热闹场

    中国的官场，好象只有黑暗这两个字。这个好象从何而来？从官场小说里来。

    官场小说所描述、揭露的官场腐败、官员倾轧以及他们的权术之斗，端的惊心动魄。有人视官场小说为了解官场的一扇窗口，有人视官场小说为“从政经验”的“官经”。我对后者，不敢恭维。

    中国人对官场的痛恨，从最早的《诗经》就有了。当然，真正产生影响的，还是晚清的谴责小说。我们说，中国官场的黑暗，是从官场小说里来，应该说首先是从这些小说里来。至于我们今天这个时代产生的官场小说，我说过，看一部就足够了。但是，今天的中国人竟然很喜欢当下的官场小说。据说，可以满足他们窥视的心理。

    老实说，我非常喜欢晚清的谴责小说。从《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官场现行记》，到《老残游记》、《孽海花》，我都读过。其中《老残游记》、《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我读了不下10遍。如果时间允许，我还想读上几遍。

    把描写官场的小说，称之为官场小说，应该是民间的通俗说法。若真要给这种小说找一个说法的话，我以为称“谴责小说”最好。但是，今之官场小说则是不能称之为“谴责小说”的。为什么呢？因为它只是小说，而没有谴责。没有了谴责的官场小说，大约就只剩下满足读者的窥视心理了。如果官场小说成了这幅模样，那官场小说便难成气象。而晚清的谴责小说，之所以经久不衰，就在于它有谴责的力量。缺少了谴责与批判，官场小说便失去了存在的价值，更遑论力量了。

    高耸于中国文学史上的那些鸿篇巨制，一直都令我仰望。即便不是谴责小说，大多数文学作品也都是在揭露现实之后再予以批判。就连与官场小说一点边也沾不上的、我国文学史上第一部长篇神话小说《西游记》，也寓批判于神魔描写之中。如第二十九回写宝象国王问群臣谁去救百花公主回国时，那批“木雕成的武将，泥塑就的文官”竟无一人敢回答，分明是当朝庸臣的写照；第七十八回比丘国王“贪欢爱美”，弄出病来，却要取一千余个小儿心肝做药引子，小说借唐僧之口痛骂国王：“昏君！昏君！”这正是对明世宗时黑暗现实的批判。又如第九十八回佛祖将传经给唐僧时，阿难、迦叶两尊者问唐僧：“圣僧东土到来，有些甚么人事送我们？”直接把神圣的西方世界与贿赂公行的现实联系了起来。

    莫小看了这联系。没了这联系，《西游记》也未必那么好看呢。

    我的意思是，与官场小说毫无关连的《西游记》，都不失其批判性，足见文学的批判性多么不可或缺。难怪鲁迅在说《西游记》“突出于游戏”的同时，又说“讽刺揶揄则取当时世态”，“使人魔皆有人情，精魅亦通世故，而玩世不恭之意寓焉。”（《中国小说史略》）

    而专以描写官场为目标的当下小说，却失却了批判性。这样的小说，我实在看不出它有多大意义。依我浅见，失却了批判性的小说，也就只能是现实生活的呈现了。这种呈现无非是官场如何黑暗，官员间怎样的权术之斗。从这种呈现里，读者得出官场黑暗的结论，真的一点也不奇怪。但这样的呈现，还能否称之为文学呢？

    我偏爱中国的古典文学，不只在于他们的谴责和批判性，还在于他们的语言文字的功底实在了得。《金瓶梅》第六十回写潘金莲争宠，暗算了李瓶儿的儿子官哥儿，李瓶儿痛不欲生，她却幸灾乐祸，指桑骂槐：

    贼淫妇！我只说你日头常晌午，却怎的今日也有错的时节？你斑鸠跌了弹也——嘴答谷了！春凳拆了靠背儿——没的倚了！王婆子卖了磨——推不的了！老鸨子死了粉头——没指望了！却怎的也和我一般？

    这番争风吃醋、尖酸刻薄的语言，写活了潘金莲自私狠毒的个性。既令人佩服作者洞达世情，更令人佩服作者善于运用生活中的口语，并杂入方言、俗谚、歇后语等。

    又如《水浒传》里潘金莲听了武松说“篱牢犬不入”这番话后，指着武大便骂：

    我是一个不戴头巾男子汉，叮叮当当响的婆娘，拳头上立得人，胳膊上走得马，人面上行得人！不是那等搠不出的鳖老婆！自从嫁武大，真个蝼蚁也不敢入屋里来，有甚么篱笆不牢，犬儿钻得入来？你胡言乱语，一句句都要下落，丢下砖头瓦儿，一个也要着地。（第二十四回）

    这种充满了生活气息而又鲜活泼辣的语言，使一个市井泼妇的形象跃然纸上。其效果，怕是什么白话文也难以达到的。

我不否认，今天写小说的作家们，他们的语言也美妙得很。只是，这种美妙，却怎么也做不到让我一读而再读下去了。

    今日中国作家写出的官场小说，给予我们的如果只有一个黑暗的感觉，那么，这种感觉确凿与否，我并不认为有多么重要。老实说，我没有兴趣确认它的光明与黑暗。我的兴趣是，我想知道国外的官场，是怎样的情形？毫无疑问，国外的官场，即便欧美那样民主的国家，也不能说他们一派光明。贪腐是全世界的公敌，每个国家都面临着这个凶顽公敌的肆意妄为。而所谓官场黑暗，并不只是一个贪腐。真正的黑暗，乃在于政治。若抛开贪腐那一面，政治这个层面的黑暗，全世界都好不到哪里去。中国的官场小说，对官员们的贪腐，揭露得可谓淋漓尽致。以至于中国人对官场黑暗的印象，全部来自于有关贪腐的描写。实际上，贪腐不过是官场的生态之一罢了。官场真正可怕之处，并不在此。中国作家们对官场的认知，显然还差很大的火候。

    19世纪末20世纪初俄国杰出的现实主义艺术家，短篇小说大师契诃夫，是令我喜欢无比的、独一无二的作家。他的作品的伟大意义在于：他无情地嘲弄和鞭挞了现实生活中一切庸俗的东西、丑恶的东西和奴性的东西，唤醒人们同它们进行斗争，并坚信美好生活必将到来。

    我读过他大部分短篇小说，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也是与官场相关的有《变色龙》和《一个文官之死》。

    《一个文官之死》和《变色龙》既是讽刺小说，也是写实之作。《变色龙》早已为中国读者所熟悉，我就不说了。我想说说《一个文官之死》。

    《一个文官之死》写的是伊万▪德米特里奇▪切尔维亚科夫，他是一个庶务官，看戏时他打了个喷嚏，唾沫星子溅到了一位大官的秃顶上，从而大难临头似地惶惶不可终日，最后一命呜呼。

    是的，一点没错，就因为这个喷嚏，庶务官切尔维亚科夫就死了。

    故事非常简短。切尔维亚科夫看戏时无意打了个喷嚏，但他发现这个喷嚏溅到了坐在第一排的、在交通部任职的文职将军勃里兹扎洛夫的秃头和脖子上了。他赶紧跑过去对勃里兹扎洛夫赔不是：“对不起，大人，我打喷嚏溅到你身上了……我不是有意的……”切尔维亚科夫感到很难为情，等到休息时间，他再次跑到勃里兹扎洛夫跟前，挨近他，克制着畏葸的心情，低声地说：“我打喷嚏溅到你身上了，大人……请你原谅我本来……这不是……”

    “哎呀，够了……这事我已经忘记了，而您还没完没了！”将军说道，下嘴唇不耐烦地抖动了一下。

    在切尔维亚科夫看来，将军根本就没有忘记，因为，他的“眼睛里却有一种凶光。”

    第二天，切尔维亚科夫穿上新的文官制服，理了发，专程到勃里兹扎洛夫家里去解释。将军的家里有许多求将军办事的人，他根本插不上话。终于轮到他了，切尔维亚科夫低声地说：

    “大人，即或我斗胆地打搅了您，那我也可以说完全是出于悔过的心情……不是有意的，您要了解才好！”

    将军做出哭丧的脸，一挥手说：

    “您简直就是在开玩笑，先生！”他说完便走到门后面去了。

    “这怎么是开玩笑呢？”切尔维亚科夫想了想，“这里毫无开玩笑的意思！一位将军，却不能理解！既然是这样，我就再也不向这个爱夸口的人赔不是了！去他的吧！我给他写封信，再也不来了！真的，再不来了！”

    但切尔维亚科夫给将军的信却没有写成。因为他“想啊，想啊，无论如何也想不好这封信怎么写，只好第二天亲自去解释。”

    “我昨天才打搅了大人，”当将军抬起探寻的眼睛看着他时，他低声说道，“并不是像您说的那样为了开玩笑，我是来赔不是的，因为我打喷嚏时，溅到您身上……至于开玩笑吗，我连想都没有想过。我敢开玩笑吗？如果我们开玩笑，那就意味着我要对人……没有一点敬意了……”

    “滚出去！！”将军突然大喊一声，脸色发紫，全身颤抖起来。

    “什么？”切尔维亚科夫低声问道，吓得发呆了。

    “滚出去！”将军垛起脚来，重复一遍。

    切尔维亚科夫肚子里好象什么东西掉了下来。他什么也看不见，什么也听不见，倒退到门口，走到街上，步履蹒跚……机械地回到家里，没有脱去制服，躺在沙发上，就……死了。

    契诃夫笔下的俄国官场，至少在他的短篇小说里，对官场腐败一直着墨甚少，甚至于一字不著。也许，契诃夫深知，贪腐这事，早已众所周知。把人人都知道的事还拿出来叨叨，即便不是弱智，也绝非是有思想深度的作家所为。但契诃夫笔下的这官场，才是真正可怖的官场。我于这可怖的官场里，读到了威权这两个字，以及能置人于死地的恐怖。其实，这样的威权，在我们的官场，丝毫不亚于契诃夫时代俄国的官场。可惜，我国的写作官场小说的作家们，思想达不到这个高度。他们呈现给我们的，固然黑暗得惊心动魄，但这黑暗却怎么也比不了威权的黑暗。

    文学的意义，并不只在于满足人们的窥视心理，而在于唤醒（唤醒熟睡、麻木的人们）；而在于谴责；而在于批判。失去了这些，许多作品是不能算作文学的。至于经典一说，流传一说，那就不要想了吧。中国有很多作家，每年创作出的作品，仅长篇小说就有数千部。我不知道，这数千部作品会有多少人阅读；我更不知道，这数千部作品有几部能流传开去，再流传下来？

    中国需要像契诃夫这样的作家，也需要像他这样的“官场小说”——假使《变色龙》，《一个文官之死》也是官场小说的话。

    中国官场小说的创作量，整个世界都望尘莫及。然而，我看到的只是庞大的数量，而没有看到有哪一部堪与清末四大谴责小说相比肩，更没有看到有谁写出一部（篇）如契诃夫《一个文官之死》这样的作品。也许，真的不是我们的作家缺少深刻的思想和独到的洞见，而是我们错误地理解了官场，错误地理解了官场的种种现象。也许，我们认为，老百姓最痛恨官员的贪腐，于是，我们就把官场、官员都往贪腐上写，仿佛写得越贪腐，百姓愈爱看，小说也就越成功。契诃夫并没有把目光瞄准在官员的贪腐上，但他笔下的官场、官员却比我们所描写的官场、官员要深刻、要惊恐。难道是我们的官场没有俄国官场那种现象？不不不！我们的官场比那里的情形可要严重多了。我个人一直认为，中国的官场，贪腐固然可怕，但终究是可以通过持之以恒的反腐，予以医治的。但中国官场的那种威权，才是值得警惕、值得担忧的。同贪腐相比，它很难医治，因为这关涉到制度层面的问题。——难道，中国的作家不写这样的官场，是害怕碰这根高压线？

    《浮生六记》的作者沈复，对官场有个很有意思的说法，他称之为“热闹场”。当然，这个热闹场在他眼里也实在不那么美妙——“余自绩溪之游，见热闹场中卑鄙之状不堪入目，因易儒为贾。”

    易儒为贾，即弃官从商。何以弃官从商？因“见热闹场中卑鄙之状不堪入目”也！究竟是怎样的卑鄙之状不堪入目，沈复并没有明确地写出来。不过，只要你读过几本中国的官场小说，准能猜出个八九不离十。

    中国人对于官场的印象，即便不抱定黑暗不放，也不会好到哪里去。身为中国人，我时常对中国人的言行不一感到不可理解。就说这官场，人人都说它不好，可人人若逮着个机会都绝不放过。也就是说，我们一面痛骂官场黑暗，一面渴望往黑暗里钻，渴望成为黑暗中的一员，过那令人心仪的暗无天日的生活。就连那些写官场小说的作家们，别看他们把官场写得那么黑暗、糜烂，一旦给他一顶官帽，他就会立马喜滋滋地走马上任，吸引他的，可能正是他笔下的黑暗与糜烂。

    我从来不人云亦云作践官场，但我也从来不会睁眼说瞎话，为官场唱赞歌。我只是认为，如果要写官场，就要把官场上能置人于死地的那个要命的东西写出来，其它的，一字不写，大家也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