吃，即使死不了，也一定很要命——除非这个人有了病。

吃饭，也确实是一件简单的事。然而，当它变成饭局时，它就复杂了。而饭局在中国又是必不可少的东西，许许多多大大小小的事情大都需要用大大小小的饭局来解决。外国人感叹在中国吃一顿饭——即使是美食，也会身心疲惫。这也是我一直以来逃避官场饭局的因由，一如我的逃会。逃会，是为了不浪费自己的时间，而逃饭局，不止是怕浪费时间，而是饭局上的规矩太繁复，一不小心便有可能栽在某次饭局上。

由吃饭我还想到了其他。是的，不止吃饭，许多方面我们都有悠久的历史、都有古老的文化，我们也常以此为傲。吊诡的是，在这个世界上却有一些国家，历史也好、文化也罢，都远逊于我们，可他们在某些方面，比如文明这个层面，却做得远比我们要好，而且好上许多，甚至值得我们要向他们学习。其实，不如人家也并不可怕，可怕的是，我们既不改正也不学习，而是搬出我们的历史与文化说事，仿佛一说历史与文化，我们就能把人家给压下去了。殊不知，如果你的历史与文化连自己的国民都改良不好，人家会买你的账？有时候，我倒很怕人家问我们：“你们的历史的确悠久，你们的文化也很辉煌，可为什么从你们的身上就看不出文化来呢？你们的文化理应熏陶出很文明的国人才对啊！”我们该如何回答这个问题呢？我真不知道我们这文化怎么了？这个问题委实地令我苦恼。这两年间，我倒是翻了不少书，试图从书中找到答案。

也许，答案是找不出的，可我依然找到了一些东西——下面的文字，极有可能会令我们豁然开朗，即使不至于如此，恐怕也能让我们有一些感触吧！

德国历史学家赫尔德早在十八世纪末即指出，几千年来，中国始终停滞不前。他们那些关于道德和法令的教诲总是反反复复，变着腔调在同一个话题上兜圈子，千篇一律地颂扬一种孩童式义务。中国恰如一具木乃伊，周身涂着陈腐的香料，描绘着象形文字，包裹着丝绸，它体内的血液循环早已停止，犹如冬眠的鳖类。它对一切外来事物都采取敌视、窥测、阻抗的态度，它对外部世界既不了解，也无兴趣，更不喜欢，它的最高旨意就是终日沉浸在自我封闭的漫长黑暗之中。

而郭嵩焘这个中国人在出使西洋、见各国风俗之齐整，回国后对人感慨：“孔孟欺我也。”也的确令人感慨不已！

杜威的观点，似乎更耐人寻味——

1924年秋，正在康奈尔大学留学的萧公权邀请杜威作演讲时，曾问杜威：中国积弱的原因何在？杜威答复说：“中国文化过度了。”

1924年的中国，的确积弱得很。如果那时中国积弱的原因，是中国文化过度了，那么，今天中国虽然远未强大，却也未必积弱了。开始富裕起来的中国人，其文明程度为何还如此低下呢？杜威的观点可否继续作为今天这种现状的解读？

是的，中国人富了，至少一部分人富了，吃得好了，穿着也好了，人类的一切需求都得到了改善。可餐桌上的中国人，要么来去匆匆，好像不是吃饭，而是赶场子；要么奢靡排场，大把的金钱和时间耗费在一餐饭上。我们有许多美食，可我们从来不知欣赏和享受。更为不幸的，则是一代又一代的中国人都不曾接受过餐桌课堂的教育，以致于坐到餐桌时，你看不到一丝一毫的文明与修养。吃饭，在中国人的教育理念里，压根就没有过。我们有谁像英国人那么教育孩子了？我们的孩子有哪一个会做到日本小孩那个样子？

这一课，该到了恶补的时候了。总听到家长们说，不能让孩子们输在起跑线上。而起跑线上的孩子除了学分，亦即所谓的成绩，还有别他的吗？一个成功、成才、成人的孩子，难道仅有学分就够了吗？也许，我们培养的孩子的确成才了——在中国父母的眼里，考上好大学就是成功、成才，可我要说，如果他们不能成人，那就永远谈不上成功和成才！中国孩子，一代又一代的孩子们，缺的正是做人这一课！做不好人，不止是一个家庭的悲哀，更是一个民族的不幸。

一位作家说，所谓文化，不是空的，不是虚的，它是实实在在的东西，它表现在我们的一言一行中。吃有吃相，这也是有文化的表现。看吃相，怕也就能看出一个人的大概来。

    如何做人？不妨从餐桌开始。

    作者简介：张镭，男，笔名：阿容，原名：张龙桥，江苏宿迁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史记研究会会员，中国鲁迅研究会会员，著有杂文随笔十余部，长篇小说两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