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3年,有感于全国人民都在学雷锋,作曲家潘振声创作了一首儿歌《一分钱》——
我在马路边拣到一分钱,
把它交到警察叔叔手里边,
叔叔拿着钱,对我把头点,
我高兴的说了声:“叔叔,再见。”
当这首儿歌在中国大地唱响时,我还没出生。但关于1963年的中国,我们这代人却并不陌生。那是一个人人都在自觉地学习雷锋的时代,从小孩子到警察都不例外。
1963年,潘振声在一所学校任辅导员,经常有小学生把拣到的一分钱交给他,交给老师,交给警察。
1963年的中国社会,在潘振声的眼里真是美妙无比:警察在校门外维持交通秩序,维护孩子们的安全。孩子们见着警察就像见了自己的亲人一般。许多孩子走出很远了,还回转头来大声叫唤:“警察叔叔再见!”
从1963年到1966年,仅仅三年,中国社会就发生了革命性变迁。这一变迁持续了十年。十年后,《一分钱》销声匿迹。
革命从来都是血腥的,即便冠以“文化”。温馨的社会,温馨的场景,从此成为绝响。所幸,作曲家过世了,而歌曲尚在。
一分钱硬币,现在已很少见到了。但警察在校门外维持交通秩序,维护孩子们的安全,却始终如一。
一分钱硬币,尚没有完全绝迹,偶或还可以见得到。但社会早已不是1963年了。即使看见地上有一分钱,也很少有人会弯下腰去拣起它。即使拣起它,不管成年人,还是上学的孩子们,也绝对不会把它交到警察叔叔手里边了。
所以,我们现在不唱《一分钱》了。但现在的孩子们唱什么呢?我实在想不起来。偶或看见下了课放学回家的孩子们,惬意地坐在爷爷奶奶、外公外婆的三轮车、自行车的座位上,吃着点心,哼着我们的歌——“让我一次爱个够,现在和以后”时,我的眉头总会锁起来。
当我会唱这首儿歌时,我已经十多岁了。后来我慢慢地长大了,这首儿歌也就不再唱了。可是很奇怪:虽然流行歌曲一首接着一首地扑面而来,应接不暇,可我还是会时不时地哼起这首儿歌,尤其在我散步时。
我白天喜欢走路,晚上喜欢散步。人们说我这个习惯好。我也没觉得好在哪里。之所以喜欢走路,不是为了能拣到一分钱,而是我的许多想法常常会在路上产生。
人活着,总得有一点想法。这想法从哪里来呢?天下掉不下来。但走路时却会从“路上”蹿出来。包括我写的这篇文字,就是走路走出来的,而且发生在一天时间之内。
常听人们说,人生是一次漫长的旅行。我喜欢这个说法。不过,我没感觉有多漫长,相反,我感觉太匆匆,太短暂。
旅行,不只是去很远的地方看风看景,在你生活的地方,一样有风有景,有各色人生可看。尤其走在马路上,偶或看到的“风景”,简直不枉此生。
在一处较为僻静的巷口,我看见一个老人摔倒了,所有的人就像没看见似的,从老人身边急急走开。这时,一男子停下脚步,看看四周,好像在寻找什么。看得出他非常犹疑。不过,不知什么原因,他还是走过去,把老人扶着坐了起来。看样子,老人摔得不重,也没什么伤。只见老人坐起后一把抓住男子的手,男子急忙说:“监控会还我清白!”老人嘿嘿一笑,“别傻了,这里没监控!”这时,就看见男子飞起一脚,踹向老头,“他妈的,没监控你还敢这么屌!”又一个男子这时突然出现了:“我是他儿子,我录下了你踹人的视频。”踹人的男子冷笑一声,出示了南京方面提供的急性短暂性精神障碍证明。
别人是边走边唱,尽管唱的不是《一分钱》,可我不喜欢唱,有时候则是没心情唱。我喜欢边走边看,因为路上的风景,真是太有趣了,比拣到一分钱有趣得多了。
一抬头,就是一饭馆,门前立着一块大靠牌,牌上写着——
十种人不接待:
1、不尊敬毛主席的人,
2、不忠于党,不爱国的人,
3、不孝敬父母的人,
4、不为百姓办事的人,
5、情人节只给小三,不给老婆买礼物的人,
6、说钓鱼岛不是中国的人,
7、去日本、韩国旅游、购物的人,
8、言论太自由、管不住嘴巴的人,
9、抬死杠的人,
10、喝了酒还开车的人。
正在感慨时,从店内走出一穿着厨师装的人。“老板!你是哪种人?”他笑着问我。我不假思索:“我是第8种人。”他跑过来用手指找到第8条,说:“这条勉强可以进店。不过,不能过于喧哗,免得让人听见。”
我看了看他那张油光锃亮的脸,我想说:“你这么年轻,没从文革走过来,怎么会……”可话到嘴边,还是没说出来。为什么咽回去呢?忽然意识到,他并非此店老板。
“你们老板比你大吗?”我问。
他答:“我们老板比我大不了几岁。40左右。”
“这言论太自由,管不住嘴巴的人,也作为不接待条款之一,岂不是限制人的言论自由?开饭馆的也有这个权利?”我有些不高兴,便这么质问他。
他说:“这事我也不懂。列这条是受央视那个老毕的启发,他不就是因为没管住嘴吗?”
我是特反对限制言论自由的。所以,看到这一条我特别不高兴。一直到现在我都在想:“他不就一开饭馆的吗?他有什么权利提那样的要求?”
马路上的风景,也不尽都是扫兴的。你看这个卖西瓜的,他也在摊前放个牌子,上面写着:
比老婆还熟!
比情人还甜!
比小三更有味!
这样的西瓜,你还犹豫什么呢?
是的,这样的西瓜,你还犹豫什么呢?走过的路过的,没有一个错过的,就连一老爷子也抱起两个大西瓜,一脸喜庆地往车上放呢!
突然有了内急,急匆匆找厕所。还好,不远处有一破旧厕所,好像多年无人问津似的,里面散发着恶臭。
我掩着鼻子,憋着气,站在墙角处解决问题。这时,一行字映入眼帘——
自己对老婆不好,就不要怪别人对你老婆好。
——隔壁老王。
我这一笑不要紧,鼻子、嘴巴全打开,恶臭、腥臊直入五脏六腑。
正欲逃跑时,又一行歪歪扭扭的字迹让我停下了脚步。这行字写的是——
小时候认为,“穷不过三代”的意思,是穷到第三代以后就不会再穷了。
长大后才知道,穷到第三代已经穷到连媳妇都娶不到了,也就没有第四代了。
落款写着:多么痛的领悟者。
冲出厕所,时候已是不早了。我这一路走,一路看,路上的风景真是可观。人生不管是一次漫长的旅行,还是一次短暂的旅行,我都觉得有趣极了。知道我为什么喜欢行走了吧?这路上不光有“一分钱”可拣,还有比一分钱更重要的风景。
穿过一条马路,就是我居住的小区了。小区门口平时很清静,不知怎么的,今天竟然这么热闹。近前一看,原来是一个人,穿着一身青衫,头比光头强的头还大。听他讲了半天,才知道他是卖诅咒术的。
一老者津津有味地给我和其他几个人转述诅咒术的事。
诅咒术的第一步,需要买家提供被诅咒者的姓名。出生年月日,最好准确到时。当然,被诅咒者的照片是万万不可少的。
“诅咒内容呢?”我问。
这位转述者说,内容广泛,从诅咒娃娃、打小人、扎小人、拆散情侣、扰乱人心、令人失眠,到生意破产、官员被双规等等等等。价格从200元到2000元不等。
我问这个热心的转述者:“你试过没有?”他有些不高兴,道:“我没有试过,但我相信。”
这时,那个身着一袭青衫,头比光头强的头还大的男子对着一个人吼了起来:“打110?你打啊!我告诉你,我的这种事情在网上早就有人干了。警察为什么不去查啊?我不是骗子,我怕谁?”
我准备回家后到网上查查,看看这诅咒术怎么个卖法。不是我准备买这个诅咒术,而是我想知道,是什么人卖这个术,又是些什么人买这个术。我就纳闷了:人活着活着怎么就活成了这样卑鄙的人!都说这官场上你死我活,可这些贫下中农们,他们怎么也搞起这勾当来了呢?有多少冤?有多少仇?值得如此报复吗?
很痛苦地边走边摇头,为这世界,为这人心,我把自己的心情搞得乱七八糟。进得楼道,就听到有人破口大骂:“孬种!”“不得好死!”这样难听的话。
从楼上走下的邻居,冲我笑笑,用手向左一指,我一看,天啊,满墙都贴满了“小广告”——字是打印出来的,内容是:
借钱不还,孬种孬种!
借钱不还,全家死光!
借钱不还,出门撞死!
上得二楼,几个男子堵在二楼楼道口,左边的房门上满满当当地贴上了“小广告”。看样子家里无人。也可能有人,不敢出来。外边的几个男子,据说有债主,有他的朋友,但后来才知道,是黑社会性质的讨债团伙。
1963年,作曲家潘振声走在马路上,被孩子们和警察的亲密感情感动了,他创作了一首儿歌《一分钱》。这首歌是那个时代温情的记录,50多年过去了,每每唱起它,眼中都含着泪花。
我在马路边拣到一分钱,
把它交到警察叔叔手里边,
叔叔拿着钱,对我把头点,
我高兴的说了声:“叔叔,再见。”
今天的孩子们依然可能会在马路边拣到一分钱,但他们还会交给警察叔叔吗?警察叔叔拿着钱,还会“对我把头点”吗?
一个时代总有一个时代的风气,这风气既有好的也有不好的。1963年的风气,无疑是好的。不仅孩子们是好的,警察也是好的。好的时代即使走得再远,人们也会怀念,人们也会想念。一如我们今天怀念、想念雷锋一样。
我早已不是孩子了。作为成年人,眼看着旧时代渐行渐远,一去不复返,我们除了跟随这时代的巨轮向前,实在不知道我们还能做些什么。妄图阻挡时代巨轮滚滚向前吗?不,我们阻挡不了!阻挡就是一个死字。跳上时代巨轮与它一起滚滚向前、随波逐流?这心里又有些怀旧,又有些不舍,又觉得向前是必然的,可向前未必就是一个好字。
每天,我都要在我们这个时代里艰难地行走着,我所看到的风景,我能说它都是美的、好的?我只能说,这是个有趣的时代,但显然,它还不够温情。也可能正是由于如此,我这心里对于些许旧的东西,比如《一分钱》的儿歌,就很怀念,就很不舍。
要命的是,带着《一分钱》的旧情奔驰在今天这个伟大的时代,我总有一丝恍惚。
后来,我真就上网查那个诅咒术了。一名自称香港的“天师”,在其店铺里出售多种“咒术”,数据显示:其月销售额为1115笔。——我不怕鬼,但看见这“咒术”时,比看见鬼还让我惊恐,让我不安。
作者简介:张镭,男,笔名:阿容,原名:张龙桥,江苏宿迁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史记研究会会员,中国鲁迅研究会会员,著有杂文随笔十余部,长篇小说两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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