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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作是件愉快的事。可近来，我却觉得没那么愉快了。
没那么愉快，不只因为自己的文字写得不好，还在于忽然间生发出来的一种担心。
生发出来的这种担心，缘起于一本书，缘起于一本名曰《玉历宝钞》的书。该书241页《文化名人犯恶业的报应》，读来令人不寒而栗。
宋代著名的文学家黄山谷（又名黄庭坚，与苏东坡齐名），喜欢创作描写色情狎昵猥亵的淫词艳诗和文章。一次，他慕名去拜访高僧圆通秀禅师。一见面，禅师就呵斥他说：“大丈夫的生花妙笔，难道甘心用于低级趣味的淫秽之作吗？”当时，禅师刚刚劝戒大画家李伯时的画马。黄山谷听后不以为然地笑着说：“本人写诗作文，按照因果规律，今生来世总不会让我投胎进马肚子里吧？”秀禅师说：“李伯时平时一门心思地想着马、揣摸马、琢磨马，他的精气神都化为马，要堕落只不过一个人而已，你以淫词艳语惑动天下读者的心意，引诱人们想入非非，使许多意志薄弱的人作出违反道德伦常的非礼邪淫之事，罪恶的因果广为播散和流传，你的报应岂止投胎马腹，恐怕要堕入永远不能超生的泥犁大地狱了！”黄山谷听后毛骨悚然，十分羞愧，从此再也不写涉及色情的诗词文章了，而且开始修身养性，行善忏悔。但他的文字罪业已造成一定后果，致使他一生坎坷多难，两位爱妻先后去世，仕途几起几伏，老年时病痛缠身。
著名长篇章回小说《水浒》的作者施耐庵，在其书中用了大量笔墨极为细致生动地描写了奸淫偷窃抢劫杀人等过程和心理。因为这一业因，他的子孙连续几代都终生患病和身带残疾。
《金瓶梅》一书刊行后，其作者的子孙三代都是哑巴，五世后绝嗣。
《厚黑学》的作者李宗吾，最喜欢翻驳前人及圣贤的言论，诡辩是非，造出逆理背道的惊人之论以博取声望名利。他的一生穷困失意，潦倒孤虚，最后惨死于非命。
英国小说家劳伦斯，是一位才华横溢的青年，曾创作过多部小说和戏剧。其中《查太莱夫人的情人》最为有名。书中用生动细腻的文字描述了婚外偷情的性爱经过，曾被不少国家列为黄色书籍禁止其出版发行。作者写完这部小说后的一年即病死，死时44岁。
这些都是以文害人祸世者的榜样，古人说：“刀笔杀人终自杀”，的确是真实话。
依照佛家恶有恶报、善有善报的因果报应说，很显然，那些用刀笔杀人的人，也终究难逃被自杀的报应。
我一直认为，佛教是一门善教。单就它教人行善的思想，便是一门好宗教。何况，它所提出的因果报应，也能够在很大程度上抑制那些干坏事的人。事实上，即便我们不接触佛教，我们也能于生活中看到许多遭报应的事。至于我们的身边尚有一些做了坏事、恶事却依然活得很好、逍遥于法外的，你也不必悲观，不必气愤，因为佛家告诉我们，那不是不报，而是“时候未到”。只要“时候一到”，报应是一定的，而且可能报得更为严厉。
同佛家一样，我也不认同太为淫秽的写作。尤其是性爱那种两个人之间的、完全可以称之为隐私的事，委实不应当以文字的形式将其描述出来。文学可以涉及性，这是不可避免的，但涉及并不意味要掀开被窝让人们来观看，来品赏。——人类观赏自己床上的那点事，尽管兴趣盎然，但我总以为无聊。
佛家比我们对这个世界看得更为通透，它们眼中的世界也肯定比我们眼中的世界更为肮脏，更为丑陋，更为苦难。因此，它们倡导世人要广积德，要多行善。作家有两种，一种持有积极的人生观，一种持有消极的人生观。前者用浪漫主义情怀观看世界、观看人生，后者则是一个十足的现实主义者。现实主义者，即便不是一个彻头彻尾的世俗主义者，也很难让他浪漫起来——浪漫不起来，是现实造就的。充斥他眼里的，一如佛家所观看到的那般，令他悲绝。
我可能属于后者。
于现实里，我的确看到了生命的所作所为，并无实质意义。红尘滚滚中，每一个忙碌的身影无不都是为了自我的生存——生存就是吃饭，吃饭是为了生存。在吃饱了之后，他们才会弄出点生存的意义——形而上的东西出来。有了形而上的东西，他们便以为自己活得有价值、有意义了。但到底有什么样的价值，什么样的意义，他依旧说不清楚。
这两三年来，我的文字大都基于此而写开去。因此，出版社的编辑在审读我的文字时，对我的消极思想、悲观情怀“深感不安”！一家出版社的编辑在给我的回信中这样写道：“你的思想对读者是有害的，尽管你指出了人生存的实质。”
信尾他写道：“一个负责任的、有担当的、高尚的、伟大的作家，应当给人以信心和希望。因为，毕竟人生是美丽的，生活是美好的。”
在这位编辑的眼里，我是一个不负责任的、没有担当的、不高尚、不伟大的作家。他说得很对。我的确不是一个伟大的作家。我只是一个普通的写作者。一个普通的写作者，给自己弄那么多紧箍咒干什么？因此，责任的问题，担当的问题，高尚和伟大的问题，就与我无关了。这些紧箍咒都是给伟大的作家准备的。
但我依然觉得惭愧。惭愧什么呢？惭愧自己写了这么多年了，也未写成一点气候，反倒给人留下这般不好的印象。就如同我不主张把床上的事深入细致地写给人们看，我也不应该把自己的悲观，把自己的消极，写将出来。我犯了和前者同样的错误，而这错误是可以称其为罪恶的。
在佛家的眼里，这分明就是罪恶。看看李宗吾，便知道了。你看，李宗吾的罪状“最喜好翻驳前人及圣贤的言论，诡辩是非，造出逆理背道的惊人之论以博取声望名利。”
李宗吾的文字，我读过，谈不上很喜欢，但也不反感，至少没有佛家所言的这思想。佛家的出发点我并不是很了解，但仅就学术这个层面而言，翻驳前人及圣贤的言论，不一定是坏事，更不能算作诡辩是非。至于“造出逆理背道的惊人之论以博取声望名利”，恐怕就有些欲加之罪了。照轻的说，也不符合实际。没有几个人能靠“造出逆理背道的惊人之论”，便能博取声望和名利的。
正如原文所说的，李宗吾“一生穷困失意，潦倒孤虚”，可见，他既未博得声望，也没博得名利。反倒“惨死于非命”。
在我的文字里，谈不上“最喜好翻驳前人及圣贤的言论”，但不管哪个前人，哪个圣贤，大凡我认为他的话里有漏洞有偏见有疑问，我都会说一些自己的想法。也许我的想法与他的想法完全不一致，甚至把他的想法驳得一无是处，这不正是“翻驳”么？即便我不诡辩，只要“翻驳”了，便是有罪的。所以，我可能遭报应。遭什么样的报应呢？参照李宗吾的，估计也就“一生穷困失意，潦倒孤虚，最后惨死于非命”。
常有朋友告诫我，不要再写这样的文字了。那我写的究竟是什么样的文字呢？很想问他们一问。可哪里还需要问呢？不就是我的文字悲观了一些、消沉了一些么？不就是我偶或地会像李宗吾那般“翻驳”几个前人，乃至于圣贤的言论与行为么？当然，最大的问题，是我所写的文字里头，有许多东西是揭示人生存的本质的。这似乎触犯了人们的忌讳——每个人可能都知道，人这种东西实在谈不上有什么意义，人的生命实在地是毫无意义可言的一场虚空，一如叔本华所言。人们的忌讳，就在于人们明知如此，却谁也不将其说破。不说破，据说是担心尚不识人生真相的人会失去生之欲望。哈哈，这可真是可笑得很的担心！怎么可能呢？世人能有这个觉悟吗？识与不识者，都做不到。
即便我这个所谓看透人生真相的人，不也是照旧生活于世俗之中，而自拔不得吗？
朋友语重心长地说，写小说吧，写几部长篇小说，不定就能一炮打响，像莫言那样拿个极风光的大奖。
朋友的心意真是好啊！可我担心的是，我若写小说，尤其长篇小说，那可一定会涉及到性，涉及到被窝里的勾当。人们总把性爱看得神圣，我却始终将其看得肮脏。尤其在嫖客与妓女繁荣昌盛的时代里，我看不到性爱有什么意义可言。但我知道，人们很渴望性爱，很渴望看性爱的片子和书籍。作家、导演可能正是了解到人们的这种心理，才因此爱在这方面大做文章。翻开任何一部小说，无性的写作几乎没有。所以，在感谢朋友好心意的同时，我也存有担心，害怕自己也会周详地描述床上的事。而一旦这么写了，我就难脱“以文害人祸世”的罪名，更难逃“刀笔杀人终自杀”的因果报应。
写长篇的事，我还是会去做的。之所以至今不曾动笔，并不是因为怕写到性，而是因为实在想写一部与众不同的东西给大家，也给自己。关于这部小说，我倒的确想尝试一下不写性，一个场景也没有，一段描述也不要。我想看看，没有性爱描写的小说是不是也能让人看下去。
至于现在所写的杂耍，我也不忍丢弃。尽管我亦知道，这样的文字由于不能够给人们带来积极的影响，一直受到一些人的非议和批评。极个别朋友甚至受到我这思想之毒害，据说也变得悲观了。这委实地令我不安！最近又看了佛家的“忠告”，更加地有罪恶感了。
写作，原本多么令人愉快的事，如今到了我这里，却变得复杂起来，真是匪夷所思啊！
或许，写作也没那么多复杂、担心的事。过去我主张想写什么，便写什么，想怎么写，便怎么写。后来变了。想写什么的时候，稍一思索，便不写了。到了这两年，感觉有许多东西都不值得写，写了也没啥意思。包括对一些所谓大家、名家的作品的看法，也如此。想一想，自己也蛮有趣，甚至搞笑。一方面看不到人生的意义在哪里，一方面却又想把文字写得有些意思，甚至有些意义。这可能吗？我不知道。
写作时带着些许禁忌、担忧，未尝不是好事。怀揣着这样一颗心去写作，会尽量不损害读者。不要小看了文字的危害性，它的教唆、引诱的作用非同一般。
有了佛家的“忠告”，我的写作——接下来的文字，我自会小心、敬畏。性爱的文字，我能够做到不涉及。但悲观、消极的思想是否还会时不时地冒出来，却不敢保证。因为，它已成了我骨髓里的东西。何况，我一向不认为我那思想是“悲观”，是“消极”，当然，我若说它是积极的，那也不妥，那叫诡辩。
至于“翻驳前人及圣贤的言论”，以我这糟糕的脾性，我也难保不犯。哪个前人，哪个圣贤，哪一天又与我相遇了，且被我发现了毛病、瑕疵，我准会与他们较真起来。但我绝不胡搅蛮缠，绝不做泼妇，绝不做莽汉，绝不诡辩。我要尽力使用温和的语气讨论问题，毕竟人家早已作古了。
我还会继续就生命是否有意义这个形而上的问题作一些思考，作一些叩问。我知道，我的思考是浅显的，甚至显得苍白，但这丝毫不影响我对这个问题的思考与兴趣。我深知，一个人的心中如果能有一个问题揣着，那他的生存就是有情趣的，恕我不使用意义或价值这类语词。
如果因为佛家有了“忠告”，便中止于自己的思考与写作，那显然迂腐得可笑。
生而为人，岂能放过这思考的机会！至于下一辈子，谁知道有没有这个可能？
【作者简介】张镭，男，笔名：阿容，原名：张龙桥，江苏宿迁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史记研究会会员，中国鲁迅研究会会员，著有杂文随笔十余部，长篇小说两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