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几年,我成了“逃会王”。想尽一切办法,寻找一切可以寻找的借口,躲避会议。会议有那么可怕吗?常有人这么问我。我不知道该怎样回答。我以前说过,我逃会,是不想浪费时间。现在的会议太多,会议开得太拖沓。台上口若悬河、激情澎湃,台下昏昏欲睡、大皱眉头。以我的年纪,再去接受这样的“教育”,实在令我心情痛苦。
开会固然也是一种工作,可我实在觉得这工作可有可无。既然可有可无,为何不能逃避呢?
浪费时间,只是理由之一。就个人来说,有一个理由一直未说出口,这个理由就是:我害怕在讲话时被迫说“尊敬的”。
大凡开过会的人都知道,台上官小的,必然要称呼官大的为“尊敬的”。比如,尊敬的某书记,尊敬的某主任,尊敬的某局长,等等。只有官大的人(至少在那个场合没有比他再大的),他才不必用“尊敬的”称呼台上的人。官大的,一般来得比较直接——“同志们”。
我很不习惯。有一次参加会议,按规定提前派人把我的讲话传过去。那边把关的人在我的讲话上就加了一行字:“尊敬的各位领导”。第二天参加会议时,我才拿到讲稿。看到添加的那行字,我笑了。但是,当我讲话时,我还是将那句话给落下了。在任何一个会议上,我都不使用“尊敬的”这个尊称。
不使用这个尊称,不意味我不尊重那些个官大的人,而是因为,在我对他们并不了解的情况下,硬让我称呼他们为“尊敬的”,实在有违我的心灵。我始终不能认同,官大的就得是“尊敬的”。一个人到底值不值得他人尊敬,我认为与他做不做官,做多大官,没有关系。官做得大,就值得人尊敬?官做得小,就不值得人尊敬?如果这个逻辑成立,那不做官的人,就不存在被人尊敬了?
依照共产党的理论,官员乃人民公仆。仆人成了最受人尊敬的人,那主人呢?
仆人不是不能受人尊敬,周恩来就很受人民爱戴。问题是,尊敬仆人的人是哪些人呢?是主人吗?好像不是。尊敬仆人的人,是小仆人。
小仆人拼命抬举大仆人,结果把大仆人弄得很自以为是,自以为是到:他不仅不认为自己是仆人,而且认为是主人的恩人。甚至把自己弄成了一个伟大的人物!他这个伟大人物,不是人民选举出来让他做官的,他是天生的才俊,一生下来就是受人尊敬的人。谁敢在大庭广众下不称呼他为“尊敬的”,那这个人就是不想在他手下干下去了。
我正是一个“不想在他手下干下去了”的人,因此,我才不愿违心地叫他们为“尊敬的”。
我不这么叫,还在于,我觉得这不公平。当然,在官场上讲公平,有点傻蛋。可我就是一个较真的人。我明明知道,这个真较不得,而且,谁较这个真,谁就会粉身碎骨。我较的是什么样的真呢?我较的这个真,就是:凭什么只能上级受尊敬,而下级就不能受尊敬?也就是说,会议上,为何只有下级的一口一个“尊敬”的叫,而上级则不必称呼下级为“尊敬的”?难道上级天生就是贵人,而下级天生就是贱货?
这年头,官场上波谲云诡,许多官员一大早还坐在大会主席台上威风凛凛、痛陈反腐,可正说着间,忽有人走上台来将他带走。从此,他再也回不到这个主席台了,他再也不能被他的部下们称之为“尊敬的书记、主任、局长了”。
如此说来,我固执地不称呼他们为“尊敬的”,也还不是纯粹地出于自负,抑或他们说的“傲慢”。有时候,官场上吃亏的人,才真正地应了那句老话——“吃亏是福”。
中国共产党取得政权后,关于称呼,也是有过规定的:一律互称同志。这个规定后来没有得到很好的落实,关键还在上面。毛泽东担任党的主席,所以,我们叫他毛主席。可老人家过世快四十年了,我们中还有许多人仍旧称呼他的职务,即仍旧叫他“毛主席”。
也许,这是出于人民的感情。但这种感情也说明一个问题:我们中国人对做官的人有一种与生俱来的恐惧与迷信——即使这个人不做官了,在人民的心目中,他仍旧是官,因为,他做过官。好象,一个人只要做了官,那么这个人就终生为官。不要说毛主席这样的开国元勋,就是生活中那些普普通通的官员,退下来后人们依然称呼他在位时的官职。如果有人不这么称呼他,他会非常气愤,并认定人家是小人。
官场的风气是从上往下刮的,所以,上面怎样做,下面就怎样做,上面怎么称呼,下面也怎么称呼。有些会议,几十人发言,全是“尊敬的”声音。那个主持会议的最大的官,估计也听麻木了,并不觉得称呼他为“尊敬的”,就是真正地尊敬他。但此时,若有哪个不称他“尊敬的”,他倒会很灵敏。他会皱一皱眉头,在心里记下这个人。记下这个人,绝不会提拔他。如果还有哪个愣头青称他为某某某同志,那这个人的结局,一定会比上面那个要糟许多。
官场的这种风气,恐怕无人能够改变得了。称呼官职,兴许也不是多么可怕的事。真正可怕的,是公然吹捧。一位久经官场的老领导感叹地对我说,身居官场上,违心的话,你必须说;违心的事,你必须做。我也就忽然明了:自己这决不违背心灵的思想与人格,注定了我是个不宜在这个场子上混下去的人。
最近逛旧书摊,发现两本旧书,是齐奥塞斯库选集。一本是他1969-1973年间的文集,一本是他1974-1980年间的文集。前一本文集的定价是2.10元,后一本文集的定价是2.55元。但卖给我的价钱是:一本20元,一本25元。“就这个价,你要就要,不要拉倒。“书商说。我给了他40元,他勉强收下。
齐奥塞斯库,中国人对他并不陌生。在很长一个时期内,他被我们称之为“中国人民的好朋友”。他是罗马尼亚共产党和罗马尼亚社会主义共和国最高领导人。我在他这两本文集里,惊奇地读到他对部下们的称呼:“尊敬的同志们”、“亲爱的同志们”。
我在他的文集里,看到了与我国,与许多社会主义国家相同的情景:他的讲话,总被长时间的鼓掌与欢呼所打断。被他称之为“尊敬的同志们”、“亲爱的同志们”的那些部下们,虽然对他很尊敬,可奇怪的是,却没有人高呼他“万岁”,甚至没有人尊称他为“尊敬的”!在他讲话时,掌声、欢呼声不断,有时全场起立,高呼:“齐奥塞斯库——罗马尼亚共产党!”“齐奥塞斯库和人民!”
我们不要奢望,我们的官员,都能像齐奥塞斯库这样,在举国会议上,向全体予会人员道一声:“尊敬的同志们”、“亲爱的同志们”。但在每年一次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国务院总理在向全体代表作工作报告时,他应该向全体代表们说一声:“尊敬的各位代表”!为什么我希望他这样说呢?他是这个国家人民选出来的最大的公仆,倘使他能对人民说一声“尊敬的”,那么,他的部下,比他小的各级公仆,自然也就会像他学习,称呼人民为“尊敬的”了。当这个国家的人民变成官员心目中“尊敬的”人时,这个国家才能真正地实现他对人民作出的承诺:“人民是国家的主人”。
事实上,只有人民受到官员的尊敬,官员才能受到人民的拥戴。在一个国家,官员受到尊敬,而人民却被冷落,这不是一个正常的国家。
我对罗马尼亚人民的冷静,心生敬意。如果我们的人民也多一些这样的冷静,中国的“文革”也不至于会造成那么大的灾难。革命领袖的过错,许多时候都有人民的推波助澜。不管齐奥塞斯库对他的同志们是否真的尊敬,但毕竟他做到了。这在我们这里,仿佛有些不可思议。不要说国家元首,即便一个县长,他怎么会向副县长,副县长以下的官员们说一声“尊敬的”?更不可能对人民说:“尊敬的人民”。只能是副县长,副县长以下的官员们向这位县长说:“尊敬的县长”。我至今没听说过,哪个中央领导对省级领导说“尊敬的”,又有哪个省级领导会对地市级的领导说“尊敬的”?
只有齐奥塞斯库同志做到了。可惜,他不是中国同志,而且他已经死了。
齐奥塞斯库死在他的“尊敬的同志们”、“亲爱的同志们”的手里。
1989年12月25日是圣诞节。由罗马尼亚救国阵线组建的特别军事法庭在兵营内对齐奥塞斯库夫妇进行审判。特别军事法庭是以下述罪名判处齐奥塞斯库夫妇死刑的:
一、大量屠杀人民,牺牲者超过6万名;
二、利用秘密警察对付人民和国家,损害了国家的力量;
三、在各个城市制造爆炸事件,破坏建筑物和公共财产;
四、把国家经济搞得一团糟;
五、在国外银行存款超过10亿美元,并企图利用这笔巨款外逃。
当地时间12月26日下午4时,一支3人的行刑队执行枪决。据报道,行刑前,埃列娜曾向行刑士兵喊道:“你们怎能向我们开枪,我曾经那么关怀你们,我是你们的母亲。”一个士兵回答道:“不,你不是我们的母亲,你是杀死我们母亲的凶手。”齐奥塞斯库拉了拉埃列娜,说:“不要再说了。”这对风雨同舟几十年的夫妇紧紧挤靠在一起。
枪声响了,他们倒在血泊中。
2008年10月14日,罗马尼亚议会参众两院举行联席会议,以97票赞成、13票反对和58票弃权,通过了齐奥塞斯库国外存款的调查报告。调查委员会主席萨宾·库塔什指出,该委员会在成立的两年内,进行了大量调查取证,结果,“所有调查证人无一例外地都认为,齐奥塞斯库在国外没有存款”。
齐氏的结局,令人想起中国那句老话:欲加之罪,何患无辞。我曾经以为,罗马尼亚人民是冷静的,但当我们看到齐奥塞斯库被以那样的方式枪决时,我又觉得那冷静的背后,有着不可想象的冷血。任何一个民族都不能也不应以这样的方式,来对待一个曾经为自己的祖国、为自己的民族作出过杰出贡献的人物,即便他后来犯过错误。
作为一个中国人,一个普通的中国公民,我只能以个人的名义,向罗马尼亚人民的领袖,道一声:“尊敬的齐奥塞斯库同志,您安息吧!”
仅仅您那一句“尊敬的同志们”、“亲爱的同志们”,我便对您充满了敬意!历史将会证明,您是罗马尼亚人民最杰出、最优秀的儿子。
我也深信,中国人民,终有一天,定能享受到官员们对我们的、发自心底的尊敬,而不是忽悠,更不是高高在上,高我们一等。
我更深信,终有一天,无论在哪种场合,我们彼此的称呼,如果这一方称另一方为尊敬的,那另一方也必称这一方为尊敬的,不论官级大小,大家都彼此尊敬。
我还深信,我们这个社会,人与人之间的称呼,也不是现在这个样子——当面叫职务,没有职务的,称兄道弟,而背后,则直呼其名。人与人之间的称呼,不管当面还是背后,都能以先生、女士相称,这个社会就美好多了。有时候,人与人之间的称呼,反映着这个民族的素质。
作者简介:张镭,男,笔名:阿容,原名:张龙桥,江苏宿迁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史记研究会会员,中国鲁迅研究会会员,著有杂文随笔十余部,长篇小说两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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