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偶或地，有一个问题，令我充满想象：一个人，在知道自己即将辞别人世的时候，除了悲伤、不舍和难过，他还会有怎样的表现呢？是不是所有的人都是这么一个样子呢？是否有人反其道而行之，以死为乐、视死如归，甚至于歌唱呢？
首先让我想到的,是庄子的“鼓盆而歌”。
鼓盆而歌，见《庄子·乐至》。
庄子妻死，惠子吊之，庄子则方箕踞鼓盆而歌。惠子曰：“与人居，长子在身，死不哭亦足矣，又鼓盆而歌，不亦甚乎！”
庄子曰：“不然。是其始死也，我独何能无概然！察其始而本无生，非徒无生也而本无形，非徒无形也而本无气。杂乎芒芴之间，变而有气，气变而有形，形变而有生，今又变而之死，是相与为春秋冬夏四时行也。人且偃然寝于巨室，而我噭噭然随而哭之，自以为不通乎命，故止也。”
翻译成通俗的文字，就是：
惠子（惠施）听说庄子的妻子死了，心里很难过。他和庄子也算是多年的朋友了，便急急忙忙向庄家赶去，想对庄子表示一下哀悼之情。可当他到达庄家的时候，眼前之情景却让他大为惊讶。只见庄子叉开两腿，像个簸箕似地坐在地上，手中拿着一根木棍，面前放着一只瓦盆，庄子就用那根木棍一边有节奏地敲着瓦盆，一边唱着歌。
惠子先是发愣发呆，继而渐渐生出不满，最后愤愤不平了。他怒气冲冲地走到庄子面前，庄子略略抬头看了他一眼，依旧敲盆、唱歌。惠子忍不住了：“庄子！尊夫人跟你生活了这么多年，为你养育子女，操持家务。现在她不幸去世，你不难过、不伤心、不流泪倒也罢了，竟然还要敲着瓦盆唱歌！你不觉得这样做太过分了吗！”
庄子听了，这才缓缓站起身。惠子朝他脸上一看，方才觉得自己刚才的话有点过火。怎么说庄子一点也不悲伤呢？他的脸上，现出一层淡淡的悲切，眼圈也红着。惠子不觉暗暗叹了口气：“这个庄周，对什么都是淡淡的，以致总让人捉摸不透。”
庄子说：“惠兄，感谢您老远地跑来吊唁。其实，当妻子刚刚去世的时候，我何尝不难过得流泪！只是细细想来，妻子最初是没有生命的；不仅没有生命，也没有形体；不仅没有形体，也没有气息。在若有若无恍恍惚惚之间，那最原始的东西经过变化而产生气息，又经过变化而产生形体，又经过变化而产生生命。如今又变化为死，即没有了生命。这种变化，就像春夏秋冬四季那样运行不止。现在她静静地安息在天地之间，而我却还要哭哭啼啼，这不是太不通达了吗？所以止住了哭泣。”
庄子认为，人的生命是由于气之聚，人的死亡是由于气之散。这种认识，姑且不论是否合符科学，仅以他对生死的态度而言，便远在常人之上。他摆脱了鬼神对于人类生死命运的摆布，只把生死视为一种自然的现象，认为生与死的过程不过像是四时的运行一样罢了。
有人也许要说，庄子老婆的死与他本人的死还是有区别的。他老婆死，他可以鼓盆而歌，他自己快死时，他也会鼓盆而歌吗？
老实说，我不认为这还能算作问题。因为，以庄子的这种达观，这种对生死的认知，当死亡来到他面前时，即便他不能走下床来敲起盆来唱起歌，也一定会快乐地迎接死亡。这应该是绝对没有问题的！
尽管我们无从考证和确认通达的庄子自己临死时是否会“敲起盆来唱起歌”，但中国最大的圣人孔子，却是唱着歌迎接即将到来的死亡的。
孔子死的那一天，是公元前479年，日子记载很准确：夏历 2月11日。距今已经2490个年头了。
孔子唱歌的记载，见于《礼记·檀弓》：
孔子蚤作，负手曳杖，消摇于门，歌曰：“泰山其颓乎！梁木其坏乎！哲人其萎乎！”
意思是说，孔子早上起来，背着手拖着手杖，自在地走到门边，唱道：“泰山要倾斜了啊！梁木要腐坏了啊！人也要枯萎了啊！”
东汉的郑玄读罢此文，感叹道：“明圣人知命。”所谓“知命”，就是了解自己的命运。孔子唱这首歌时，有了预感，接着果然病倒了，七天后去世。
据说，孔子在吟唱这首《曳杖歌》之前，做过一个不祥之梦，梦见自己坐在两个廊柱之间被人祭奠。这个梦可能让圣人明了，自己将不久于人世了。依常理，许多人在这样的梦之后会非常悲痛、哀伤。但孔圣人似乎没这么苍凉。相反，因为自己将不久于人世了，连手杖也不用了，孔颖达解释“负手曳杖”时说：“杖以扶身，恒在前面用。今乃反手却后以曳其杖，示不复杖也。”所谓“示不复杖”，意思是自己即将辞别人世，何必再用手杖？因此他才“消摇于门”，从屋内走到门口，显出一副轻松随便的样子。“消摇”即“逍遥”，安闲轻松的样子。
孔子这天早上的这一幕，的确让人浮想联翩，又感怀无限。其所为，与庄子的鼓盆而歌，如出一辙，具有无限的诗情画意。二位圣人在死亡面前的表现，其浪漫主义情怀堪称举世无双的典范。在其后漫漫岁月里，还有谁演奏过类似感人的乐章？
孔子会唱歌，爱唱歌，许多人都知道，历史也有记载。
中国第一部诗歌总集《诗经》，里面录了305首诗，孔子将它们都配上乐曲并演唱。不要说那个时候很少有人能做到，即便放在当下又有几人做得到？
单从这个意义上讲，孔子便可以称之为一个伟大的音乐家、歌唱家。今天那些唱歌的，若与孔子相比，没有人敢说他是音乐家，他是歌唱家，他连一个歌手的称谓都不配。
有一个作家，说孔子就像是帕瓦罗蒂。其实只能说帕瓦罗蒂像孔子。实际上，二者间没有可比性。帕瓦罗蒂终究只是个唱歌的，而孔子不是。尽管他是那么地热爱歌唱，但毕竟歌唱只是他的业余爱好。
不过，我倒是遐想过，倘使当年如有今天这样的设备，把孔子唱的歌录下音来，真不敢想象那该是咱们大中华多大的一笔财富啊！
孔子的爱唱歌，与我们俗人的爱唱歌也不一样。我们只在高兴、快乐的时候唱歌，而孔子不是。他高兴时唱歌，不高兴时甚至危险时，也唱歌。孔子在周游列国时，时常遭遇各种危险，但他从来没有停止过唱歌。当然，只是据说了，孔子还曾经为他心爱的女人唱过歌。
其实，除了圣人，不是圣人的人也同样能够笑对死亡，尽管他们未必高唱着歌曲。
徐锡麟被捕后，独自一人承担“罪”责。他对潘司冯煦说：“我之罪，我一人当之，寸磔我身可矣，幸毋累他人。”写完供词，他被拍了一张验身照片，徐看了看很不满意，大声说：“且慢！脸上没有笑容，怎么留给后代？再拍一张。”
面对即将到来的痛苦死亡，谁能告诉我：他会如徐锡麟一般笑着迎接死亡？
有人也许要说了，徐锡麟他是一个革命者，革命者为了自己的信仰，当然会微笑而死。也对。那就让我们再来看一个不是革命者的书画家是怎么看待死亡的。
米芾是北宋书画大家，因举止怪诞、癫狂，人称“米癫”。此人临死前一个月，就开始安排自己的后事，与亲友诀别，还把一生收藏的字画、器玩全部付之一炬。之后，又备下一口棺材，饮食起居全在棺内进行；死前七日，洗澡换衣服，吃素焚香。最后的那一天，米芾请来所有至亲好友，举着佛尘说：“众香国中来，众香国中去。”言罢，扔掉佛尘，面带笑容，合掌而逝。
如果圣人的心灵是相通的，那么，当我们的庄子鼓盆而歌、当我们的孔子梦见自己死亡来临而唱起歌来的时候，在遥远的异国，一个名叫苏格拉底的老人在被判处死刑即将执行的前夕，却与朋友们侃侃而谈生与死（主要是灵魂），其从容不惧、视死如归的情景，即是到了今天，仍然令人向往惊叹！
苏格拉底临刑前，有七个人围在他身边，听他谈话。这七个人分别是伊奇、斐多、阿波、齐贝、西米、克里和一个监狱的监守人。据记载，苏格拉底是被雅典法庭以引进新的神和腐蚀雅典青年思想的罪名而被判处死刑的。苏格拉底曾获得逃亡雅典的机会，但他没有这么做，仍选择饮下毒堇汁而死。因为，他认为自己若逃亡只会破坏雅典法律的权威，即便这法律对他的判决是不公正的，甚至是错误的；同时，他担心自己逃亡后雅典将再也没有好的导师可以教育人们了。
孔子《曳杖歌》也有这层意思。前两句用比拟，以物比人，以“泰山”、“梁木”拟哲人。“泰山”是众山所仰的高山，现在高山要崩塌了，众山就无可瞻仰了。“梁木”是放置檩条、椽子的地方，现在梁木快要折断，檩条、椽子就无可依托了。紧接着这两个比喻的句子，末句直接说到自身。“哲人”，乃夫子自道；“萎”，原指草木枯死，引申为病危。孔子的高足子贡，这天早上刚好来看望老师，听了这首歌，由“泰山”、“梁木”的比喻，他想到了“哲人其萎”的后果将是十分严重的。柏拉图的对话录《斐多》，是苏格拉底就义的当日在雅典监狱里和一伙朋友（有人称之为门徒）的谈话。谈的是生与死的问题。主要谈灵魂。全部对话都是参加谈话的斐多向伊奇讲述的。讲述的地点在弗里乌斯，因为伊奇是那个地方的人。（《斐多》中译本为杨绛女士所译，辽宁人民出版社，2000年4月第1版。以下引文均出自本书）
面对即将到来的死亡，苏格拉底和他的朋友们有如下的对话：
克里说：“没什么，苏格拉底，只是那个照管给你喝毒药的人一直在跟我唠叨，叫我警告你，尽量少说话。他说，话说多了，身上发热，影响毒性发作；有时候，罪人要是说话太多，毒药得喝个两遍，甚至三遍。”
苏格拉底说：“别理他，叫他尽自己的责任准备给我喝两遍药，如果有必要，就喝三遍。”
克里说：“我简直拿定你会这么说的。可是他跟我唠叨了好一会儿了。”
苏格拉底说：“别理他。你们现在是我的审判官。我现在正要回答你们的谴责。我要跟你们讲讲：一辈子真正追求哲学的人，临死自然是轻松愉快的，而且深信死后会在另一个世界上得到更大的幸福。西米和齐贝啊，我且把这番道理给你们讲个明白。”
“许多人不懂哲学。真正的追求哲学，无非是学习死，学习处于死亡的状态。他既然一辈子只是学习死、学习处于死亡的状态，一旦他认真学习的死到了眼前，他倒烦恼了。这不是笑话吗？”
西米笑着说：“嗨，苏格拉底啊，我这会儿虽然没兴致笑，你却招我笑了。因为我想到世上万万千千的人，如果听到你形容哲学家的话，准会说你这话很对；我们家乡人对你的话也完全同意，说哲学家求的就是死；他们还会加上一句，说他们看透了哲学家，哲学家就是该死的。”
苏格拉底说：“西米，他们说的也有道理，但是他们看透了哲学家这句话不对。因为他们并不明白真正的哲学家怎么样要求死，怎么样儿应该死，哲学家要求的死又是什么样的死。不过这话我们先搁一搁，我们且说说，我们认为人世间有死这回事吗？”
西米说：“当然有啊。”
苏格拉底说：“我们认为死就是灵魂和肉体的分离；处于死的状态就是肉体离开了灵魂而独自存在，灵魂离开了肉体而独自存在。我们不是这样想的吗？死，不就是这么回事儿吗？”
西米回答说：“不错呀，就是这么回事儿。”
……
“其实，西米啊，真正的哲学家一直在练习死。在一切世人中间，惟独他们最不怕死。你该照这样想想：他们向来把肉体当作仇敌，要求灵魂超脱肉体而独立自守，可是到了灵魂脱离肉体的时候，却又害怕了，苦恼了，他们寄托毕生希望的地方就在眼前了，却又不敢去了，这不太愚蠢了吗？他们不是一直在追求智慧吗？他们不是仇恨拖带着的肉体，直想避开肉体吗？很多人死去了亲人、妻子和儿子，都愿意到一个世界去，指望见到生前爱好的人，和他们在一起呢。一个真心热爱智慧的人，而且深信只有到了那个世界才能找到智慧，他临死会悲伤吗？他不就欢欢喜喜地走了吗？我的朋友，假如他是一个真正的哲学家，他临死决不会愁苦的。因为他有坚定的信念，惟有到了那边，才能找到纯粹的智慧，别处是找不到的。照这么说，哲学家怕死不就非常荒谬吗？”
西米说：“确是非常荒谬。”
苏格拉底说：“西米啊，如果你看到一个人临死愁苦，就足以证明他爱的不是智慧，而是肉体，也许同时也爱钱，或是权位，也许又爱钱又爱权位。不是吗？”
西米说：“这话很对。”
当中国的孔老夫子在看见自己的死亡而歌唱的时候，在遥远的古希腊，一位伟大的哲人在预见到另一个世界的幸福就要来临时，他渴望着如天鹅一般引吭高歌。
西米说：“苏格拉底，我给你老实说吧。我们俩各有些疑惑的事想问你，听听你的回答。他呢，叫我问。我呢，让他问。我们都怕打扰你，打不定主意。因为在你当前不幸的情况下，问这种问题怕不合适。”
苏格拉底听了这话，温和地笑着说：“啊，西米！我并不认为我当前的处境是不幸。我连你们都说不相信，要叫别人相信就更难了。你们以为我和平时不一样啦？脾气坏啦？你们好像把我看得还不如天鹅有预见。天鹅平时也唱，到临死的时候，知道自己就要见到主管自己的天神了，快乐得引吭高歌，唱出了生平最响亮最动听的歌。可是人只为自己怕死，就误解了天鹅，以为天鹅为死而悲伤，唱自己的哀歌。他们不知道鸟儿饿了、冻了或有别的苦恼，都不唱的，就连传说是出于悲伤而啼叫的夜莺、燕子或戴胜也这样。我不信这类鸟儿是为悲伤而啼叫，天鹅也不是。天鹅是阿波罗的神鸟，我相信它们有预见。它们见到另一个世界的幸福就要来临，就在自己的末日唱出生平最欢乐的歌。我相信我自己和天鹅伺候同一位主子，献身于同一位天神，也从我们的主子那儿得到一点天鹅的预见。我一丝一毫也不输天鹅。我临死也像天鹅一样毫无愁苦。……”
我突然觉得，在如何面对死亡这个终极问题上，庄子和苏格拉底最有相通之处，他们当年若能得以相见并交流对话，相信在东西方文化史上不只留下一段佳话，而且，很可能会改变、至少是会影响到许多中国人的生死观。
苏格拉底的许多话语的确令人怦然心动。尽管我们无法确认另一个世界到底存在与否，但你不得不承认苏格拉底所描绘的那个世界是极具诱惑性的。许多人之所以害怕、恐惧于自己的死亡，的确与他不了解死亡的真实意义有关。如果死亡仅仅只是肉体的消失，而灵魂却不死，不仅不死，反而会把我们引向更美好的另一个世界，那这样的死亡岂不是一件非常有趣、又非常美妙的事情吗！
另一个世界究竟有多有趣、又有多美妙，我们中绝大多数人都无法知道，甚至连想象也没有。但苏格拉底却告诉我们，人只有到了另一个世界才能找到纯粹的智慧，而别处是找不到的。别处又是何处呢，是我们人世间吗？我想，当是无疑的吧！如果人世间没有“纯粹的智慧”，人类留恋这个世间，的确“爱的不是智慧，而是肉体，也许同时也爱钱，或是权位，也许又爱钱又爱权位。”
许多时候，钱会让我们失去仅有的一点智慧，而权位则是摧毁智慧的最强大的手段。在苏格拉底眼里，这个世界是没有智慧的。所以，他要到另一个世界去寻求智慧。当那些没有智慧却有权位的人判处他死刑的时候，他的从容不惧，现在看来，真的很好理解。
世俗之人之所以难以达观生死，其原因已经一目了然。不要说他们可悲，也不必为他们哀叹！毕竟他们都是永远也走不出洞穴的人。即使我想把他们引出来，即使我告诉他们生命的真相，即使我把庄子、孔子、苏格拉底这些伟大人物的言谈与故事周详地讲述给他们，也未必改变得了他们。不是我对他们没有信心，而是他们沉睡于洞穴的时间太久；除了神，我不知道还有谁能挽救、唤醒他们。
而我不是神，我只是一个平凡的人。所幸的是，我与庄子、孔子、苏格拉底这些伟大人物们相遇了，并且是在我最需要他们的时候。即使不是为了寻求智慧，单为那能够在另一个世界与已故亲人们的相逢，我似乎也认为死亡不是一件可怖的事情。能够实现你的某一个愿望，谁能说这死亡不值得我们期待呢？
惟一令我为难的，人世间固然有许多动人的歌曲可供人们歌唱，但有哪一首歌可以作为死亡之时而唱的歌曲，却似乎颇伤我的脑筋。好在，离那一天的到来在我还尚有时日，容我慢慢地寻找吧。
作者简介：张镭，男，笔名：阿容，原名：张龙桥，江苏宿迁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史记研究会会员，中国鲁迅研究会会员，著有杂文随笔十余部，长篇小说两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