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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的文学成就，举世瞩目，他的演说水平，也处处彰显文学家的功底和思想家的深邃。据不完全统计，他一生有过67次演讲，他的演讲如同他的杂文，他的小说一样，都是闪电，都是投枪，他的演讲足迹遍布风起云涌的京师，及至惊涛拍岸的粤港，在那羸弱的身躯下，鸣响着民族魂的强音，《娜拉走后怎样》《老调子已经唱完》《无声的中国》等，至今一直回响在我们的耳畔。
1927年10月25日，他在上海劳动大学演讲一开头就声明：“我不会讲演，也想不出什么可讲的，讲演近于做八股，是极难的，要有讲演的天才才好，在我是不会的”。他在《集外集》自序中也说：“我曾经能讲书，却不善于讲演”。1932年11月27日，他在北京师范大学大操场上露天演讲，轰动一时，《世界日报》“明珠”副刊随后（12月1—2日）刊登孤萍的《看鲁迅讲演记》说，那天鲁迅在学生自治会休息时，围住他的青年纷纷提问，有人说：“再在我们那儿公讲一次吧，北方青年对您太渴望了！”他的回答是：“不能了，要走。大家盛意可感的很，我努力用功写文章给诸位看好了，因为口头说并不比文章能生色；看文章大家不要挨挤。”尽管他自认“不善于演讲”，讲的不如写的，但是他的讲演常常给听讲的青年留下至深的印象，1932年11月22日听过鲁迅演讲的北大学生严薇青回忆：“他的声音不大，但是沉着、有力；他的浙江口音比较重，听起来相当吃力，但是语言简练，大部分能听得懂。他一开头就严肃而又风趣地说：‘今天来的人很多；不过，不一定都是来听我讲演的，恐怕有些人是为了看我的脸来的。’台下的青年们都会心地笑了”。
朱华烈士有一则记述鲁迅演讲的日记，其中写道：“我只记得那年他到师大操场演讲，在风沙弥漫中那囚徒样的脸孔，……苦涩地吐着壮烈的语句。”他在中院礼堂（最大教室）前院台阶演讲的最后一句话是：“我们要斗争，要使这个小孩子血淋淋地诞生。”（《沛县民政志》，１９８５年编印）
人们听到鲁迅的声音就好像饮过了葡萄美酒一般的舒畅。两眼在说话的时候又射出来无量的光芒异彩，精神抖擞地，顿觉着满室生辉起来了。有一位作家郑伯奇同志于一九三六年的回忆，题为《鲁迅先生的演讲》描写得很生动具体：
……一个广大的文学组织宣告成立。就在这时候，为了将新的文学主张扩大宣传起见，鲁迅先生和笔者便被派到沪西D大学去演讲。……那时候，鲁迅先生是住在东宝兴路景云里。他一个人在书房里，脸色很不好，他告诉我们他病了几天，夜里睡不着，牙齿都落掉了。他表示不能演讲，还把落掉了的一颗大牙齿给我们看。代表很为难。他说，同学都在等待着鲁迅先生去，若第一次就使同学失望，以后什么怕都不好进行了。我是知道自己不会演讲，唱独脚戏准得失败的，故也极盼鲁迅先生出马。看见这样情形，鲁迅先生终于答应我们，带病同去了。D大学的礼堂兼操场是挤满了人。新的文学团体固然也有点号召力，但，大部分的学生是为瞻仰鲁迅先生的言论丰采才集合起来的，那是毫无疑义。由我来唱了开锣戏。现在，连演讲的题目都忘记了，内容如何自然更无从记起。大概不外乎是当时开始受人注意的文艺与社会关系的问题。现在想起来还要汗颜，笔者讲了不到一刻钟，听众是一个去了又去一个。偌大一座讲堂只剩下寥寥不到百十个人了。我心里有点发慌：（头一炮就打不响，鲁迅先生又有病，这却怎么办好？）心里越急，口上越乱。什么“意德沃逻辑”呀，什么“印贴利更地亚”呀，什么“狄亚列克特”呀，这一类生硬的术语，只在口边乱撞。可怜那百十个听众又渐渐散开，变成乌合的散兵线了。看光景还是趁早退场好，于是赶紧作了个结束了事。耳边懵懵懂懂听见一阵热烈的鼓掌声，是鲁迅先生登坛了。怕是有病的关系吧，鲁迅先生的声音并不高，但却带着一点沉着的低声。口调是徐缓的，但却像是跟自己人谈家常一样亲切。他先从他的家乡说起。他说，他是浙东一个产酒名区的人，但他并不爱喝酒。这样，他对于曾经说他“醉眼朦胧”的冯乃超君轻轻地回敬了一下。以后，他便谈他家乡的风俗。语词是记不清楚了，大意是他的家乡那里，讨媳妇的时候，并不要什么杏脸柳腰的美人，要的是健壮的少女。由这类的例子，他归结到农民和绅士对于美观的不同。然后，他用实证，揭破了“美是绝对的”这种观念论的错误。而给“美的阶级性”这种思想，找出了铁一般的证据。在朴实的语句中，时时露出讽刺的光芒。而每一个讽刺的利箭投射到大众中间，便引起热烈的鼓掌和哄堂的笑声。不知什么时候，屋子里添进了那么多的人。偌大的一座讲堂是挤得水泄不通了。连窗子上面都爬着挟书本的学生。演讲是在热烈的空气中宣告了成功。在散会以后，D校马上成立了一个新的文学组织。这当然是鲁迅先生抱病演讲的功绩。
鲁迅演讲时常常旁征博引，妙趣横生，常常被掌声和笑声包围。有一次他从上海回到北平，北师大请他去讲演，题目是《文学与武力》。有的同学已在报上看到不少攻击他的文章，很为他不平。他在讲演中说：“有人说我这次到北平，是来抢饭碗的，是‘卷土重来’；但是请放心，我马上要‘卷土重去’了。”一席话顿时引得会场上充满了笑声。
有一次在离沙滩不远处的北大三院的大礼堂里，有一个重要的集会，成千上万的人塞满了那大厅：忽然讲台上出现了鲁迅先生，只这一刹那，那样嘈杂的会场，却一无声息。他的话音并不大，可是听到每个角落，他并没有跳讲台，舞拳头，可是强烈地激动着每个人的心，如今只记得他当时讲到人们的虚伪，他打着比喻说：“有些人说他天天吃窝窝头，实际上里面夹着鸡丝的。”（王冶秋《怀念鲁迅先生》）
1927年7月16日，鲁迅应邀到广州知用中学演讲，谈了谈他个人关于读书的意见。鲁迅的这篇演讲，名为《读书杂谈》，不像他的一些名篇那样常被人提起；就是专门谈读书的人与文，也不大注意及此。演讲里鲁迅特别谈到读书不要盲从各种各样的意见，他讲了一个故事：一个老头和一个孩子用驴驮着货物去卖，卖完回来，孩子骑在驴上，老头跟着走。路上的人见了，就责备孩子不懂事，怎么可以让老人步行呢？于是孩子和老头换了一下，又有人看见了，说这个老头竟然忍心让小孩子走路。老头赶忙把小孩子抱上来，一起骑着驴走，看见的人说他们对驴很残酷。他们只好都下来，走了不久，又有人笑他们了，说他们很傻，空着现成的驴却不骑。老头对孩子叹息说，我们只剩下一个办法了，就是两个人抬着驴走。盲从别人的意见，不能自己思索，自己做主，结果会是很荒唐的。“倘只看书，便变成书橱，即使自己觉得有趣，而那趣味其实是已在逐渐硬化，逐渐死去了。”鲁迅强调要做一个思索者和观察者，观察者能“用自己的眼睛去读世间这一部活书”，但如果没有练习过观察力，所得还是有限的，“所以要观察，还是先要经过思索和读书。”
1931年，鲁迅先生曾在上海同文书院作过题为《流氓与文学》的演讲，在这篇演讲中第一句就是一句设问：“流氓是什么呢?”一下子就抓住了听众的思维神经，使他们产生欲知这位大文豪流氓观的渴望。由于听众都是同文书院第28期日本学生，先生便用日语词作了解释：“流氓等于无赖子加壮士、加三百代言。”(“无赖子”、“壮士”、“三百代言”都是日语词，是无赖、流氓、痞子的意思。)接下来鲁迅先生一针见血地指出流氓是由儒侠之徒堕落演变成的，尽管这些人有时占居堂皇高位，但其流氓本性是难改的；如刘邦、刘备、朱元璋之流。
鲁迅有特殊的一种思维方式，他不是简单地二元对立，他完全跳出了二元对立的简单的模式，他在考虑问题的时候，把科学、非科学，理性、非理性，物质、精神，多数、少数，民主、自由，群体、个体这样一系列对立的概念在同时一起进行考察，他的思维也自然流露在演讲中。
鲁迅的大多数演讲，都可以看作是一个有风骨的勇士的自白，一个捍卫自由道德的文学家的教诲。同时，在他看来，五四之后的旧中国亟须启蒙，让理性之光照亮被蒙昧的心智，让年轻人知道真实的历史。有许多我们熟知的名言就出自他的演讲词中，“不是很大的鞭子打在背上，中国自己是不肯动弹的。”“希望是附丽于存在的，有存在，便有希望，有希望，便有光明。”“青年们先可以将中国变成一个有声的中国。大胆地说话，勇敢地进行，忘掉一切利害，推开了古人，将自己的真心话发表出来。”在思想禁锢的时代，鲁迅的并不高亢却坚强有力的强音，是穿透历史、映照古今的民族的强音，他的文章已经使关在“铁屋子”里的人猛醒，他的演讲，又无疑是为无声的中国的呼吁和呐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