嘴 之 恶

来源:中华时报    作者:张镭    发布时间:2017-01-23    

    说话的最大罪恶,是造谣诬人。培根的这句话忽然让我想到:我们正生活在这样一个“最大罪恶”的时代。

    当然,过往的时代,人们也依旧逃脱不了培根所言的这种罪恶。

    也就是说,每一个时代,只要有人这种东西的地方,就会有这样的罪恶。

 

    造物主造人时,给人一张嘴,我所能想到的,大抵就是为了人的进食,即吃饭是也。当然,随着人类的进化与群居生活的开始,交流也就成了嘴巴的又一功能。嘴巴进入造谣诬人的时代,是从何时、何人开始的,恐怕没人作过研究,我也研究不了。不过,我仍能想到有一个人嫌疑最大,这个人就是黄帝。

    黄帝何许人也?

    黄帝可是了不起的人物啊!他是传说中中原各族的祖先。姬姓,号轩辕氏、有熊氏。少典之子。今国人自称炎、黄子孙,即指他与炎帝。

    关于黄帝,他与蚩尤大战涿鹿并最终击杀蚩尤的传说,几乎家喻户晓。

    我在《蚩尤与项羽》一文中写道:“涿鹿大战,是中国远古历史上一个十分重大的事件。然而,由于黄帝最终取得了胜利,蚩尤不仅成了战败者,还一并被丑化为怪兽乱力的邪恶的一方。”

    “蚩尤战败后,黄帝将蚩尤的皮剥下来做成箭靶,把他的胃掏出来做成蹴鞠,把他的骨肉剁烂,做成肉酱。这是马王堆出土的帛书《经·正乱》中记载的,可谓铁板钉钉,没有丝毫值得怀疑的所在。只是有人指出,被人们踢来踢去的蹴鞠,并非蚩尤的胃,而是他的头。……”(见拙著《向着人生边上走去》,187页,江苏文艺出版社,2010年11月第1版)

    可见,蚩尤战死之后,不仅死得万般惨烈,而且被胜利者一方黄帝,丑化为“怪兽乱力”,成了邪恶的代表。

    那么,是谁把蚩尤丑化、糟践成这个样子的呢?当然是黄帝和黄帝身边的一帮人了。

    直到今天,蚩尤在中国人的心目中依旧不是正面的。蚩尤形象的异化,很大程度上来自于黄帝的“造谣诬人”。

    后来,刘邦对项羽也采用了极其相同的低劣手段。

    事实上,历史上的“造谣诬人”者,又岂止于这二位呢?

    如果连这些统治者也干这损人的勾当,那么,小人物们的嘴巴没上锁,干“造谣诬人”之事,似乎一点也不奇怪了。

    尽管如此,我还是不甚明了:造谣诬人究竟能诬得了吗?尤其是小人物们之间的互诬,到底有着怎样的意义呢?

    人在吃饱了之后,最大的欲望就是“饱暖思淫欲”,我们不妨认为这是生理的需求。那吃饱了之后又“造谣诬人”,该作何解释呢?

    饱暖思淫欲,终究不能天天干这事;不能天天干这事,终究还是无聊,怎么办呢?即怎么打发这无聊呢?于是,造谣诬人的事就发生了。淫欲不可天天有,但造谣诬人却可以天天有,甚至时时有。编个谣言,诬人几句,不仅可以让自己有了事做,充实了自己,而且还能够让别人也有事做,一传十,十传百,所有的嘴巴都在传扬他或她编造的谣言,整个世界仿佛都被他(她)的谣言控制着,此时还有什么比这更令他(她)快活呢?说不定他(她)还很有成就感呢!

    人们在传扬谣言时,从来不动自己的脑筋,哪怕是想一想,也不至于会相信那破绽百出的谣言是何等地荒谬。不动脑筋,说明我们压根就没有大脑。固然长着一颗脑袋,可许多人的脑袋却并不为自己所用——它们生来就是给别人使唤的、听别人调遣的。

    都说人的生命是高级生命,我费了许多年的心血也没想出这高级生命究竟高级在什么地方!

    人言:谣言止于智者。可在某些阶层,谣言又大都针对智者。

    者也不存在。究其本质,不过是他们吃饱了撑的罢了。

 

    世间有两种说话人,一种人很不会说话,一种人则太会说话。

    很不会说话,固然会吃亏,但太会说话了,也未必是好事。

    比如有一种“口若悬河”。王力先生说:“普通喜欢用‘口若悬河’四个字来形容会说话的人,其实这是很不恰当的形容语。泼妇骂街往往口若悬河,走江湖卖膏药的人,更能口若悬河,然而我们并不承认他们会说话……”

    除了这两种会说话的人不讨人喜欢外,那些油嘴滑舌的,巧舌如簧的,夸夸其谈的,骂人、挖苦人不用打腹稿的,拍马屁拍得人肉麻的,诸如此类,也都算是很会说话的了,可谁能说这些人受人称赞和欢迎呢?

    官场上拍马屁者,自古至今,不绝如缕。拍马屁者,谓之马屁精。不要小看这些人,他们那些功夫,他们所得的好处,不管你如何不屑,你都不能不承认,他们才是官场上的胜者。

    说起来未免有些令人脸红。被我们不屑的这些拍马屁者,一旦转过身来拍我们的马屁,也常会让我们中的不少人败下阵来,一样地会被他们拍得飘飘然。

    爱听好话,看来是人的本性啊!

    《世说新语·言语》讲过一个故事——

    晋武帝始登阼,探策得“一”。王者世数,系此多少。帝既不说,群臣失色,莫能有言者。侍中裴楷进曰:“臣闻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宁,侯王得一以为天下贞。”帝说,群臣叹服。

    这个故事说的是:

    晋武帝司马炎刚登帝位之时,占卜后得到“一”。帝位能够相传承多少代,就在于这卜得数目的多少。武帝见是一,很不高兴,大臣们也吓得脸色都变了,没有人敢说什么。侍中裴楷上前说:“我听说天得到一就清明,地得到一就宁静,侯王得到一就能成为天下的正统。”武帝听后很高兴,群臣都赞叹佩服裴楷。

    许多人将这个故事理解为,裴楷运用学识排解君忧,可在我看来,仍有迎合与拍马之心。只不过这个马拍得比较高明罢了。

    南朝宋人刘义庆组织编写的笔记小说《世说新语》中的《言语》篇,共含108则,所记的是在各种语言环境中,为了各种目的而说的佳句名言,多是一两句话,非常简洁,却说得得体巧妙,或哲理深邃,或含而不露,或意境高远,或机警多锋,或气势磅礴,或善于抓住要害,一语破的,很值得回味。

    我总认为,说话本是极简单的事情,可我们愣是把它复杂化了。连说话也弄得如此复杂,又怎怪一些人为了不“祸从口出”,索性装聋作哑,一句话也不说了呢。

    “祸从口出”,说明嘴巴还是需要略加管束的。“祸从口出”,包括我们造谣诬人、搬弄是非,都证明嘴巴在人体各器官中是最有罪恶的器官之一。从这张罪恶之嘴,可以看出或想到,人类真是高级不起来,更高尚不起来。

    我们造谣诬人,我们搬弄是非,无外乎是妄想毁灭他人,制造恐慌,惟恐天下不乱。同时也表明我们的生命是多么无聊,又是多么地没有意义。

    “人言可畏”。许许多多的人被谣言击倒了,也有的人虽未倒下,却受伤不轻,从此一蹶不振者,也大有人在。我们不能指责他们太脆弱,毕竟他们的生命本身就是弱小的。我同情这些受害者,深知他们的疼痛是由于太爱面子和所谓的名声。中国人的“死要面子”实在是害人不浅。

    一代名伶阮玲玉就死于这可畏的人言和所谓的面子上。

    鲁迅先生在《论人言可畏》一文中就此事写道:

    现在的报章之不能像个报章,是真的;评论的不能逞心而谈,失了威力,也是真的,明眼人决不会过分地责备新闻记者。但是,新闻的威力其实是并未全盘坠地的,它对人无损,对己却会有伤;对强者它是弱者,但对更弱者它却还是强者,所以有时虽然吞声忍气,有时仍可以耀武扬威。于是阮玲玉之流,就成了发扬余威的好材料了,因为她颇有名,却无力。小市民总爱听人们的丑闻,尤其是有些熟识的人的丑闻。上海的街头巷尾的老婆婆,一知道近邻的阿二嫂家有野男人出入,津津乐道,但如果对她讲甘肃的谁在偷汉,新疆的谁在再嫁,她就不要听了。阮玲玉正在现身银幕,是一个大家都认识的人,因此她更是给报章凑热闻的好材料,至少也可以增加一点销场。读者看了这些,有的想:“我虽然没有阮玲玉那么漂亮,却比她正经;”有的想:“我虽然不及阮玲玉的本领,却比她出身高;”……花几个铜元发见了自己的优胜,那当然是很上算的。但靠演艺为生的人,一遇到大众发生了上述的前两种感想,她就够走到末路了。

    确实,是人言把阮玲玉逼上了绝路。当时的各路报纸无不连篇累牍地报道这位电影明星与两个男人的故事,真假相杂,绘声绘色,“通奸”、“艳闻”等字眼频频出现于各报报端,尤其是一些黄色小报更是极为放肆地对其污蔑、攻击和谩骂,真是“一犬吠声,百犬吠影”。

    阮玲玉决定以死一洗自己清白。但即使到了这样的时候,她还是害怕人言可畏。她在遗书中写道:

    我现在一死,人们一定以为我是畏罪,其实我何罪可畏,因为我对于张达民没有一样对他不住的地方,别的姑且不论,就拿我和他临别脱离同居的时候,还每月给他一百元。这不是空口说的话,是有收据和收条的。可是他恩将仇报,以冤(怨)来报德,更加以外界不明,还以为我对他不住。唉,那有什么法子想呢!想之又想,惟有一死了之罢。唉,我一死何足惜,不过,还是怕人言可畏,人言可畏罢了。

                                                     阮玲玉绝笔二十四(1935年) 三月七日晚午夜

    1935年3月8日下午6时38分,阮玲玉因服毒经抢救无效,心脏停止了跳动,时年26虚岁。

 

    如果人性里有恶的部分,那嘴巴之恶当是这一部分里的一个大部分。

    嘴巴的功能除了吃饭,说话,也还能接吻,这些功能若用得正常并不至于产生恶。问题在于,我们常把这些功能放大了使用,偏离了造物主造人嘴巴时所赋予的功能。

    比方说吃饭。平民百姓过于贪吃,会吃出病来,官府里的人吃多了不仅吃出病来,还有“嘴上腐败”之嫌。中国的公款接待、公款吃喝,的确到了最危险的时候。不知道为什么,偌大的一个国家竟在如此大吃大喝面前束手无策!

    说话就勿须讲了,造谣诬人、搬弄是非,都是嘴之大恶。

    接吻似乎也不是什么问题,但接错了吻,也很麻烦。——终究是嘴之又一恶。

    谣言固然猛于虎,许多人放出这只虎的时候,大抵忘了:你能放出虎来,他人也能放出虎去。你诬人家,自有人家来诬你。

    我愈来愈觉得,装聋作哑的人,才真是了不起!

    既然这个世界到处是假话、空话、套话,既然这个世界无处不是造谣、污蔑、搬弄是非,还有什么话好说呢?还有什么话可信呢?

    近年以来,我开始了半隐居的生活,不断地减少会议、吃请等活动。即使偶或参加,也不发言,也不说话。不发言,不说话,不是怕说错话,而是想让人们遗忘掉我。我的确想从这个世界上、从我生活的人群里消失。这个消失,未必是去死,而是想独自云游四方,实现我许多年以来始终挥之不去的流浪梦想。

    我知道,会说话,小则可以讨喜、动人,大则可以保身、兴邦。远有苏秦、张仪游说诸侯,战国格局为之改变;诸葛孔明说服孙权,三国鼎立之势成。近有开国总理周恩来妙语连珠,四两拨千斤;罗斯福“炉边谈话”,温暖千万心灵。

    我亦知,不会说话,小则树敌、伤友,大则丧命、失国,由于一言之失,导致兵戎相见、血流成河,中外历史屡见不鲜。《论语》有言,一言可以兴邦,一言可以丧邦。

    要做到会说话,很不容易,而不会说话,又有如此之危害。想来想去,自己所能做到的,恐怕就是不说话了。不吃饭会饿死,不说话会憋死吗?既然憋不死,为何不少说,然后做到彻底不说呢?

 

    不说话,保持沉默,并非害怕“祸从口出”,更没有“兴邦”与“丧邦”那样的杞人之忧。不说话,或少说话,的确是因为这个世界太嘈杂,每个人都匆匆忙忙,有谁会听你说话呢?你说得再多、再美妙,也没有几个人听得到。许多时候,我们都是自说自话。

    生命的最高境界是无声,是无言,是寂静。而今天的世界之所以不完美,就在于它太吵了,太闹了,太喧嚣了。机器的轰鸣,噪声,令我们心神不宁,而人们的胡说八道、胡言乱语,高声嚷叫,则很能够令人窒息。最大的噪声,乃是人声。

    如果人类连自己的嘴巴也管束不了,甚至让这张嘴变得如此罪恶,那人类似乎就更无存在的价值和意义了。

    王力说:“说话比写文章容易,因为不必查字典,不必担心写白字。”

    而这正是我对说话深感恐惧的所在。正是比写文章容易,所以你看那些说话的人才那么肆无忌惮,口无遮掩。各种谣言之所以能大行其道、广为传扬,也正是它不是文章,它不留把柄。

    谣言 ,端的可怕,而真正的可怕,是你被这谣言击倒。那些在谣言四起时,毅然挺立着活在他们中间的人,才是勇者,也是胜者。要知道,当你倒下时,谣言就成了真理。这对于制造、传播谣言的人来讲,他(她)们就成了胜者。

    实际上,一个人如果连谣言都抵挡不得,并最终让自己倒在谣言之下,实在是一出悲剧,至少,也是很悲哀的事!一个人在人生的道路上,风雨无处不在,险阻无时不有,谣言算什么呢?那些吃饱了撑的人没事干,闲着也是闲着,弄点谣言充实自己的生活,你何惧他(她)之有?至多是个笑料,连驳他(她)都觉得羞辱了自己。

    寒山与拾得两位大师,是佛教史上著名的诗僧。他们有过一段流传极广的著名对答——

    寒山问:世人轻我、骗我、谤我、欺我、笑我、妒我、辱我、害我,何以处之?

    拾得答:敬他、容他、耐他、随他、避他、不理他,再过几时看他。

    美国黑人作家兰斯顿·休斯写过一首诗,《我仍然在这里》——

我被恐吓,被饱以老拳,

我的希望随风飘散。

冰雪冻我,

太阳烤我,

他们包藏祸心

妄图迫使我

停止笑停止爱,停止生存——

但我毫不在意!

我仍然在这里!

    两位大师的一问一答,休斯的《我仍然在这里》,都可以看作对待谣言的一种姿态。事实也正如他们所表达的那样:只要不理不睬,毫不在意,他又能怎样呢?本质上,人类都活在自我之中,与他人并没有多少或丝毫没有关连。别人说了什么,那是他的自由,嘴巴长在他脸上,他想说啥就说啥,你何必要关注呢?即便他讲说的是你,也不必理会。许多人老被他人的话语牵着鼻子走,只能说明他太没有主心骨。

    我们之所以那么在意别人,在意别人的言语,乃是因为我们太把自己当回事了,太爱自己的面子了,而这一切说白了,便是虚荣之心作祟。许多人明明只是一介小人物,却以为全世界都认识他一样,听了几句闲言碎语便寻死觅活,好像没法活下去了,也的确有人为此寻了短见。

    其实,我们完全可以关起门来过自己的生活,压根就不必在意那一张张破嘴、臭嘴四下里说了些什么。我们有许多的痛苦甚至不幸,并非来自于我们自身,而来自于那些与我们毫无关连的人和事。——这事听起来有些搞笑,但却是千真万确。

    谣言的罪恶,亦即我们这一张嘴的罪恶,恶就恶在我们虽然恨它却又信它,不仅信它而且还跟着它一起四处传播、诬人。当谣言迷漫尘世、纷起于众人之间时,我们所看到的、想到的,就是整个人类人性的罪与恶,蠢与丑。


    作者简介:张镭,男,笔名:阿容,原名:张龙桥,江苏宿迁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史记研究会会员,中国鲁迅研究会会员,著有杂文随笔十余部,长篇小说两部。


责任编辑:华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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