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天,从清晨开始。不,从我们醒来的那一刻开始。本质上,我们都是喜欢睡懒觉的人,但迫于生计,我们中的许多人只能“起得比鸡早,睡得比狗晚”。
说起来真是心酸。不过,习惯了就好了。谁叫我们到人世来做人的呢?做人就意味着艰辛;难道我们不知,世上所有的不幸都是给人准备的?就像学生不想起床去上学,工作中的人也不想起来去上班。但纵有一千个一万个不情愿,最后还得硬着头皮爬起来。前者是为了将来找工作做准备,后者,仅为着自己的生计。
吃饭乃人生最大问题。因而我说,工作就是饭碗。不为这碗饭,鬼才上班呢!
一天,从清晨开始。可对于那些“起得比鸡早”的人来说,这清晨的概念就有必要厘清了——也就是说,需要搞清楚清晨究竟是几点到几点。一般来说,清晨通常指早上5点——6点半这段时间。而“起得比鸡早”,显然不是这个时间。是凌晨吗?即0点到2点吗?好像早了点;是拂晓吗?即2点到4点?这个有可能。
厘清这个时间段,很重要。因为我们终于知道了,那些“起得比鸡早”的人,早的并不是清晨,而是拂晓。
对照一下这个时间段,我发现我真是个幸福的人。我可以睡到7点。也就是说,7点才是我一天开始的时候。换言之,我的一天是从7点开始的。相比那些“起得比鸡早”的人们,我比他们整整多睡了3个小时。
如果这个“起得比鸡早”的人,他睡觉的时间又“睡得比狗晚”,那我比他可就不止多睡3个小时了。不过,我真的不知道,狗是几点睡觉的?即便“起得比鸡早”,也令人迷糊:鸡几点“起床”?有道是:雄鸡三唱天放亮。这三唱的时间分别是3、5、7点。3点是拂晓时分,而5——7点则为清晨。这般算下来,那些说“起得比鸡早”的,大约就是凌晨2点左右。
我无“考据癖”,只是想确认,跟他们比,我有多幸福!
一天始于清晨,始于我们醒来的那一瞬间。可那一瞬间发生的事情,却被我们忽略了。那一瞬间发生了什么?如果我告诉你,那一瞬间发生的事情暴露了我们的年龄,暴露了我们的心态,更把我们的内心世界“一览无遗”于那一瞬间,你一定吃惊不小。
这一瞬间所发生的事情,的确被我们忽略了。我也是在“老之将至”时蓦然忆起,年轻时,在睁开眼睛的那一瞬间里,自己原是多么幸福:期待、憧憬、爱和希望。一切最美的东西都在那一瞬间显露于自己的脸庞,想隐藏都隐藏不住。
“老之将至”之后,依然有那一瞬间。不过,再也没有了期待、憧憬,爱和希望了。如果年轻时想隐藏都隐藏不住,那“老之将至”之后,则是想表现也表现不出来了。
有人把岁月比作一把杀猪刀。我觉得,干吗比作杀猪刀,比作一把杀人的刀,难道不行吗?
岁月,比作什么刀都不重要了,重要的是,岁月将人变麻木了,变迟钝了,甚至变消沉了。这才是岁月的最可怖之处。
大约与此有关吧,我现在特别害怕每天清晨必不可少的那一瞬间。与其说我害怕的是这一瞬间的到来,不如说我害怕的是——我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状态?难道真的与年龄有关?抑或仅仅因为年龄?
一八九六年十二月二十五日晚九时许,列夫•托尔斯泰在日记本上写下这样两句:“手心冰凉,真想哭,真想爱。”
此时,这个“真想哭,真想爱”的伟大作家,已经68岁了。
如果不是年龄问题,那又是什么呢?
日子把我过成这么一个样子,是我不乐见的。因为这不是我,至少不是曾经的那个我。
曾经的那个我,是怎样的一个我,没人感兴趣,我也不感兴趣。我只想讲我崇拜的一个人物,这个人物叫保尔•柯察金。
保尔•柯察金是《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一书的主人公。此书的作者叫尼古拉•奥斯特洛夫斯基。
可以说,保尔•柯察金就是尼古拉•奥斯特洛夫斯基,尼古拉•奥斯特洛夫斯基就是保尔•柯察金。
我们知道,被病魔缠身、苦不堪言的保尔一度产生过轻生之念——“生活不下去就一死了之”,经过思想斗争终于战胜了这一闪念,而意识到:“就是到了生活已经无法忍受时,也要善于生活下去,使生命变得有益于人民。”
我可能没有保尔这样崇高——“使生命变得有益于人民”。但我一直认为,人活着,不管命运如何,都要尽其所能为这个社会,为这个社会里的人做一点小事情。
必须承认,每个人都有绝望时。至于绝望时,每个人是不是都会产生轻生之念,我则不敢妄言。我只能说,我自己在绝望时,便产生过这样的念想。事实上,我曾经偏激地主张,人可以随时中断自己的生命,这一主张遭到许多人的强烈反对。
不得不承认,是保尔给了我生活下去的信心。但真正扭转我麻木状态的那个人,则是创造了“保尔”这一人物形象的尼古拉•奥斯特洛夫斯基本人。
每个人的生命都是由天数构成的。就整个人生而言,没有谁会把一天的时间看得何等重要。人们总都把一天的时间看得无足轻重,甚至可有可无。总认为今天过了还有明天,明天过了还有后天。好像日子如流水一般,无穷尽矣。他们哪里知道,对有些人来说,过了今天,可能就没了明天。那些总把事情拖到明天再说的人,是注定一事无成的。
我很少想明天,因为我不知道,我有没有明天。有人兴许认为,这样未免太悲观了。我不这样看,也不这样想。坦率地说,有没有明天,并不取决于你。那是命运的事,是神的安排。我们所能做的,就是活在今天,把今天要做的事做好。
我的这一思想,得益于二十三岁时全身瘫痪,二十四时双目失明的尼古拉•奥斯特洛夫斯基。
一九三五年九月二十七日(他去世前一年),他写了一篇短文《我的一天》。我节选几段,让大家了解一下他的一天是如何度过的。
……电话铃声闯入美梦,令人兴奋的幻觉恐惧地消失了……醒来,我的第一个感觉就是我这被瘫痪所钉住的身体难忍的疼痛。这就是说,几秒钟之前还在做梦,在梦中我年青,有力,骑着战马像疾风一般奔向初升的太阳。我并不睁眼,这没有必要:在这一瞬间我正回忆着一切。八年前,残酷的疾病使我倒在床上,动弹不得,弄瞎了我的眼睛,把我周围的一切变成了黑夜。已经八年了。
肉体的剧烈疼痛,向我猛烈攻击,既残酷又无情。我本能地作着初步的反抗——紧紧地咬着嘴唇。第二次电话铃声赶紧地跑来援助我。我知道,生活在号召我去反抗。妈走进来。她送来早晨的邮件——报纸、书籍、一束信件。今天还有好几次有趣味的约会。生活要取得它应有的权利。痛苦滚开吧!清晨短时间的搏斗结束了,同往日一样,生活战胜了。
——快点,妈妈,快点!洗脸,吃饭!……
母亲把未喝完的咖啡拿去。我马上听见我的秘书阿列克山得拉•彼得洛夫娜的问安。她像钟一样准确。
人们抬我到花园的树荫底下。这里一切都准备好了,预备开始工作。赶快生活。就因为这个,我的一切欲望才那样强烈。
……
——四个钟头了,该停止啦——秘书小声说。
午餐……一小时休息……晚间的邮件——报纸、杂志,又有来信。我听人们念小说。阳光消失了,我看不见,但我感觉到凉爽的黄昏在移近着。
…………
天黑了。屋里静静的。客人走了。人们念书报给我听。轻轻的敲门声。这是工作日程上规定的最后一次约会。英文《莫斯科日报》的记者。他的俄语不太好。
——是真的吗?您从前是一个普通的工人?
——真的,当过烧锅炉的火夫。……
他的铅笔很快地擦着纸响。
——请您告诉我,您很痛苦吧?您想,您是瞎子呀。躺在床上不能动许多年了。难道您一次也未曾想到自己失去了的幸福,想到永远不能恢复看东西、走路,而感觉失望吗?
我微笑着。
——我简直没有时间想这些。幸福是多方面的。我也是很幸福的。创作产生了无比惊人的快乐,而且我感觉出自己的手也在为我们大家共同建造的美丽楼房砌着砖块,这样,我个人的悲痛便给排除了。
……黑夜。我睡下,疲倦了,但很满意。又生活了一天,最平凡的一天,但过得很好。(《阅读俄罗斯》,童道明著,上海三联书店,2008年1月第1 版,第208-209页)
不客气地说,读罢这篇短文,相信每个人都会心生惭愧!
我经常读这篇文字。读久了,便想写一篇《我的一天》这样的文字。可真是奇了怪了,每次拿起笔沉思良久,写下几句,便无字可写。我不想写一篇长文,可总不至于就写那么几个字吧!这是怎么回事呢?这样一篇小学生都可以写得出的文字,难道我要交白卷?几次写不成的东西,我便不写了。但不写归不写,答案我还是想找出来的。所谓找答案,即:我为什么写不出《我的一天》?
原来,《我的一天》是可以写出来的,只是,我这一天值得我写吗?写文章总得写出一点意义吧,没有意义,写出一点意思也可以。可我发现,我这一天既没有意义,也没有意思。所以……难怪……我绞尽脑汁,写不出。
为什么会这样呢?
这是一个令我灵魂震栗的问题。坦率地说,我被自己的问题吓了一跳!不是我恐惧这个问题,而是我想知道,为什么到现在我才想起这个问题?难道它不是一个问题吗?难道它不值得我担忧吗?我想弄明白,搞清楚,是何种因素导致我对这个问题视而不见?显然,这个因素就是自己的麻木。
是岁月麻木了我,还是我麻木了岁月?是生活销蚀了我的意志,还是我销蚀了生活的意志?当初的激情可以销蚀,但当初的微笑、当初的希望和爱,则不应该销蚀。一个人倘连微笑、希望和爱都丢失了,那生命岂不只剩下了躯壳?这样的生命要之又有何益?生命倘使是这个样子的,此时,轻生的意念反倒有了一丝意义。
因为麻木,便可以毫不足惜地将那些宝贵的东西一股脑地丢失吗?为什么岁月会让我们麻木?麻木如果让我们丢失了那么宝贵的东西,那麻木难道不是一种罪吗?为何我们如此乐意、安享这种罪呢?难道这种罪是麻醉剂吗?
想想那个尼古拉•奥斯特洛夫斯基。想想他瘫痪的身体,想想他失明的双目,即使这样,当电话铃声响起时,“我知道,生活在号召我去反抗。”
“生活战胜了!”“赶快生活!”这些多么普通的字眼,却如此强烈地刺激着我,刺激着我麻木的人生状态,生活状态,乃至于灵魂状态。我的整个状态都被刺得很不舒服,我甚至感觉到了我的所有状态都往外滴血。
该换换血了,倘使真的滴了血的话。有一种声音告诉我,声音很轻,像在我耳边絮语——振作起来!恢复你原有的状态!你的激情呢?你的热血呢?你的微笑呢?你的希望你的爱呢?
不要拿岁月说事,生活也从来没欺骗过你。想想“被瘫痪所钉住的身体难忍的疼痛”,想想这个被疼痛困扰、折磨的奥斯特洛夫斯基,几秒钟之前,他的梦中还年前,有力,“骑着战马像疾风一般奔向初升的太阳”。我,我们,哪怕我们也是有病的人,可我们——有谁敢说他的病,他的身体,有着奥斯特洛夫斯基那样“难忍的疼痛”?
我一直认为自己是个有病的人,当然,我也确实是有病的——我的血糖居高不下。但在奥斯特洛夫斯基面前,我这个病算什么呢?我都不好意思说病了。当他艰难地睁开眼睛的时候,他便投入到工作中去了,他是那样迫不及待地想着工作——快点,妈妈,快点!洗脸,吃饭!……
他有很多的工作要做,他甚至没有时间去想他身体上的痛苦。
而我们,我们是不是放大了我们肉体上的那一点点痛苦?
当然,我们最大的不幸,还在于我们以麻木为借口,消弥了自己的意志,也一并消弥了那些年月里最美好的东西——微笑,爱和希望。
我们把好端端的一个自己,变成了一个通身麻木的人,一个近于木头似的人。
我们依然穿行于茫茫人海,可我们自己知道,那不过是我们的一具躯壳。
现在,我想让灵魂回到躯壳里。我想于清晨的那一瞬间,找回属于我的微笑,爱和希望。
当一天过去,黑夜来临,我想像英雄尼古拉•奥斯特洛夫斯基那样——“……黑夜。我睡下,疲倦了,但很满意。又生活了一天,最平凡的一天,但过得很好。”
当一生过去,死神来临,我更希望听到有人在我耳畔轻声诵读《钢铁是怎样炼成的》那段格言一般的自白——
人最宝贵的是生命。生命属于我们每个人只有一次。人的一生应当这样度过:当他回首往事时,不会因虚度年华而悔恨,也不会因碌碌无为而愧疚。这样,在临死的时候,他就能够说:我已把自己的整个生命和全部精力都献给了世界上最壮丽的事业——为人类解放而奋斗。
我只想改最后一句话——为人类自由、和平、幸福而奋斗。
作者简介:张镭,男,笔名:阿容,原名:张龙桥,江苏宿迁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史记研究会会员,中国鲁迅研究会会员,著有杂文随笔十余部,长篇小说两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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