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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真是一个奇妙的怪物：贫穷的时候渴望富贵，以为富贵了便不再痛苦；官小的时候想着做大官，以为做了大官便快乐了；爱一个人的时候想得到，以为得到了便幸福了……诸如此类的这些东西，基本上可以归纳为一个字：“欲”。
“欲”这个东西，很害人，是个很不好，甚至可以说是一个很坏的东西。可是每个人都想它，都渴望得到它，都心甘情愿地为它所害、所毁。更为糟糕的是，我们这一生明明毁在它的手里，明明被它搞得痛苦加不幸，可没有哪一个人能够确凿地明晓、知悉其魁祸首正是这个家伙！至于追究，连天神也做不到。
打一个简单的比方说吧，贪官。明明是贪欲把他的前程毁了，把他的家庭毁了，甚至他本人为此而付出一条小命这样的代价，可就是这样的一个人，在他临死前他会写悔过书，几乎所有的贪官都会写，不知道是不是有关部门的统一安排？这些悔过书，比较典型的会登在一些报章杂志上，其目的当然是警示、是教育尚未贪或正在贪的官员们，要引以为戒，不可麻痹大意。
从前“腐”后继的情况来看，警示的作用好像不大。情形可能有两种：一种是像我这么一种人，贪不着，看了后至多哈哈一乐，拉倒；另一种是贪得着的人，面对金钱时，他抵抗不了那诱惑，什么样的悔过书对他来讲都不起作用。
在我所读过的那些悔过书里，我愣是没有发现有哪一个人说他的犯罪是因为欲望，而大多是“忽视了学习，放松了对自己的要求，忘记了自己是一个共产党员”等诸如此类的语言。
不能说这些话都是废话，但肯定地，这些话绝不是要害。也许，他们中一定有人深知要害，也许，有人至死也不识。如若是前者，知也晚矣。如若是后者，死也死不明白。
在佛家的眼里，众生皆在痛苦中，皆在烦恼中。富贵的人有富贵的痛苦与烦恼，功名的人有功名的痛苦与烦恼，穷人有穷人的痛苦与烦恼，即使恋爱，也有恋爱的痛苦与烦恼，至于结婚、生孩子，同样都逃脱不了痛苦与烦恼的那一面。
南怀瑾对烦恼的理解，说是比痛苦的状况轻一点。那么，是否可以这样讲，人生不在痛苦中，便在烦恼里？抑或痛苦加烦恼？
事实也正是这个样子。我们既摆脱不了痛苦，亦摆脱不了烦恼。这两种东西犹如毒蛇将我们死死纠缠、咬住，一刻也逃脱不得。
忽地明白，人生真是苦海无边。至于回头是岸，岸其实就在自己身后，一转身即可上来，可惜，没有人能转得过来。
生命是个苦东西。苦就苦在我们的欲望太多、太重、太高。物欲、权欲、情欲，欲欲令人悲苦，欲欲要人性命。一辈子既没痛苦过，也没烦恼过的，不要说人做不到，只怕上帝、神仙也做不到。
因此，有许多人对我说，他（有时候也会有她）看穿了，我说，你看不穿；又有人对我说，他早已放下了，我说，你放不下！
我承认，总有人能勘破世相。在勘破了之后，可能，他的确会顿悟人生。可顿悟之后，他又能怎样呢？只要他决定活下去，只要他还在这红尘里，他只能和众人一样继续这种生活。也许，从此他不那么贪了，不那么痴迷了，可依然不能彻底摆脱身上的欲望，这种本能的、天生的东西，以人的智慧或者某一次顿悟，是不能彻底解除的。
这样说起来，未免显得过于悲观，可有谁能否认，人生不正是这个样子？
何为红尘？南怀瑾在《金刚经说什么》里这样写道——
原来，唐朝时的西安，交通工具是马车，当地的泥土是红颜色的，车马一过，红土扬起来，半空都是红颜色的尘土，所以，称为红尘滚滚。
南怀瑾有回爬到观音山上看台北，所见的情景，竟是黑尘滚滚。
老先生离开故国太久了，不知道这些年来大陆的沙尘暴，可比台北的黑尘滚滚厉害得多了，那种壮烈的黄尘滚滚，更要比当年的大唐首都西安的红尘滚滚厉害千倍、万倍。
即使不刮沙尘暴，我们今天的城市也要比唐朝时的西安乌烟瘴气多了。当年的红尘滚滚，我们见不到了，于今的西安，像中国所有的城市一样，都是一个模子的水泥道路。道路不起尘土，人类却自己制造尘土。南怀瑾看到的台北“汽车是排的黑烟”，但仅有汽车排的黑烟还不足以形成“黑尘滚滚”的城市景观。比如像北京那样的大都市，连天都是灰的，你能说这全是汽车惹的祸端？
人类的行为与作为，人类的努力与挣扎，人类的理想与奋斗，无不是欲望使然。我并不反对人类为了改变自身的命运而努力而挣扎而奋斗，可我们是否思考过：即使我们的努力我们的挣扎我们的奋斗变成了现实，可我们为何却没有因此而快乐起来、幸福起来，相反的是，我们却更加痛苦、更加烦恼呢？
如果我们在努力、挣扎、奋斗之后，依然找不到我们所想要的那种美好图景；如果我们的努力、挣扎、奋斗，并没有使我们快乐，相反痛苦、烦恼更多了、更大了，那是否意味着我们还不如停留在原先的起点？许多人在有了钱之后反而怀念从前那清贫安逸的生活，那平淡却温暖的夫妻情，说明什么呢？
人类的悲剧始终在于，他们想过上更好的生活，可当更好的生活如期而至时，却发现这种更好的生活并没有如同想象得那样美好，相反的是，这种美好的生活反而危险了起来——比如感情，比如家庭，比如婚姻。
其实，这尘世间原本有许多家庭是幸福的，夫妻是恩爱的，虽然他们并不富裕。
2010年冬天，我去乡下慰问一户困难家庭。
这户家庭固然陈设简陋，却一尘不染，家里家外拾掇得很干净。家中有夫妻二人，一儿一女俩个小孩，都读书。
我问他们，为何不出去打工？
夫妻俩都憨憨地笑，不吱声。
我以为他们不好意思，便说，如果你们担心不好找工作，我可以给你们联系一份。
男人摇了摇头，说：谢谢领导好意！
尽管有些莫名，但也不便再往下说了。
镇上的干部送我上路的时候，对我说了这个家庭的内幕——
男人有三个兄弟，一个妹妹，都在外面打工。三个兄弟有两个跟别的女人结婚了，离婚之后，兄弟的媳妇们也在外面重新找了男人，孩子都不想要，只好都给他。他现在除了自己俩孩子，还带着两个兄弟的仨孩子。另一个兄弟倒很老实，可他的媳妇却在打工的地方被一个男人带跑了，至今不知在哪里。一个妹妹更惨，丈夫把她的钱全诓去了，然后和一个打工妹消失得无影无踪。妹妹自杀未遂却落下残疾，如今也住在他家里，一个女孩有八九岁光景。
男人对他媳妇说，俺哪儿也不去，俺有粮食，不致于挨饿，不就是钱少吗？钱这东西啊，多就多花，少就少花，没就不花。只要俺一家人能在一起，比啥都好。
有阵子，他媳妇要去镇上的企业找点事做。他就对媳妇说，虽是镇上，你也不要去。媳妇说，那就你去吧。男人说，我也不去。我去了，你一个人在家看不到我，不好过，孩子们也不好过；你去了，我一个人在家看不见你，不好过，孩子们更不好过。
他的话把媳妇说哭了，孩子们也哭了。
镇长说，这夫妻恩爱得像年轻人恋爱。一家人过得很幸福。
这件事给我印象很深，我也依旧每年去他们家一趟。
也许是去的次数多了，男人就和我熟络了，他的话也多了起来。去年我去看他们时，他对我说——
城里的情况俺不如您熟，但俺姑妈家的三个儿子全在城里，一个做官两个做老板，经济条件都非常好，可三个家庭全不幸福。乡下的情况俺比您熟，家家都有打工的，不是孩子自小失去父母疼爱，就是家中的老人长年累月得不到儿女的关怀，即使生病了，死了，他们也不愿意回来。他们是赚了些钱，可照俺看，他们这是得不偿失！
这个男人并非如我所想象的木讷，他原是很健谈的一个人。在亲情、感情、友情这个情字上，他给我也给我们上了很感人的一课，这一课简单却真实，朴素却真挚。在他眼里，这个世界感情遭践踏、家庭被肢解都源于发展经济，源于人们对金钱的过度追逐。以前人们穷，闹感情、闹离婚的事，极少见；现在人们不穷了，却被感情啊、婚姻啊闹得鸡犬不宁。
许多年了，这个男人的家庭都一成不变，许多人都把旧房推倒重建，一些更有钱的人则径直去了城里买房居住。面对这一切，他只说了一句话，那是别人的生活。
是的，人类的痛苦与烦恼不只在于自己被欲望驱使得难以安宁，还在于把眼睛盯着他处，盯着别人，而且总向往比自己更好的人，更好的享受。殊不知，眼睛这么一盯，给自己带来的痛苦与烦恼便多了起来，而自己还全然不识为何会有这么多的痛苦与烦恼。
一代一代地，人类都不过是这样活下来的，哪一代的人都逃离不了这样的痛苦与烦恼。记得有这样一幅对子，大意是——
浮名浮利浓如酒，
醉得人间死不醒。
人类即使快死了，也会为自己的财产分割绞尽脑汁。“人为财死，鸟为食亡”，这究竟是人类的悲哀呢还是压根就是一出悲剧？
红尘里的人生，个个追求功名富贵。功名富贵难道便是人生的意义吗？如果是，那功名富贵的人生有着什么样的意义呢？如果不是，那又是什么？
显然地，俗人阿容不能认同功名富贵便是人生的意义。可是，如果你让阿容说说人生的意义到底是什么，他也不知。
功名富贵在神仙那里一文不值。我在想，是不是正因为在他们眼里一文不值，他们才能成为神仙？神仙们知道，功名富贵只会增加人们的痛苦与烦恼，绝不会带来一丝一毫的快乐与幸福。因此，当世间的人们拜他时都会求功名富贵、升官发财，而神仙们也很乐意把这些不值钱、又有害的东西赐给人们。当然，我这样说，并非神仙有求必应，那也不可能。南怀瑾在《金刚经说什么》一书里就讲过这么一个事——
明朝有一个人，每天半夜跪在庭院烧香拜天。这是中国的宗教——拜天，反正佛在天上，神、关公、观世音都在天上。管它西天、东天、南天、北天，都是天，所以他拜天，最划得来，只要一支香，每一个都拜到了。这人拜了30年，非常诚恳，有一夜感动了一位天神，站到他面前，一身发亮放光。还好，他没有吓倒，这个天神说：你天天夜里拜天，很诚恳，你要求什么快讲，我马上要走。这个人想了一会儿，说：我什么都不求，只想一辈子有饭吃，有衣服穿，不会穷，多几个钱可以一辈子游山玩水，没有病痛，无疾而终。这个天人听了说：哎唷，你求的这个，此乃上界神仙之福；你求人世间的功名富贵，要官做多大，财发得多，都可以答应你，但是上界神仙之清福，我没法子给你。
神仙不要的东西给人类，人类要他的东西他不给，看来，这神仙的境界也不过如此。
其实，人类从神仙那里要不来什么。人类之所以“明知故要”，就在于人类在追逐功名富贵的路途上为了达到目的，几乎无所不用其极。求他人，求神仙，求列祖列宗，如果能得到倒还能有一丝慰藉，如果愣是得不到，难怪许多人一气之下连列祖列宗的牌位也一股脑推倒。
功名富贵是害人的，每个人都深受其害却又不能自拔，更不能自醒。如此一来，上帝造人岂不是拿人类当猴耍？
李皖在他的一篇文字里写过一个叫杨一的人。
1996年，一个叫杨一的27岁青年在北京美术馆门口对着“人民”卖唱。他并不是个讨饭的，而是个高考屡遭失败的广东青年。卖唱中发生的最离奇的一件事是，杨一从学唱民谣巨匠鲍勃·迪伦的一些歌，居然学得了民间知识分子的民歌理念，他不把卖唱只当做谋生本事，而同时当做一种民间诉求、一种下层民众的民意表达。街头卖唱这种形式，在他看来正是将下层民众的声音，再返还、传递给下层民众的过程。
不几年，杨一本属于广东青年的小嫩嗓，居然变得和鲍勃·迪伦一样嘶哑浑厚。在西至天山南北、东到烟雨江南、北抵黄土高原、南达巴山蜀水的街头卖唱途中，他从民间艺人那儿学歌，以底层生活经历写歌。他唱烤白薯的，唱打零工的，唱《画扇面》、《掐蒜薹》、《卖菜》，他说“我永远在街头歌唱，为人民歌唱”。后来的剧情却不是“永远在街头歌唱”，杨一成了大师，皈依了佛教。与他之前生活的联系是，像当歌手时无门无派无圈子，这个杨大师也不隶属于任何寺院，他僧衣僧鞋一身行头，崇尚跑单帮。
我一点儿都不了解杨一。如果不是这篇文字，我可能永远都不知道在歌坛上还有这么一个人。
但就是这么一个不为更多人所熟知的平凡人物，几乎就在那一瞬之间进入了我的视野，并最终直抵心灵。
这样的一种人生，这样的人生生活，不正是我一直渴求的人生状态么？他的特立独行，尤其是他最后的抉择，完全地吻合我的心境。我看不出他迈出这一步有多么困难！一切都很顺理成章。
如果人类这一具生命是有意义的，杨一的“永远在街头歌唱”便是人生的意义。而当一个歌手站到各种舞台“卖歌”的时候，这歌唱便没有了丝毫的人生意义，他是为了功名富贵而歌唱。如果人生是没有意义的，那杨一又为我们给出了答案——皈依佛教，却不为佛教的形式所拘囿，他不隶属于任何寺院，一身僧衣僧鞋，崇尚跑单帮。
我钦佩杨一。可我知道，在我生命中最美好的那段年华里，我错过了成为一个歌手，一个在街头歌唱人生的歌手，我也错过了做一个游吟诗人或徐霞客那样的旅行者。总之，在我该上路的年纪却没有上路，活在这功名富贵的尘世间，既未求得功名也不曾富贵，蹉跎了时光，徒有一声叹息。
余下的时光，幸好，还有这段时光，我可以做回杨一。只是，我若做了杨一，连皈依都不必，更不必要那一身僧衣僧鞋的行头。因为，一旦皈依，甚至还配了一身行头，即使不隶属于任何寺院，也毕竟有了羁绊。至少，在外人眼里，你是佛教徒。而我只想做一个自由自在的人，杰克·凯鲁亚克的那句名言时时萦绕在我耳畔——“我还年轻，我渴望上路。”
无论红尘、黑尘、黄尘，都是人类自己扬起的尘土，而人类的宿命也必将在自己扬起的这滚滚尘土之中生老病死，并最终为这尘土所掩埋。
一代又一代的功名富贵者掩埋在这尘土之下，一代又一代的后继者依然故我继续那功名富贵的追逐，谁也不能明白、顿悟那尘土便是功名富贵，那功名富贵亦便是尘土。包括我们这一具肉身。这就是人生，这就是生命，这就是人生的价值，这就是人生的意义！
作者简介
张镭，男，笔名：阿容，原名：张龙桥，江苏宿迁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史记研究会会员，中国鲁迅研究会会员，著有杂文随笔十余部，长篇小说两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