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八”与“老九”

    作者简介：张镭，男，笔名：阿容，原名：张龙桥，江苏宿迁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史记研究会会员，中国鲁迅研究会会员，著有杂文随笔十余部，长篇小说两部。 

    “老九”，一个多么熟悉的称呼啊！“文革”时期的一个“臭”字，令其更响更亮了。“老九”也好，“臭老九”也好，都是专指知识分子的。至于“老九”是如何被叫出来的，多数人恐怕就未必“耳熟能详”了。

    “老八”又是何种东西呢？“老八”就是娼妓。

    要说清楚“老八”与“老九”的来历，就要从元帝国时期那一张排行榜说起。

    十三世纪元帝国时期，蒙古入主中国后，把臣民分为四等：第一等蒙古人；第二等色目人；第三等“汉人”；第四等“南人”。在此基础上，又依职业，把帝国臣民划分为十级：

一、官；

二、吏；

三、僧（佛教僧侣）；

四、道（道教道士）；

五、医；

六、工（高级工程技术人员）；

七、匠（低级手工技术人员）；

八、娼（妓女）；

九、儒（知识分子）；

十、丐（乞丐）。

    这张排行榜，是皇家制定发布的，因此它的权威性是毋庸置疑的。如此一来，我们不仅了解了“老八”、“老九”的来历，而且还一并知晓了这样一个事实：在元帝国统治者眼里，娼妓比知识分子高一个等级。

    我们无从猜想，也不可能像当下的一些影视剧那般来个穿越，但可以想见得到，当年的娼妓们看着这么一个排行榜的时候，其心情一定五味杂陈吧？至少说，也是很复杂的吧。——把她们与儒并列于一处，而且高儒一等，是不是有些过分？当然，这只是我对她们心思的揣想。真实的情况可能是：娼妓们开心死了！并从那时起再也不把这些清高自傲的“老九”放在眼里、当一回事了。

    元帝国统治者们何以这么看低当时的知识分子呢？他们未必不知道，儒家知识分子一向在中国的统治社会倍受青睐与尊敬。而到了他们这一代，怎就一下子变成了社会的最底层，连儒家最鄙视的娼妓都不如，仅比乞丐高一个层级呢？

    我对这段历史里头的这一段旧事，或者说这么一个情节，严重缺乏知识，只能存疑了。——难道元帝国的统治者与知识分子之间有什么过节？

    实际上，中国的知识分子，在中国漫长的历史时光里，压根就没有真正风光过。如果小知识分子们命运多舛，倒还能够理解的话，那中国最大的知识分子孔子不也如此吗？统治者一忽儿把他当作圣人供奉着，一忽儿又把他贬得一文不值，从圣人到直呼其孔老二。

    元帝国统治者尽管没有明确地把孔子与娼妓列在排行榜上，如果真那么干了，那可太有趣了。可他们把儒排在娼之后，似也表明了元帝国统治者的立场或者态度，这事分明表明：他们对孔子也是不屑的。

    很久以来，我对中国知识分子的命运与处境，看上去像是有一些思考。但从现在看，我并没有思考，或者说谈不上思考。比如，我曾坚定地认为，在国家危难、民族存亡之时，知识分子的地位与作用，应该是既高又大的。再比如，我同样认为，在和平的建设时期，知识分子的命运就会安定起来，幸福起来，他们可以专心于自己的学问了。

    但这两种认识，都显幼稚，甚至丝毫不靠谱。

    中国抗战时期，知识分子的薪水非常之低，低到“低于舆台（指地位低微的人）”，大中学生社会地位的名次排在了国民党士兵之下，有人把国民党兵痞叫作“丘八”，大中学生则被称为“丘九”。

    知识分子的薪水为何低于舆台呢？大中学生的社会地位何以排在了国民党的士兵之下？其实很好理解：知识分子上不了战场，大中学生打不了仗。政府养着这帮人，顶多算是闲人，让闲人能糊得了口不至于饿死，就足够给面子的了。至于大中学生们的地位，屈居于兵之下，也在这种思维里头：你不能为我效力，你就只能没地位。——今天的官场也流行这么一种说法——有为才有位。只是有的时候，你有没有为，并不由你自己说了算。许多时候，常常是“说你行你就行，不行也行；说你不行你就不行，行也不行”。看来，官场上的事，从古至今有许多地方是一以贯之、亘古不变的。说不定春秋时期官场上的一个混儿活转过来在今天的官场上依旧混得转。——开个玩笑，当不得真！

    抗战时期，算是国家危难、民族存亡之际了，知识分子的薪水竟低于“舆台”，不知这“舆台”阶层是否包含着娼妓。以我的猜想，此时的娼妓一定不在“舆台”之列。这么一来，我们完全可以认定，知识分子的地位再一次地不及卖身者——娼妓们的社会地位。实际上，越是在动乱时期，娼妓们越活跃。

    新中国成立之后，算是和平建设时期了。知识分子的命运又如何呢？薪水咱们不谈，娼妓咱们也不谈，因为，新中国成立后，大概用了三年不到的时间就把她们彻底地消灭了。

    新中国成立之初，知识分子是有地位的，而且很高。知识分子跌入有史以来最低点，是在六七十年代期间。按照“知识越多越反动”的荒唐逻辑，知识分子遭受了难以想象的灾难和摧残。元帝国时期排行榜上的“老九”，再一次被搬了出来——不同的是，在“老九”之前加上了一个“臭”字——真是有过之而无不及啊！

    如果我们认为，“老九”的排名已足够令知识分子心寒与羞辱了，那么，面对这一个“臭”字，我们又该作何感想呢？

    这一个“臭”字又是怎么来的呢？我估摸，一定与平民百姓那一句骂人的老话——“茅坑里的石头，又硬又臭”——有关。

    如果大抵不错，那知识分子又是如何、何时变成了茅坑里的这块石头的呢？

    今年第一期的《随笔》，有这样一篇文章——《为天地立心——冯友兰的自我救赎》，在此文24页上，作者写了这样一句话：“毛泽东向来怀疑知识分子（尤其是大知识分子）不老实，并非针对个人。”

    尽管，我们尚不能拿这么一句话来认定知识分子的“臭”与此有关，但中国的知识分子在“文革”期间所遭受的摧残、伤害、侮辱，应该早已是尽人皆知的历史事实了。而发动这场革命的人，不正是毛泽东吗？既然毛泽东对知识分子没有信任，那革命的干将们岂能不心领神会？于是，一场亘古未见的打、砸、抢的革命开始了。这打、砸、抢不只物，还包括人，而且最主要的就是人。在这场史无前例的浩劫里，可怜而又倒霉的知识分子们自然也就在劫难逃，变成了“臭老九”、“死老九”。

    从“老九”到“丘九”再到“臭老九”、“死老九”，知识分子们的霉头可谓倒大了！纳闷啊：封建专制时代，知识分子倒大霉只能“哑巴吃黄连，有苦倒不出”，可这不是封建专制时代啊，怎么还霉运连连呢？——还是打住吧。再说下去，他们又该说我反动了。——什么叫反动呢？说真话、揭真相，难道就是反动吗？

    现在都讲言论自由了，好像什么话都能说，什么话都可以写，什么意见都可以表达了。而实际情形又怎么样呢？不要说别处，就连发表在新浪上的一些文字都要被删除，谈何自由？自什么由呢？我即将出版的这本书《月光下的小屋》，竟然换了四家出版社，依然有12篇文章被编辑挑出来，不能收入文集。要收进去也行，大删，删它个面目全非，让读者阅读时摸不着头脑。我当然不接受他们这“大手术”，而不接受，也就只能一再更换出版社了。

    出一本书咋就这么不容易呢？说几句真话咋就这么难呢？

    一位编辑对我说：“如果再来一次文化大革命，信不信由你，肯定地，你会成为第一个被打击的对象。”

    我说，我信。但我又说，我不怕！

    即便我不是一个知识分子，我也很难接受元帝国时期的那一张排行榜，也包括后来的“丘九”与“臭老九”、“死老九”，不仅不能接受，而且认为这是他们对知识分子最大的、也是最不能容忍的侮辱。

    统治者在干某一件事的时候，勿须征求老百姓的意见，因此，不管我们想得通还是想不通、理解还是不理解，都只能听之任之。但我又实在想弄一个明白，所以只好从娼妓身上下手，看是否能从她们那里找到一点东西，只要与知识分子有一丝的关联处，都可能令我释怀。至少，不会这么纠结、郁闷。

    关于女人能否卖淫、为何卖淫，中外历史上的争论一直不休。传统的看法是女人卖淫是不道德且违法的，中国社会持这种观点者人数最众、呼声最高。法国大革命期间，著名妓女玛丽昂（此人与法国大革命时期的革命政府领导人丹东关系密切）的母亲与革命者发生过一次关于卖淫的正当性的争论。革命者认为，卖淫是有钱有势的贵族老爷逼出来的，消灭贵族，消灭不平等的财富分配制度，就能使卖淫这一不道德的行为消失。玛丽昂的母亲不以为然，她说，卖淫与不平等分配制度有什么相干？它纯粹是一种生理行为，一种自然的生存方式。她认为人的生活方式并没有善恶之分，每个人在天性上都是享受者。她为自己的女儿辩护说：“要是她这个小源泉不流水，渴也把你们渴死了！……我们干活的时候身体四肢什么不得用，为什么就不许用那个？”

    就像玛丽昂的母亲不赞同革命者的言论一样，我也不能赞同。当然，玛丽昂母亲的观点，显然也不能令我完全赞同。但这位有些后现代的女性，似乎无意中给了我一个启示：在资本造就的普遍卖身制度下，性工作者和蓝领、白领工人、知识分子的唯一区别就在于，他们所出卖的只是身体器官的不同部分。

    如果照此理解，假使问题真这么简单的话，那知识分子之所以沦落为娼妓之后的“老九”，分明表明，就出卖身体器官令买者享受的愉快程度而言，娼妓肯定在前。

    实际上，马克思在《资本论》第1卷里早就写过：“在以虔诚著称的12世纪，商品行列里常常出现一些极妙的物。当时一位法国诗人列举的兰弟市场上商品中，除衣料、鞋子、皮革、农具、毛皮等物以外，还有淫荡的女人。”马克思从政治经济学的视角，分析并确定了妓女的雇佣劳动者的性质和身份，认为妓女也是一种特殊的商品。

    尽管马克思没有把知识分子也作为一种特殊的商品写进他的《资本论》，但在古老的东方，中国知识分子们自己的一句话却道出了他们也是一种特殊的商品的本质——“学成文武艺，货与帝王家”。

    同属商品，如果让一个知识分子和一个娼妓都脱光了站在某一个地方，不要说封建帝王，即便是平民百姓，看看他们会选谁？

    文字写到这里，几乎可以收笔了，至少，心中的郁闷释然了。可就在此时，我随手翻开的一页书却让我大吃一惊——这是年轻的毛泽东的一篇文章《中国农民中各阶级的分析及其对革命的态度》。此文中，毛泽东在分析了五种游民的谋生方式时说：兵为打，匪为抢，盗为偷，丐为讨，娼为媚。特别指出娼取悦于人，没有自尊心的奴性，这种天生的讨好狂是专制主义最为需要的性格。

    天哪！还是毛泽东伟大啊！他这种深刻的洞见，被我发现了，即便不能让我也产生深刻的洞见，可也委实地令我豁然开朗，——我总算弄明白了：娼妓比知识分子之所以高一等，就在于她们具有“天生的讨好狂”。

    如果诸位还是不能一下子明白的话，我只好再饶舌两句。想一想，专制主义者最爱的是什么？不就是献媚吗?讨好吗？知识分子虽然也有会献媚、会讨好的，毕竟有限。大部分都是茅坑里的石头又硬又臭。相对于又献媚、又讨好，而且又会玩花样伺候的娼妓们，知识分子只能甘拜下风！

    至此，我不郁闷了，也不憋屈了。老九就老九吧，臭就臭吧，生来就不是娼妓的命，你能怪罪谁呢？

    可是，还有个疑问啊！在娼妓作为一种特殊的商品大肆流通的封建时代，知识分子靠边站，似可理解。为何新中国成立后，娼妓被消灭了，知识分子的处境也没得到改善呢？看来，也不完全与娼妓的会讨好有关。我的分析如果还有那么一点道理的话，那似乎就应该是知识分子自身的问题了。虽然说你做不到娼妓那般让他们舒服，可你也不能动辄不听话，违拗他们意图啊！你不会巴结也就算了，还讲他们不爱听的话，写他们不爱看的文章，这怎么行呢？如此地不知趣，不识抬举，不打倒你打倒谁呢？！

    今天，娼妓更如洪水般泛滥了，简直无所不在，更是无孔不入。在这样的时代里，知识分子更失落了。尽管没有人再像元帝国时代那么公然发布一张排行榜来羞辱知识分子了，可如果真有人发布，我们能猜想得到，在这张排行榜上，知识分子们虽然不至于会沦落至第九位，但也绝进不了前五名。而娼妓即使也进不了前五，但也绝不会低于第八。如果从现实的需要，而不是从所谓的“公义”来发榜，娼妓仍有可能排在知识分子之前。

    面对知识分子这处境与命运，我曾痛苦过，甚至悲伤过，因为我深知：从对待知识分子的态度上，可以感见到这个国家，这个时代，这个社会，这个民族有无未来，有无希望。一个没有知识分子的社会是不可想象的，一个不尊重知识分子的社会是可怕的，也是危险的。而践踏知识分子的社会则只能令人绝望了。都说知识能够改变一个人的命运，而作为知识代表的知识分子则可以改变一个社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命运。

    而娼妓，无论人们怎么争论，她们的泛滥，只能是有害而无益的。

    其实，毛泽东自己他也是一个大知识分子啊！难道这也是一种“文人相轻”？如果是，那毛泽东的这一“轻”，给知识分子，给整个中国带来的灾难与破坏，可实在是不轻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