末班车

许是平素不大坐公交之故，我对这个城市的公交路线很不熟悉。来到公交站台前，睁大着眼睛去看那状如蛛网的路线图，竟如看天书一般。身边有几个年青人，他们正在低着头、旁若无人般地盯着手机屏，玩得很嗨。透过他们的表情，好像都有什么喜事！

问他们我要去的地方，他们头也不抬，半晌才反应过来，嗯嗯啊啊地发出不明所指、莫名其妙的声响后，便没了下文。不要怪他们没礼貌，要怪只能怪乔布斯发明的这个玩意太有魔力了。

一个老人出现在我的身后。我问他，他说你跟我走就是了。我有些好奇：“这么晚了，您怎么还往乡下去？”他说：“女儿住这。不习惯，还是乡下好。”我又说：“老伴一人在家？”他摆摆手，说：“早没了。”又竖出三个手指头。我说：“三年了？”他笑笑：“留下三个孩子。一个跑‘美帝’那去了，一个在‘苏修’！一个就在你们这个城里。”我说：“您真幽默啊！‘美帝’现在也是我们的朋友了，至于‘苏修’，更是好朋友了。”

车子来了，所有的人都往前挤。那帮年青人也终于抬起了头，但手机并没有收起来，而是紧紧地攥在手里。我回头找老人，他却玩起了手机。我说：“老人家上车了！”他头也不抬，说：“下一班！”车子驶近了，果然不是我要乘坐的班车。

老人玩手机，虽然不新奇，却令我好奇。我问老人，玩微信呐？老人呵呵一笑：“微信是你们玩的，我玩不来，我玩游戏呢！”

我惊叹他的视力。暮色四合，城市的灯火次第亮起。他坐在站台的凳子上，聚精会神，全然不顾马路上轰鸣的车辆、令人眩晕的灯光。看着老人的身影，我的心境忽然就有些复杂，甚至于悲凉。在中国，都说年青人成了低头一族，这上了年纪的人不也是把目光紧紧地盯在那一块小小的屏幕上吗？

老人伸出左手，拍了拍他身旁的座位，示意我坐过去，他好像有话要讲。我顺从地走过去，坐到了他的身旁。他说：“我给你讲个段子。”我很喜欢听段子，非常欣喜地把半个身子都投向他。他说——

上帝很关心中国人的前途，决定到中国走一趟。但上帝仅在半空中俯视了中国人一眼后，便打道回府去了。

回到天堂，上帝对身边的众神说：“我要灭了他们！”众神说：“上帝！你说的是全人类呢，还是仅限于某些中国人？”上帝说：“我爱中国，所以我想先针对一部分中国人！”众神惊曰：“上帝！我们想知道这是为什么呢？”上帝怒曰：“我俯看了一下他们，几乎无人仰望星空，全在低着头玩手机。这样的民族哪有未来？”众神喜曰：“上帝！原来你是为这事啊！你真是咸吃萝卜淡操心呐！既然他们都成这个样子了，何劳你亲自动手？”上帝心领神会，满意地点点头，说：“众神所言极是！让他们自己灭自己去吧！”

我听得入神极了，老人却哈哈大笑，站立起来，拍了拍屁股，道：“末班车来了!”

跟随老人挤上车，车上人满为患。我动员一个小伙子给老人让个座，小伙子白了我一眼，极不情愿地站起身，我迅疾把老人推到座位上，小伙子又低头玩他的手机去了。

车厢里的人都在玩手机。只有我在回味老人讲的段子。我是个杞人忧天的人。只是，如果上帝都撒手不管了，我又何必活得那么沉重呢？一个人担心整个人类的命运，恐怕连上帝也要笑我愚痴！

车子到了一所学校的站台，停下了。我面前的一个中年妇女从座位上站起，老人一手扶着这个妇女的座位，一手拉我衣襟，示意我赶快坐这个位子。突然，一个与我并肩站立的、年约30来岁的女子向前一冲，扑到了座位上，再一个转身，将她那磨盘似的屁股稳稳地置于那个座位之中；老人的手，半晌才心有不甘地退了回来。

我拿眼神示意老人：没事！我还没那么老。但老人显然大为不悦。

下一站是医院。那个女子下车了。老人重重地吐出了两个字：“有病！”

我终于有了座位，但刚刚上来的一个大娘，被推挤到了我面前。我站起来让大娘坐到座位上，大娘感激地说：“我下一站就到了！”我说：“下一站是什么地方？”大娘说：“看守所。”

大娘下车时，对欲抢她座位的中年男子说：“别抢，这座位是这位哥哥让给我的。”

终于坐到了座位上，身心竟疲惫不堪。老人说：“还有一站就到了。那一站的站名叫天堂墓园。”

我说：“这辆末班车的路线很有意思啊！像极了人生的轨迹。”

老人似乎不解。

我说：“除了看守所不是每个人都要去的，学校、医院和墓园，哪一个不是我们必须走一趟的？”

老人说：“呵呵！那倒是！你很有想象力的嘛！我常走这条道，常乘这辆车，还头一回被你提醒，意识到这乃是一条人生的路啊！”

我感叹地说：“人生就像乘公交。你看这人，上来下去，下去上来，推推搡搡，互不相让。更有趣的，有的人一上来就能坐到位子，有的人直到下车也未坐上位子。有的人好不容易抢到了座位，他却到站了。有的人刚抢到个位子，却又让给了别人。有的人在车上欣赏风景，有的人沉思冥想，于今则是玩手机。每个人都要登上最后一班车，然后走下这班车，再然后就不知去哪里了。”

老人低下头，沉默不语。我以为他累了，就拿眼睛看窗外那稀疏的灯火。突然，老人碰了碰我的手，说：“给我留个号码吧，在我孤寂难耐时，我可以给你打个电话吗？”

“当然！”我说。

他说：“我死的时候肯定是无人知道的。如果一个月你接不到我电话，那就意味着我已经不在了！”

我安慰他：“不会的。你的女儿不是就在我们这座城市里吗？”

他摇摇头，面色悲戚。

车厢里的人依然上来下去，人头攒动。谈话中，再次谈到农村，老人的观点颇为新奇，甚至与主流认知大相径庭。

在老人看来，农村的凋敝，也没什么可怕的，都去城市居住做城市人，何怕之有？当然，老人说，农村今日之凋敝，是政府一手造成的。这么多年来，政府只强调发展城市，只做大做强城市，而不提农村的事；如果既发展城市，又发展农村；既做大做强城市，又做大做强农村，农村怎么会凋敝呢？

人们都认为，于今的农村空了，完了，没希望了，为此，有识之士无不心忧乡村。而居住于城市的人则认为农村太穷、农民太苦。事实呢？恐怕没有他们想象的那样穷和他们想象的那样苦。老人举的第一个例子就是，农村人不必担心做房奴、车奴，这就比城市里的人轻松。“再一个”，他说，“于今做农民，不是历史上的那些农民了。种田不要交税，政府还给一点补贴。到了60岁，政府每月还给一百块养老呢！生了病住医院还能报销百分之几十的药费呢！农村人说，养孩子还不如政府呢！即便死，也不必担心墓地问题。城市里死个人买块墓地，比房价还贵，据说死不起呢！乡下，死了人，往自己家的田地里一埋，一了百了。活不起，能够理解；死不起，怎么也说不过去啊！单是这一条，做乡下人就比做城里人好，至少死得起呢！”

“死得起呢！”是实话，抑或是老人的一个黑色幽默？我判断不准。但不管怎样，有些事，有些问题，也许换一个角度去看，换一个思维去想，结局便会大不一样。照老人所言，如果这一代农民真要比中国历史上任何一个朝代的农民都要幸运，都要幸福，那生活于城市里的中国居民是否也要比中国历史上任何一个朝代的城市居民都要幸运、都要幸福呢？

奇怪的是，我较少感受到城市人对现实生活的知足。但在乡村，像这样的老人，像他这样看问题的人，都不在少数。有道是知足者常乐。生活于城市的人们之所以不快乐，大抵与他们的这种永不满足有关。牢骚满腹，怨天尤人，其实也是一种疾病。病得久了，不死也折寿。

其实，一个社会要想美好起来，需要两方面来努力——政府要认真听取百姓呼声，不断改进百姓不满意的地方；百姓呢，有了不满，可以、也应该向政府发声，但不能因为某种不满而否定政府所有工作。

就我来说，尽管我对于现实社会毫不客气地予以批评，但我并不否定今天的中国所取得的惊人成就。就农村而言，我担心她的凋敝，非常担心。我也不主张农民都进城。因为，中国，过去是乡土中国，今天依然是，将来也还是。没有了乡土，中国失去的不是土地，而是乡村文化，乡村文明与乡村传统。英国人说，他们的灵魂在乡村。我要说，中国人的灵魂才真正地在乡村。乡村的凋敝是暂时的，乡村的生命力与活力远比我们想象的要强大得多。我常常这样想。

今天的中国乡村，中国城市，如果真像老人所说的那样，是历史上最好的时期，那我们也不得不说，今天的中国乡村、中国城市，无疑也是中国历史上最痛苦、最迷惘的时期。改革开放，在给中国人民带来巨大物质利益的同时，也给中国人民带来灾难深重的精神苦痛。改革开放三十几年过去了，物质上的丰富并没有令全体国民感恩戴德，反倒令整个民族都成了十足的“怨妇“——人们不仅不感恩戴德自己的国家，就连人与人之间，子女与父母之间，亲人与亲人之间，都充满了怨声怨气。改革开放三十余年来，最受伤的是乡村，最受苦的是农民，可最感恩的、最知足的也是农民。保护乡村，保护农民，就是保护感恩，保护知足。懂得感恩的民族，是受人尊敬的民族；而知足则是快乐的源泉。

末班车的最后一站到了。我们一同走下车去。老人紧拉着我的手，看得出他有些激动。“你一定要来看我啊！”老人对我说。“我有很多话想对你说，你是懂我的人。你来我家住几天吧，我天天跟你喝几杯。”我面带微笑地点着头。但是，说实话，我不知道该说些啥。老人是孤独的，但他又拒绝与女儿一家住到一起。而去了“美帝”和“苏修”的两个儿子，的确指望不上。在车上，我夸赞老人培养了两个了不起的儿子。老人说，没错，我是培养了两个有出息的儿子！不过，我不是给自己培养的，也不是给我们国家培养的，我是给他国培养的，而且这两个国家在历史上都曾经与我们互为仇敌。要不，我们怎会叫他们为“美帝”和“苏修”呢？

说完，老人自己先笑了；但我知道，那笑有多么无奈。

老人坐上他侄儿来接他的车，走了。目送车子消失在黑暗的尽头，我才转身朝我要去的方向走去。

第二天，我又乘坐这条线路的车返城。我像发现了新大陆似地，会心地笑了起来——多有趣的一条路线啊：墓园——看守所——医院——学校——我的家。昨天晚上，我从家里出来，前往墓园；今天早上，我从墓园出来，前往人间之家。

    【作者简介】张镭，男，笔名：阿容，原名：张龙桥，江苏宿迁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史记研究会会员，中国鲁迅研究会会员，著有杂文随笔十余部，长篇小说两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