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的王维写过一首诗,《九月九日忆山东兄弟》:“独在异乡为异客,每逢佳节倍思亲。遥知兄弟登高处,遍插茱萸少一人。”
“每逢佳节倍思亲”成了千古名句。许多人都爱引用这一句,尤其在一些节日里。不排除引用者的真情实意,可我们还是不要忘了,王维写此诗时,第一,他才17岁;第二,他独自一人在长安谋求功名。17岁,在今天的父母眼中,还是一个小孩子。可王维这个小孩子却离开蒲县到大都市闯荡去了——这与今天许多中国人到北京去混,颇为相似。
一个17岁的小孩子远离故土、远离亲人,一个人混在大都市长安,到了节日里,怎能不思念他的亲人们呢?
我很少引用这首诗中的这句千古名句,是因为我一直生活在我的亲人们之中。虽然参加工作离开了家,离开了父母,但我从来没有“独在异乡为异客”的感觉。为什么呢?因为从我工作的城市到我的家(那时叫乡下,如今则成了这个城市的一部分)仅有十五公里的距离。我刚参加工作那几年,几乎天天回家,天天和父母、和兄弟们在一起。
那些年,那些天天回家的日子,是我这一生中最为快乐、也最为幸福的日子。虽然我工作了,在大人的眼里也不再是一个孩子了,可父母依旧视我为一个小孩子样,回到家衣服一脱,就去吃饭,边吃边说“饿死了,饿死了”。母亲总是坐在我的身旁,看着我狼吞虎咽的样子,她的脸始终微笑着,一言不发。
圣经上说,……人要离开父母,和妻子连合,二人成为一体。在我20多岁那个年纪,我并未读到圣经上的这句话,但我的母亲却告诉我:男大当婚,女大当嫁。说,人总是要离开父母,独自生活的。我对母亲说,人非要结婚吗?结婚就意味着我们要离开父母吗?母亲说,傻儿子,父母怎么能陪你一辈子呢?你要有自己的生活。
我说,即便我成家了,我也不离开你们,我走到哪里,就把你和父亲带到哪里。母亲说,妈妈哪里也不想去,哪里也去不了,一辈子生活在这里,离不开了。原以为,这是母亲发自内心的真心话,可我错了。当我真的成家时,母亲哭了,我也哭了。
后来,我读到了圣经,读到了圣经中的那句话。我在书房里自言自语道:“如果和妻子连合,乃意味着就是与父母分离,那我要说,我绝不要这样的连合”。我不反对这个世界上男女的“连合”,如果没有了这种“连合”,人类岂不是要“绝后”,再也没有人类这个物种了?但是,人类的这种“连合”,若是以牺牲自己与父母的分离为其代价,那么,我是坚决反对这一代价的。
当我走那一步路时,我的思想尚未达到这个认识的高度。而当我在思想上达到了这个认识的高度之后,我的父母却一前一后离开了我。
人生不能从头再来,我也不相信所谓来生。即便有来生,你还认得这一世的父母吗?所以,那些来世再报的话,实在是一种欺骗。
既然人生不能从头再来,我又拿什么来弥补这一世的缺憾呢?唯一的补救办法,便是像20几岁那个年纪,每一天都要回家一样,不停地跑往父母的墓地,而这尽管只能是一种自我慰藉。
这种自我慰藉,对一个仍有生命气息的人来说,仍有幸福的感觉。
母亲先于父亲离开了我们。母亲去世后,有三处墓地可供选择。最后,我把母亲安葬于最平民化的那块墓地里。外人以为我是为了省钱,可只有我心里明白:那块墓地与我母亲的出生地,仅一河之隔。——那条名曰拦山河的人工河,拦不住母亲回家的路。
之所以选择那块墓地,作为我母亲最后的归宿,除了那里曾是母亲的家,还有母亲的父亲母亲、兄弟姐妹也都葬在那方圆一带。我的外公外婆,我的三个舅舅,一个姨妈的墓地,在母亲未过世时,我一直寻而未果。及至母亲在那里安葬后,陆续地都被我找到了。于今,我不只要给我的母亲祭祀,还要为外公外婆、舅舅们祭祀。我相信,母亲又和他们在一起了。人生的幸福,不只活时,还在于死后能与自己的父母、兄弟姐妹再聚首。宋庆龄死后之所以不与孙中山并骨,而是选择葬于父母一处,难道也是这样的一种思量?
圣经上说,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连合,二人成为一体。那死后呢?死后还要继续成为一体,继续与父母分离?做女人的应该想想这个问题。这个问题也是我母亲晚年所想的问题。尽管她又强调,人不能违背世俗。如果把我所做的,视为是在圆母亲的一个梦想,那么,当这个梦想成真时,我仿佛看到另一世界里母亲的欢愉。而我也常为自己所做的这件事,感到欣慰,一并地,我认为我是幸福的,母亲更是幸福的。
许多人在生前即留下遗嘱。依我对遗嘱的理解,我以为那是大人物的事,再不济,也是有钱人的事。有钱的人留下遗嘱,为的是在他死后,儿女们不为争夺财产,对簿公堂。我没有钱,也没有成群的儿女,我用不着担心那种事情的发生。如果硬要说一点什么的话,我最想说的,就是若干年之后,我希望,把我的那一把灰撒到我父亲母亲的安葬之地。人们爱说,入土为安。我要的不是安,而是我能与我的父亲母亲永恒地待在一起。如果世间幸福难觅,那不妨把幸福寄托于另一个世界。而另一个世界的幸福更简单:与自己的父母、亲人在一起。
之所以把母亲,也包括随后去世的父亲,葬于这块墓地,还在于我的长兄,先于我的父母葬在了这里。有我的长兄在,就有了对父母的照应。这样的安排,让我放心、安心。每次去墓地,我总要对长兄说:照顾好父母!每一次,我总忘不了要给长兄送点钱——这钱与其说是给他的,不如说是让他孝敬我们的父母的。其实,长兄活时便是孝子,我的担心有些多余。
母亲被安葬于那块墓地之后,我总感觉她一个人待在那个地方,该有多么孤独。每周至少3次我要独自开车过去,陪伴她。有时是在早晨,有时是在午后,有时是在傍晚,有一次竟是黑夜。老实说,我的胆量并不是很大。我不是怕鬼,我怕的是墓地里的蛇。所以,每次傍晚时分去的时候,我的手里总要拿一根棍棒,像盲人一样,用棍棒在我的前面点着地,如此行至父母的墓前。
母亲独自躺在墓地里的时候,是我人生最悲痛的时候。个人的遭际加重了我对母亲的思念。而对母亲最好的思念,就是去她的墓地,陪她说说话。去的次数多了,我才发现,不是我陪母亲,而是母亲陪我。正是母亲无言的倾听,才让我度过那段漫长、艰辛的时日。甚至可以说,正是有了母亲的陪伴,有了墓地这个去处,才让我活了下来,没有去自杀。
后来,父亲也来了,我的心才略略地放下一些。也就是说,不必再担心母亲孤独了。但这并没有减缓我的脚步,同往常一样,我仍旧会继续前往墓地,与父亲母亲共度清晨或傍晚的那段时光。“每逢佳节倍思亲”,于我而言,我的思亲,已不是活着的亲人们了,活着的亲人们勿须我思,他们都过得很好,至少,他们活着。我的思亲,是故去的亲人,是故去的父母。所以,对于活人的佳节,我早已没了心情。
独在异乡为异客的王维,在佳节来临时倍加地思念亲人,这种情感,每个人都会有。不大好理解的,可能是我的这种思亲。如果说王维的思亲,是因为独在异乡为异客,那么,我的这种思亲,则既不在异乡,也非异客。表象看,我同故去的亲人都在这片土地上,可是,当我们认真去思考时,我们不难发现,我们的处境比王维要糟糕许多。王维思念的亲人,毕竟活着,而我的思念,我思念的亲人却都不是活人了。王维的思念,令人感动,而我的思念,惟有感伤。因为,与独在异乡为异客相比,活人与死人的距离才是世上最遥远的距离。
独在异乡为异客的王维,是孤独的;而一个在人间,一个在地下的阿容与父母,岂是异乡与异客的那种况味?王维若是孤独的,不知道阿容的心境又是何如?
17岁的王维这么年轻就外出闯人生了。在王维的时代,孔子还是满吃香的。以王维这样的学问,他不会不知道子曰:“父母在,不远游,游必有方”的。
据说王维写作此诗时,正独自一人漂泊在洛阳与长安之间。漂泊是为了功名,可能这也正是他远游的理由。此诗固然是思亲的,但这亲好像只是兄弟,而非父母。
很多方面,我并不是一个“惟孔首是瞻”的人(从“惟马首是瞻”篡改而来),但仅就“父母在,不远游,游必有方”这一认知上,我比较认同孔子这想法。孔子讲这句话道理何在,我不得而知。但我自己这么做的时候,却是因为那样一句话——“儿行千里母担忧”。就是说,我较少外出,是怕母亲担惊受怕。
母亲健在时,我极不情愿外出,许多公差都被我放弃了。母亲身体一直不好,她常笑着说,她是说走就走的人。这一句笑言,却自此存于我心,每每有机会外出时,我总会下意识地想起母亲这一句笑言。每次我要出远门,都会有一种不敢言说的担忧:生怕母亲走掉。2000年3月去洛阳,行程还未过半我便一个人跑了回来。因为我做了一个梦,梦中母亲流着泪对我说:“快回来吧,容儿,妈妈要走了”。在洛阳的一家宾馆里,这个梦让我从凌晨一点一直坐到天明,然后告假回家。回家的当天下午,母亲果然走了。
有了这一次的经历,我再也不出远门了。人们也许会疑惑:你母亲不是走了么?是的,我母亲是走了,可她走到哪里去了?是肉身的消失,还是灵魂在天国?我看不到她,但有人说她能看到我。正是我信了这个人的话,时至今日,我依然不那么情愿外出。但又一直想,在自己所剩不多的时光里,要好好走一走,看一看我曾经活过的这个世界,也很想写一写我赖以生存的这个世界。每次要动身的时候,我总要跑到楼上看一看母亲的遗像,仿佛要征询她的意见似的。有些时候,在见了母亲后,我会于次日动身远行,有些时候,在见了母亲后,我会放弃某次远行。放弃的某次,大都是在见母亲时,看见了她不悦的眼神。母亲在时,我每次外出,她都会跟我讲,外面很乱,不安全,早去早回。与其说她担心的是外面很乱,不安全,毋宁说是她不希望我到很远的地方去。“儿行千里母担忧”的这样一种母子情怀,我在我母亲这里感受最深。
母亲分明已到了另一个世界,可我依旧觉得她还在看着我。我想走,我想远行,想趁着自己的身体还跑得动。可是,我仍放不下我的母亲。我依旧怕她为我担忧。
每逢佳节倍思亲,我思的是我的父母,不知他们可安好?
【作者简介】
张镭,男,笔名:阿容,原名:张龙桥,江苏宿迁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史记研究会会员,中国鲁迅研究会会员,著有杂文随笔十余部,长篇小说两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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