性 情

    一个男人娶什么样的女人做老婆,我以为那完全靠他个人的运气。——这是我对婚姻最初的认识。但婚姻或者说这运气，显然不是我所想象的那么简单。即便是现代社会纯自由的婚姻，也不是每一个男人都有好运气的。当然，这句话也同样适于女性。

    说起来真是有趣而又奇妙得很！最近，从书本中发现：清末民初时期，许多有权有钱的人不仅玩弄女性，而且还把美妓女娶回家做老婆、做姨太太。

    说它奇妙，乃是我这死脑瓜子在作怪：总以为做妓的女人这辈子是不会有婚姻的；总以为她们即使有婚姻，也必嫁给穷光蛋或下三滥。至于那些有权有钱的光鲜人物，想要多少女人就会有多少女人，他们再怎么低下，也不至于要娶妓女吧？

    但他们到底还是娶了，而且宠得很！

    顾维钧，这位近代中国著名的职业外交家，北洋政府和国民党政府时期外交界的领袖级人物，有“民国第一外交家”之称，顾还是一个标准的美男子。

    在顾的婚史里，公开的四段婚姻分别是：

    张润娥，1908年结婚后赴美，后离婚；

    唐宝玥，1914年结婚，1918年病逝；

    黄惠兰，1920年结婚，1956年离婚；

    严幼韵，1959年结婚。

    北洋时期，顾维钧当国务总理的时候，红韵阁小掌班翠娟倾心顾维钧，扬言要嫁给他。此话传到了顾维钧的耳朵里，顾就叫了她的条子，时常到她院中走走。翠娟不久果真如愿地嫁给了顾维钧。可惜好景不长，北洋政府垮台了，顾维钧去了东北。翠娟在北京呆了一些时日，便去东北找顾。顾给了她2万块钱，打发她回娘家。翠娟拿了钱却去了上海，嫁给了怕老婆出名的周作民——这个出生于江苏淮安的银行家。周死后，翠娟回到苏州又嫁了男人。后来得了神经病，可谓惨矣！

    这个叫翠娟的妓女，最后未能进入官方公布的顾维钧的婚史之中，大抵与她的出身有关吧？在中国，我们总习惯于为名人遮丑，殊不知，在为名人遮了丑的同时，也暴露了我们这个民族的劣根性。真正丑的不是某一个名人，而是那些为其遮丑的人。

    想想看，顾维钧身为国务总理，难道他不知道娶一个妓女回去意味着什么吗？他本人都不在意，我们的后人却“在意”了。面对我们的“在意”，我总觉得有些可耻、可鄙和可恨！那个叫翠娟的妓女固然不是个好东西，但终究是嫁给顾的，凭什么就进入不了这个男人的婚史呢？难道进入顾的婚史，就给顾抹黑了？即使抹黑，也是顾自个儿给自个儿抹的，与后人何干？——我们这才叫睁眼说瞎话，吃饱了撑的。

    同为北洋政府时期，另一个国务总理兼交通总长的潘复有个姨太太也是妓女，从天津的妓院娶来的，很得宠，一般都称她西楼太太；而东楼的大太太虽为潘原配，却因失宠而从早到晚吃斋念佛。

    军阀张作昌女人特多，这其中就有在各地妓院娶来的妓女。其中的洪媛媛、亚仙和亚珍便是。亚仙、洪媛媛很得宠。

    因震惊中外的“五四”运动、“火烧赵家楼”而闻名于世的曹汝霖，有个他很宠的姨太太苏佩秋。苏也是曹从妓院娶来的，但苏并不喜欢曹，她抓住曹一个把柄，要求离开曹，还敲了曹20万块钱。苏佩秋带着这笔钱去了天津，和一个叫陈三的男人姘居上了。苏死后，陈三又拿她的钱在天津开了饭店，并娶了张宗昌的七姨太太，她原是北京鸿升班的妓女名叫洪媛媛。张宗昌一死，她就带着很多钱嫁了陈三。

    在段祺瑞内阁里担任交通总长的叶公绰，是个常在妓院走动的人。他认识一个妓女名叫陈兰香，是个从南方来的妓女。叶很喜欢她，把她娶了回去。陈生了一个女儿，不久，陈便死了。叶公绰伤心得不得了，起誓要为陈兰香吃一辈子素。可不久，叶就不吃素了——又娶了一个妓女，名叫惜云。

    北洋军阀皖系将领、死在冯玉祥之手，被称为段祺瑞灵魂的徐树铮，同一天用汽车娶回家两个妓女做姨太太，一个叫萍香、一个叫小金刚钻。徐树铮一死，这两个妓女都另嫁了他人。

    陆军次长杨毓珣，也就是杨二虎，袁世凯第三个女儿的丈夫，天天在妓院鬼混，追一个叫明珠的妓女，最后如愿以偿娶了明珠。

    在国民党北伐军节节胜利、奉军仓皇撤退的时候，杨二虎慌忙化妆准备逃走，却被明珠一把拽住，硬逼下他的2万块钱。明珠后来又嫁了汪精卫的秘书余某，两个人后来跑到香港开起了按摩院。

    梁素珍是京城当时有名的妓女。到上海后，时来运转，嫁了上海有名的大亨虞洽卿，立刻成为阔太太。

    沈丽清是清末名妓，曾嫁给电政督办杨志轩，杨死后，沈又下堂——即重操旧业，做妓女。

    也有想娶妓女却不得的。财政总长李思浩在妓院里看中了一个妓女花云仙，花却死活不肯嫁他。无奈，李又提出买花的铜床作为纪念，花还是不应。最后，在妓女老鸨的折衷下，李只好娶了另一个妓女小玲珑。

    汉奸王克敏更厉害。他爱上了一个叫小阿凤的妓女，只有10多岁，当时很红。有天王克敏把小阿凤请到六国饭店，掏出一把手枪，硬逼着小阿凤嫁给他。小阿凤若不答应，他就自杀。小阿凤哪见过这阵势啊，只好答应。

    当过北方议和总代表的王揖唐也是北洋政府里的一个大官。他爱上了一个叫阿宝的开妓院的女子，硬要娶她。这阿宝姐正想找个靠山，就答应了，成了王揖唐的“如夫人”。

    上面的这些妓女，不管她们当时多么红、人长得多漂亮，都敌不过小凤仙。

    小凤仙，湖北人，父亲是在外省做知县的。清朝末年那个县城发生变乱，她父亲自刎。她还有一个弟弟，名叫阿辛，当时不满10岁。她母亲把一对儿女托给姘居的厨子和奶母后，也悬梁自尽。厨子姓李，便把小凤仙姐弟带到北京。小凤仙十四五岁时，奶母把她下了妓院，成了北京城的红姑娘，最后嫁了一个王姓东北军人。她曾为其弟娶了从幼订婚的弟媳，但她弟弟嫖赌吸毒，弟媳被奶母逼诱下水，不从自刭。

    至于小凤仙和蔡锷的相爱，则被文人们弄到了政治层面，未免搞笑了。小凤仙帮助蔡锷出走，仅仅是因为蔡为她之恩客，两个人很相好，小凤仙不忍见到蔡遭袁世凯的毒手，才设计帮蔡逃出虎穴。

    直隶都督张锡銮，娶了一个妓女很有意思。

    这个妓女是个十七八岁的闺秀，据说是一位买办家的小姐，由于家道中落自愿下水，被北京一家妓院以1000块身价买走。这姑娘姓林，花名凌云阁，读过书还写一手好字，因此生意直红得发紫。张锡銮很喜欢她，一定要娶她。凌云阁提出嫁他的条件：永远不能说出她在妓院，而且要同到上海见她父母，承认是他从上海把她拐跑的，当面向她父亲认错。

    条件虽是苛刻，张锡銮依然屁颠屁颠地一一应承了。

    袁世凯政府里面，国务总理以下都是妓院里的常客。袁本人虽没有到过妓院（他的老婆那么多，估计也用不着），可他的子侄们却是光顾妓院的阔客。

    袁世凯的二儿子袁克文，是个有名的风流才子。他曾在天津娶过一个叫苏黛春的妓女，在袁家呆了不到一年就走开了。袁克文喜新厌旧，一个妓女接到家玩腻了，就还其自由。这些离开袁家的妓女们，都带走不少古董字画。

    大名鼎鼎的梁士怡，喜欢上了怡红院里的少掌班怡红，怡红后来就不做妓了，随了梁从良了。

    一代名妓赛金花，名气更是了得！这个女人一生充满了传奇色彩，她出入豪门，沦落风尘，一生三次嫁夫，又三次孀居，无儿无女，于1938年去世，终年67岁。葬于陶然亭公园。张大千为她作肖像画，齐白石为她题写墓碑。

    嫁给状元洪均，后又随其出洋，成了“公使夫人”，还在英国与女王照过相，这一时期可能是赛金花最为辉煌的。然而，促成赛金花真正成名的却是庚子事变。1900年，即中国的庚子年，在慈禧的暗示下，义和团杀死了很多在华洋人，这其中包括德国公使克林德。列强以此为借口，进攻北京，慈禧和皇帝逃往陕西。八国联军进入北京后，奸、杀、掠、抢无所不为，无恶不作。赛金花因为通晓德语，又和德国皇帝威廉二世、皇后维多利亚是好朋友，德军便把她送到在西洋时即熟识的八国联军总司令瓦德西那里。凭着两人的旧情，瓦德西下令禁止士兵违纪妄为。

    这样的妓女，大抵也就只有赛金花这一个吧。难怪北大教授刘半农和他的学生商鸿逵亲自采访赛金花，为赛写了一本传记《赛金花本事》。

    胡适在《新青年》上说：“北大教授，为妓女写传还史无前例。”

    鲁迅先生对赛金花似有不屑，他在《这也是生活》里写道：“连义和拳时代，和德国统帅瓦德西睡了一些时候的赛金花，也早已封为九天护国娘娘了！”

    关于赛金花这个名妓女，还是刘半农在《赛金花本事》里所讲的一段话公正、到位。他说：“中国有两个‘宝贝’，慈禧与赛金花。一个在朝，一个在野；一个卖国，一个卖身；一个可恨，一个可怜。”

    ……

    妓女也是人。妓女改嫁，天经地义；妓女从良，善莫大焉。某种意义上，让妓女回归家庭、重新做人，是时代进步的象征。可在那个时代，我看不到丝毫的进步性，尽管各路人马很能折腾，到头来依然是愈折腾愈混乱，折腾的结果不是进步反而让袁世凯退了回去做起皇帝来。此时的中国，依然昏暗、封建得很！可竟是在这样的时代，从国务总理、大臣、大学里的教授，到商人、学生、军人，嫖得一塌糊涂。嫖也就嫖了，你可以视为那是人性。可把妓女娶回家做老婆、做姨太太，就不好再以人性来论了。如果是平民百姓，我们可以说他们穷，娶不上媳妇，只能走这条路。可问题是，娶妓女的偏偏是当官的、有钱的，这该做何解释呢？这个时期出现的这样一种现象，历史上好像还不多见。这究竟意味着什么？

    看看那个时代，我们兴许有所明了：那是一个旧时代尚未彻底死去、新时代尚未彻底到来的新旧交替时期。生活于这一时期，社会出一些乱象本无可厚非。但事情有这么简单吗？

    固然，我们可以说，那是一个末世里的乱世，乱世里的新世。胡作非为、无法无天，是那个时代的必然产物。但面对此等乱象，我仍然有些不解和困惑。如果娶妓女被视为与那个时代有关，那么，中国的乱世、末世也不少啊，娶妓女的官员多吗？尽管嫖妓哪个时代都有。新中国成立后，妓女倒是消失了，都做起了良家妇女。改革开放了，经济发展了，妓女又都出来干活了，真正地实现了繁荣娼盛的大好局面。就妓女的从业人数，今日的肯定远胜于北洋时期。官员也是人，他们也一定是会去嫖的，只是不能像北洋时期的官员那样公然地嫖。至于娶一个妓女，哪一个官员都不会这么干！因为他们不敢干。不敢干，并不表明他们不干。他们干，不只妓女，还有良家妇女。遇上特称心的，就包起来，我们叫做“包二奶”。“包二奶”的勾当，像他们的嫖娼一样，不敢公开，隐藏得很深。

    “包二奶”不只官员，商人更多。人人都谴责二奶，我以为最该谴责的是那些包“二奶”的人。如果商人包“二奶”是他们钱多了没处花，那官员的包“二奶”难道也是钱多了没处花？商人钱多，那是人家赚来的，官人呢？官人的钱多，难道也是他们赚来的么？他们做官并不做生意，从何赚来？有人说，做官也是做生意，而且做的是大生意，连本钱也不要。起始，我不明其意，傻了半晌后才领悟个中内含，不禁有些颤栗。

    官员包“二奶”、嫖娼、收受贿赂，都做得很隐秘。如果不是他们中的极个别人的东窗事发，你永远都不会知道他包了“二奶”、嫖过娼、收过贿赂。而乱世里的北洋时期的那些官员、学者、商人们却活得很性情，敢嫖敢娶，一切都在光天化日下进行着（尽管这种真性情令人欣羡，但终究容不得你赞美）。那时的行径，我们说是那些人的无法无天，可今天的官员们既有法又有天了，为什么还敢于嫖呢？还敢于包“二奶”呢？谁能回答这个问题？

    在写作这篇文字的时候，有一个问题不停地在我的头脑里闪现：难道生活于乱世中的人们，反倒没了虚伪，活出一份真性情？而生活于平静时代的人们，倒把真性情隐藏了起来，过着一种虚伪的生活？

    作者简介：张镭，男，笔名：阿容，原名：张龙桥，江苏宿迁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史记研究会会员，中国鲁迅研究会会员，著有杂文随笔十余部，长篇小说两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