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其英：唐代诗人李益及其诗歌成就与影响

王其英/文

李益（748-829）字君虞，凉州姑臧（今甘肃武威市）人。他是一位诗名早著而又长寿的诗人，在唐代宗大历（766-779）、唐德宗贞元（785-805）时期众多的诗人中，他对中晚唐的影响最大，也最能体现大历诗歌风格上的两重性—既有盛唐的余韵也有中唐的先声。大历时期，有钱起、卢纶、韩翃、李端等十位诗人，他们官位不高但富于才情，都有良好的艺术素养，创作技巧熟练，其作品在艺术上的成就颇为后人称道，因之被誉为“大历十才子”。后世有人把李益列入“十才子”之列，以为抬高了他，其实大谬，李益的诗歌成就远远高于他们。“十才子”是这一时期唐诗的最高成就，而李益又在“十才子”之上。

一、李益的家世与生平

中华李氏是一个枝叶繁茂、名人辈出而又源远流长的大族，李氏之人遍布中华乃至世界各地。陇西是海内外李氏公认的第一郡望，他们设“陇西堂”匾额和神主牌位，用以进行勿忘子孙之根和“慎终追远”的祭祖活动，既表现了李氏宗族的自豪感，也显示了中华民族的强大凝聚力。李氏门庭高贵，宗族繁盛，以陇西为郡望，这多半归功于汉代名将李广。李广（前183？-前119），西汉名将，文帝、景帝、武帝时，参加过数十次反击匈奴的战争，善骑射，号“飞将军”，以勇敢善战著称。关于他的籍贯，司马迁《史记·李将军列传》开宗明义说道：“李将军者，陇西成纪人也。”李广出身将门之后，其五世祖李信是秦朝大将，在秦始皇统一中国时带兵长驱数千里，追杀燕国太子丹（荆客刺秦王的主谋）于辽东。陇西是郡名，秦置，管辖范围各朝不同，有大有小，大致相当于今兰州以东，陕西陇山以西，有时也泛指甘肃。成纪是县名，就地理范围而言，大约相当于今甘肃天水、秦安、临洮、静宁一带。所以对李广的籍贯成纪解释为以上几个地方都是有依据的。

李广之后500多年，又一位建立大功业并为陇西李姓氏族增光的名人是十六国时期西凉政权的创立者李暠。李暠（351-417），字玄盛，一说为陇西成纪（今甘肃静宁县）人，一说为陇西狄道（今甘肃临洮县）人。狄道李氏与成纪李氏出自一门，且都属陇西郡管辖，两地又相距不远，后世统称陇西李氏。根据唐朝人修撰的《晋书》和《姓氏录》，李暠为李广十六世孙。唐朝开国皇帝高祖李渊（566-635），自称是李暠后裔。唐玄宗李隆基曾下诏封李暠为凉武昭王，正式被确认为李唐始祖，并追根溯源确定了辈份:高祖李渊为凉武昭王七世孙。以此类推，太宗李世民为八世孙，高宗李治为九世孙，中宗李显、睿宗李旦为十世孙，玄宗李隆基为十一世孙，肃宗李亨为十二世孙。同时，李隆基还颁布诏书：“殿中侍御史李彦允等奏称：与朕同承凉武昭王后，请甄叙者。源流实同，谱牒犹著。自今已后，凉武昭王孙宝（即李暠孙李宝）己下，绛郡、姑臧、敦煌、武阳等四公子孙，并宜隶入宗正寺，编入属籍”（《唐会要》第65卷）。据有关资料记载，李广的另一支即投降了匈奴并改姓为拓跋氏的李陵后代，几经周折经过了600多年，又回到了陇西，恢复了李姓并续了宗谱。李姓子孙在关中长安一带做官寓籍者很多，其中部分人物后来发展为关陇世族的重要成员，支持北周勋贵重臣杨坚立国为隋朝，李氏又进入了一个极盛时期。

自南北朝开始，“李弘应王”的谶语在民间广为流传，隋末发展到“杨氏当灭，李氏当为天子”。当时天下大乱，残暴的隋炀帝杨广伙同权臣宇文述捏造罪证，设计构陷在朝为官的大贵族李氏一门。大业十一年（615），隋炀帝下令抄斩李氏满门，妇幼及轻罪者一律流放西域充军屯田。当时的太原留守、唐国公李渊是隋炀帝首先怀疑的对象，但他后来玩起了韬光养晦之术，躲在太原终日沉缅于声色犬马之中而不理政事，转移了隋炀帝的视线，避免了满门抄斩的下场。李渊建立唐朝后不久就出于对“代己死”的李氏一门下诏平反，流落西域的李氏家族陆续回关内定居。

唐代不同时期的三位大诗人李白、李贺、李商隐和李益一样，都与李唐王室有着一定的血缘关系。

盛唐诗人李白（701-762），字太白，自称为陇西成纪人，凉武昭王九世孙，即李广二十五世孙，隋末其先人流寓碎叶（唐属安西都护府，今属吉尔吉斯斯坦托克马克），幼时随父迁居四川江油县青莲乡。李白家族可能就是当年流放到西域的李氏后代，由于天荒地僻，接到平反的诏书有前有后，在西域生活时间长了一些。李白《赠张相镐》诗二首之一：“本家陇西人，先为汉边将；功略盖天地，名飞青云上；苦战竟不侯，当年颇惆怅”。诗中对自己的家世说的很清楚，并将远祖追溯到功盖天地而未封侯的汉飞将军李广。

中唐诗人李贺（790-816），字长吉，生于河南宜阳，自称为“陇西长吉”。近人考定其远祖为李渊的叔父大郑王李亮，《唐书》说是“宗室郑王之后”，应当是唐朝皇室远支，家境破落的宗室之家。

晚唐诗人李商隐（约813-858），字义山，原籍河南沁阳，祖辈起移居河南荥阳，自述为凉武昭王李暠之曾孙李承后裔。因李承被封为姑臧侯并确定其为姑臧房始祖，近人亦考定李商隐先世为李氏姑臧房，是武威李氏之后裔，也是李唐王室旁支，论起来与李益的血缘关系是最近的，但难以确定其辈份。

唐朝时李姓名人最多，大多与甘肃陇西、武威、敦煌关系密切，这既是研究李氏文化的重要内容，也是陇原文化的一个亮点。

据有关史料记载，李益祖辈是官宦人家，汉飞将军李广是其二十七世祖，李益也自称是“关西将家子”、“世将之后”。李益籍贯后世称为“陇西姑臧”（柳宗元等语），源于其十四世祖李弇（音yǎn俨）。李弇为晋朝人，先后辅佐建都姑臧的前凉王张寔及其子张骏。李弇原名良，张骏得力于他，似汉光武帝刘秀得力于耿弇，故赐名李良为李弇。李弇从此定居姑臧。这是前凉永安六年（319）以前的事。

东晋安帝隆安四年（400），李弇孙李暠（即李益十二世祖）割据河西走廊西部建立西凉王朝，初建都敦煌，后迁都酒泉。西凉李氏政权只存在21年，就被北凉沮渠蒙逊所灭，后主李歆被杀。三年后，其弟李恂也因敦煌城破而自杀，其余诸兄弟均在战乱中下落不明，惟李翻（李益第十一世祖）子李宝（406-459，李益十世祖）和祖母尹氏被执，囚于姑臧。今武威城西北皇娘娘台据说就是当年囚禁尹氏的地方，故后人又称尹夫人台，当时叫窦融台。后来李宝逃出姑臧，北投伊吾（今新疆哈密市）。北魏拓跋焘太平真君三年（442），李宝归降北魏，深受礼遇，授高官厚禄，封为敦煌公。其子李承（即李益九世祖）年方十三，因深得拓跋焘器重被封为姑臧侯。李承子李韶，是李益的八世祖，也深得孝文帝信任和器重，袭父爵为姑臧侯。史学界便把李宝、李承这一支李姓称为“陇西姑臧房”，也称“姑臧大房”。李承幼弟李冲（450-498），魏孝文帝时官至尚书仆射，曾创立三长制，主持营建洛阳新都，佐孝文帝变法，是北魏统治集团的核心人物，封为荥阳侯，以后其家族便基本定居河南荥阳、洛阳一带。《新唐书·宗室世系表》：“（李）翻孙三人：曰丞（承），姑臧房始祖……”又《新唐书·宰相世系表》：“承号姑臧房”。这就是“李益，陇西姑臧人”的历史由来。

李益七世祖李瑾，官居散骑侍郎；六世祖李行之，历仕东魏、北齐、北周、隋四朝，封固始县男；五世祖李玄道，贞观初封为姑臧县男；高祖李正基，曾为太子舍人；曾祖李亶，曾官给事中；祖父李成绩，曾为虞部郎中。李益的父亲李虬，情况不详，可能死得较早。李益的近支祖伯中也有不少著名人物，其中堂伯父李揆是唐肃宗时期的宰相，时称“三绝”，即门第、人物、文学皆当世第一。李益就出身于这样一个世族家庭，和李唐王朝的建立者李渊（《旧唐书·高祖记》：“其先陇西狄道人，凉武昭王李暠七代孙也”）及其同为李唐王室子系的大诗人李白、李贺、李商隐有着同样的家族背景和血缘关系。

关于李益的家世，学术界有较大的分歧。

一为河南说。这是因为十世祖李宝及其子李承、李冲等先辈世居河南荥阳、郑州、洛阳一带。

一为山东说。这是因为五世祖李玄道以后世居山东，为山东冠族，并说李益也生于山东。

    一为陇西姑臧说。这是最通行的说法。李氏为李唐国姓，名列姓氏录之首，陇西为李姓之郡望，姑臧又为陇西李姓大房（即姑臧大房），李益的诗文中也有“仆居在陇上，陇水断人肠”（《从军有苦乐行》）、“莫笑关西将家子，只将诗思入凉州”(《边思》)、“本其凉国，则世将之后，乃西凉之遗民与”（《从军诗序》）等语。唐代其他与李益同时代的名人如权德舆（759-818，著名文学家、政治家，曾任礼部尚书，同中书门下平章事等职）、柳宗元（773-819，著名文学家、思想家，曾任礼部员外郎、柳州刺史等职）等提到李益时都冠以陇西姑臧云云，应当说同时代的同仁们是不会搞错的。唐代以后的许多文人大凡说到李益籍贯时，都说是陇西姑臧人。因姑臧之说影响颇大，也符合李益家世及个人情况，后世文史书籍及今人著作都将李益确定为陇西姑臧人，最权威的《辞海》和多种版本的《中国文学史》都是这样表述的。姑臧县(今甘肃武威市凉州区)从汉武帝元狩二年（前121）骠骑将军霍去病率领汉军征服匈奴设武威郡后至唐代，一直是州、郡治所，唐朝时为凉州总管府、武威郡、河西节度使治所，宋代以后，史书不再称姑臧。历史上行政区划变动频繁。甘肃省境在历史名山陇山以西，史书多以陇右、陇西为甘肃省的特称和专指，所以在姑臧前冠以陇西不一定是行政区划的实指，是一种习惯用法，类似于将河西走廊和甘肃许多地方说成是凉州是同样的道理。实际上，历史上的陇西郡从来未辖过姑臧县。

代宗广德二年（764）凉州陷于吐蕃前，17岁的李益随家迁居洛阳（今河南洛阳市）。大历四年（769），22岁的李益进士及第，才名播于天下。唐代著名诗人韦应物（737-792？曾任苏州刺史等职）曾称赞他“二十挥篇翰，三十穷坟典。辟书五府至，名为四海闻”（《送李侍御赴幽州幕》）。诗中的数字二十、三十、五、四当然不能拘泥，但确实反映出李益的水平和才名。“李益诗名早著”（唐李肇《唐国史补》），在大历至大和年间（766-835），李益一直是颇负盛名的诗坛大家。

从大历四年李益进士及第，获得“出身”后，开始了他的仕宦、军旅、漫游生活，最后又回到官场。大历六年（771）为华州郑县尉（相当于县公安局长），后迁主簿（相当于县政府秘书长）、侍御史（相当于中央监察部门官员）等。他在贞元四年（788）所写的《从军序》中，自谓“出身二十年，三受末秩；从事十八载，五在兵间”。秩，古代指奉禄。因奉禄与官职相关，故也指官的品级。所谓“三受末秩”，指郑县尉、主簿、侍御史等，都是奉禄收入不多的小官；“五在兵间”，则指五次出佐军幕（军事幕僚）。李益才华出众，少年成名，结果却沉沦下僚，未得重用，在县尉、主簿一类的卑职上奔走，这使他感到非常失望，以至转而到军幕中寻找机会。大历九年（774），入渭北节度使臧希让幕，随军北征备边，从此开始了“五在兵间”的军旅生涯。唐朝的节度使总揽数州军政大权，权高位显，许多文人早年都在节度使府作过幕僚工作。德宗建中二年（781），李益转入朔方节度使李怀光的幕府，曾巡行河朔。贞元元年（785），复入灵州大都督、灵盐丰夏等州节度使杜希全幕，再次从军塞上，直到贞元六年前后，入邠宁节度使张献甫幕。贞元十三年（797），他又被幽州节度使刘济辟为从事，进为营田副使。贞元十五年（799）前后，已是垂暮之年的李益离开幽州节度使刘济的幕府，结束了长达20多年的军旅生活。在此期间，李益写了大量的边塞诗，其中有不少是名篇。驰骋边塞，亲历沙场，铸就了他的性格，也磨砺了他的笔锋，成就了他沉雄多气、风骨凛然的边塞诗。之后，他又漫游江淮，写了不少好诗，有描绘南方景色的山水诗，有刻画思妇哀怨的妇女诗，也有抒写羁旅行役、思乡送远之情的咏怀诗、酬赠诗等。贞元末年（约805）返回长安。

元和元年（806）前后，接近花甲之年的李益时来运转，被宪宗召入朝廷为都官郎中（高级部员），后升任中书舍人（掌管起草诏旨的高级官员），出为河南府少尹（副行政长官）。元和七年（812），入朝为秘书少监（相当于副秘书长）、集贤殿学士（相当于文史馆、参事室高级官员）。后降官居散秩，不久又恢复原职，历任太子右庶子（太子府高级官员）、秘书监（相当于秘书长）、太子宾官（太子府最高官员，正三品）等，官位不断上升。元和十五年（820），为右散骑常侍，后转为左散骑常侍（分别为中书省、门下省高级官员）。文宗大和元年（827），以礼部尚书（尚书省六部长官之一，主管礼仪、祭祀、科举等，约相当于今文化部、教育部部长）衔致仕（退休）。大和三年（829）去世，享年83岁。这20多年的台阁生活，仕途上青云得志，除了正常的工作之外，主要与一些官僚、文士、僧侣唱和联句，诗歌创作水平逐渐枯萎，内容比较平庸。

概括李益的生平和创作，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前期），天宝七载至大历四年（22岁前），是束发成长，读书言兵，谋取功名，开始诗歌创作的阶段；第二阶段（中期），大历四年至贞元末年（22-59岁期间），是三受末秩，五在兵间，诗歌创作的繁荣阶段；第三阶段（后期），元和初年至大和三年（59-83岁去世），是仕途比较畅达，生活惬意而诗歌创作水平下降的阶段。

二、李益诗歌的成就

李益的诗，按题材分，有边塞诗、咏怀诗、山水诗、妇女诗、酬赠诗等几类，以边塞诗的成就为最高，许多文学史家把他划入边塞诗人之列，与岑参、高适、李颀齐名。

从初唐至中唐近200年间，由于边境战争频繁，疆土不断扩大，以及民族经济文化的广泛交流，人们对边塞生活渐渐关心，对边塞的知识也日益丰富，对边塞不仅不感到那么荒凉可怕，而且还感到新奇可爱。一部分失意仕途的文人，更把立功边塞当作求取功名的新出路。在这种社会历史条件和背景之下，从隋唐以来，边塞诗不断增多，初唐四杰和陈子昂对边塞诗又有新的发展。到了盛唐，边塞生活已经成为诗人们共同关注的主题。在这方面成就最高的是有边塞生活体验的高适、岑参。高适、岑参和之前的王维，他们都在武威生活、工作过一段时间，并有一些描写凉州的诗歌传世。同时期的诗人王昌龄、李颀、王之涣、王翰、崔颢等，他们都有不少边塞诗的名作。许多诗人从各个方面深入表现边塞生活，在艺术上也有新的创造，大大地促进了唐诗的繁荣。中唐时期，李益等诗人继承盛唐边塞诗的优秀传统，创作了许多优秀的边塞诗。他们的边塞诗作，既是盛唐诗风的余响，也是中唐边塞诗的高潮。唐代边塞诗除了反映中华民族形成的历史外，还具有蓬勃的朝气、昂扬的锐气和不畏艰险，誓死奋战的决心。边塞诗的共同特点是描绘了雄奇壮丽的边塞风光，表达了将士们从军报国的英雄气概、不畏边塞艰苦的乐观精神，同时也反映了将士们怀乡思家的情绪，揭露了边将的荒淫腐败和将士之间苦乐悬殊的不合理现象，使唐诗增加了无限新鲜瑰丽的光彩。

李益边塞诗的思想艺术成就，从总体上说，是中唐其他诗人所不可企及的。这些诗从多方面真实而形象地反映了当时边塞战争的实际、边塞风光的奇丽、从军生活的乐趣，闪烁着现实主义和爱国主义的光彩。按李益边塞诗的内容分，又可以分为三类。

第一类主要是叙写边塞战争实际，赞扬广大将士的报国精神和英雄气概，反映并同情广大战士的不幸遭遇和痛苦心情，揭露并抨击朝廷守边失策和部分边将的腐败无能。中唐时期战争不断，在西部反击吐蕃入侵的自卫战争中，广大唐军将士英勇顽强，气势豪迈。“昔时征战回应乐，今日从军乐未回”（《暮过回乐峰》）。诗人以高昂的笔调，抒写了将士们的从军之乐和强烈的乐观主义精神。《早发破讷沙》：“破讷沙头雁正飞，䴙鹈(音pìtì辟提)泉上战初归。平明日出东南地，满碛寒光生铁衣”。诗人通过对唐军将士战罢归来时初秋大漠晨景的描写，衬托出将士们不畏艰苦，士气高昂的英雄豪情，抒发了诗人参加战斗胜利归来时的激动心情，在字里行间流露着凯旋的喜悦之情。《塞下曲》四首，诗人以生动鲜明的笔调描绘了壮美的边疆风光，回忆了秦汉以来连年不断的战争及其对人民宁静生活的破坏和深重灾难，表达了唐军将士保卫边疆、驱逐敌虏、为国建功立业的雄心壮志（“请书塞北阴山石，愿比燕然车骑功”）。敌人已深入边境大肆劫掠，甚至逼进京师：“边城已在虏尘中，烽火南飞入汉宫”；而朝廷不重边防，不赏战功，对外软弱：“汉庭议事先黄老，麟阁何人定战功”（《赴渭北宿石泉驿南望黄堆烽》）。对于朝廷的这种退让态度，诗人通过借古讽今的手法表达了强烈的不满。诗人还沉痛地指出了一部分边防将士无心报国，士气低落：“今日边庭战，缘赏不缘名”。一方面是朝廷守边无策，赏罚不明，一些边将“生事邀功，窃取官赏”（《通鉴》卷238）；另一方面是将士久戍边庭，思归厌战：“寝兴倦弓甲，勤役伤风露……未知朔方道，何年罢兵赋”（《五城道中》）。在《盐州过胡儿饮马泉》一诗中，诗人感慨系之：“绿杨著水草如烟，旧是胡儿饮马泉。几处吹笳明月夜，何人倚剑白云天？从来冻合关山路，今日分流汉使前。莫遣行人照容鬓，恐惊憔悴入新年。”诗人由边地的美景与荒凉而想到边防的废驰，又有泉水的分流而忧虑年华逝去，报国壮志未酬，把明媚的景色和自己晦暗的心情进行对照，将欣喜和忧虑、希望和怅惘交织在一起，使明丽春景更有力地衬托出抑郁的心情，情景交融，宛转流畅，含蓄地谴责了朝廷守边无人而又不重用人才，全诗充满着一种壮士无功，美人迟暮之感。

安史之乱以后，由于战争不断，朝廷守边无策和一些边将腐败无能，广大将士在久戍边防、思家难归和功业无成的情况下，士气低落，普遍产生厌战情绪。但他们听到来自家乡的《凉州曲》时，思乡念远之情悠然产生：“鸿雁新从北地来，闻声一半却飞回。金河戍客肠应断，更在秋风百尺台”（《夜上西城听凉州二首》之二）。南来的大雁尚切不能忍受《凉州曲》凄切的乐声而掉头回飞，何况长期过着寂苦悲凉生活的戍卒们。“天山雪后海风寒，横笛偏吹行路难。碛里征人三十万，一时回首月中看”（《从军北征》）。诗人通过对艰难环境的描写和征人回首望月的行动，真实地勾画出一幅30万北征将士在寒风凛冽的雪后月夜行军的立体图画，从感觉、听觉、视觉几方面进行层层渲染，使人有如临其境、如闻其声、如见其人的感觉，不着一字思乡，但通过辽阔广远、苍凉悲壮的意境将众多将士的思乡之情表现得淋漓尽致，可以说是景在诗内而情在诗外。“回乐烽前沙似雪，受降城外月如霜。不知何处吹芦管，一夜征人尽望乡”（《夜上受降城闻笛》）。这首诗以生动的比喻，色彩鲜明地描写了边地寥廓凄清、寂寞苦寒的景色，由景见情；再写由闻笛而引起的普遍的望乡之情，感慨至深。边地辽阔苦寒，连明月也肃杀清冷，芦管之声哀怨凄凉，征人们夜不能寐、翘首望乡也就在情理之中了。这两首诗可以参照欣赏，参照理解，参照体味。后人评价唐诗，认为李益上述两首七绝和王昌龄“秦时明月汉时关”（《出塞》）、王之涣“黄河远上白云间”（《凉州词》）两首七绝“皆边塞名作，意态绝健，音节高亮，情思悱恻，百读不厌也”（清施补华《岘佣说诗》），是唐人七绝中的珍品。特别是《夜上受降城闻笛》，明人胡应麟极为推崇，认为是中唐七绝之冠：“初唐绝，‘葡萄美酒’为冠；盛唐绝，‘渭城朝雨’为冠；中唐绝，‘回乐烽前’为冠；晚唐绝，‘清江一曲’为冠”（《诗薮》内编卷六），就是说李益的这首诗和王翰《凉州词》、王维《送元二使安西》、刘禹锡《柳枝词》一样，不仅是李益也是整个唐代七绝的最高成就。

第二类是描写边塞风光和日常生活的。这类诗既写了战争之暇，骑射习武，“边头射雕将，走马出中军。远见平原上，翻身向暮云”（《观骑射》）这种矫健的骑射活动情趣和“微月东南上戍楼，琵琶起舞锦缠头”（《夜宴观石将军舞》）这种将军月下起舞的欢乐场面，更描绘了“燕歌未断鸿雁飞，牧马群嘶边草绿”（《塞下曲》四首之一）这种雄壮优美的边疆景色和“眼前风来沙旋移，经年不省草生时。莫言塞北无春到，纵有春来何处知”（《塞北行次度破讷沙》）的塞北沙漠极度荒凉苦寒气氛。《暧川》（又名《征人歌》）是这方面的代表作：“胡风冻合䴙鹈泉，牧马千群逐南川。塞外征行无尽日，年年移帐雪中天”。塞北的冬景风光无限，连牧马都迁徙到背风向阳有水草的地方，而征人却因为军事形势的需要经常移帐雪中。全诗画面壮阔，意境深远，形象完整，韵味含蓄，对比鲜明，感情深沉。

第三类主要是抒写诗人自己的从军生活和壮烈情怀。“平戎七尺剑，封检一丸泥”（《再赴渭北使府留别》）、“身承汉飞将，束发即言兵······幸应边书募，横戈会取名”（《赴邠宁留别》）等诗抒发了诗人从军报国、继承祖风、收复失地的豪情壮志，洋溢着驱逐敌寇、保卫边疆的战斗激情，反映了渴望为国建功立业的献身精神。在《塞下曲》里，诗人的这种精神更是激昂豪迈：“伏波惟愿裹尸还，定远何须生入关！莫遣只轮归海窟，仍留一箭射天山”。诗人以东汉名将伏波将军马援、定远侯班超和唐朝大将薛仁贵自况，借用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直抒胸臆，壮怀激烈，用典贴切，表达了他坚守边关、捐躯沙场、报效国家的爱国主义胸怀。在中唐内忧外患的多事之秋，边塞诗普遍音调低沉晦暗之际，这是一曲难得的慷慨悲歌，写得昂扬有气势，铿锵有金石声，反映出诗人奋发有为、同仇敌忾的精神状态和唐代人民渴望驱敌保国、安居乐业的美好愿望。

唐代宗广德二年（764），吐蕃入寇，凉州及河湟尽失，至穆宗长庆年间（821-824）尚未收复。半个多世纪的国耻是唐人挥之不去的一块心病，像巨石压在诗人的心上，白居易、元稹、张籍、李贺、杜牧等众多的唐代诗人，在他们的诗歌创作中都表达了对凉州的深深眷念和失去凉州的莫大苦痛。李益作为凉州人民的儿子，直接体验到了失去亲人、失去故国家园的痛苦，在这方面的感情应更为深沉，更为直接。当他想到凉州失地仍未收复，心情异常沉重：“心知旧国（凉州）西州远，西向胡天望乡久……故国关山无限路，风沙满眼堪断魂”（《登夏州城观送行人赋得六州胡儿歌》）。面对边庭现实，他赞扬唐将张仁愿（唐中宗景龙年间任朔方道大总管）当年于黄河以北，阴山以南筑东、中、西三座受降城，并置烽堠八百所，截断突厥南侵道路的功绩：“单于每向沙场猎，南望阴山哭始回”（《拂云堆》）。诗人对为国捐躯的将士寄予深切的同情，要求主将关心他们的不幸：“表请回军掩尘骨，莫教士卒哭龙荒”（《回军行》）。集中反映诗人感情的是《从军夜次六胡北饮马磨剑石为祝殇辞》。诗人由眼前的磨剑石展开联想，抚今追昔，用大量的历史事实对战争的残酷进行了尽情的揭露，对在战争中的阵亡将士，表达了深切的哀悼，讴歌唐军“百万屯边秋”，决心“一雪万世仇”。全辞引古伤今，写得悲凉凄楚，慷慨激昂，情怀壮烈，字里行间充满着对阵亡将士的无限同情，读来怆然泪下。艺术上想象丰富，构思巧妙，气势雄健，风格悲壮，具有浓厚的浪漫主义色彩。在现存的李益诗中，篇幅仅次于《杂曲》（五古），是最长的一首七古。

李益的这三类边塞诗中，第一、二类具有较多的现实主义成份，第三类的部分作品浪漫主义色彩较浓。纵观唐朝的边塞诗，李益显然缺乏盛唐时期那种乐观豪放的情调，更多的则是凄凉感伤和雄浑悲壮。这个差别显然不是诗人风格不同和创作水平的问题，是当时政治军事形势和国力发生变化的反映。李益的诗，特别是七言绝句，在艺术上成就很高，形象的完整丰富，韵味的含蓄深长，音韵的和谐宛转，语言的精炼自然，后人往往把他和王昌龄相提并论。据史传说，他的绝句一类的诗，“每作一篇，为教坊以赂求取，唱为供奉歌词”，而“回乐烽前”一篇，更是“天下以唱为歌词”（《旧唐书·李益传》）的名作。

除边塞诗外，李益的诗歌创作题材比较广泛，他的笔峰触及到了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汉宫少年行》借咏史揭露宫廷政治的险恶：“岂知人事无定势，朝欢暮戚如掌翻”。反映出官场危机四伏、变化诡谲。《过马嵬》抨击唐玄宗声色误国，指责朝臣知情不谏，叛乱爆发后束手无策却又嫁祸女宠；《来从窦车骑行》、《轻薄篇》等诗，流露出对权贵的不满和诗人怀才不遇、报国无门的愤懑情绪；《喜见外弟又言别》、《赠内兄卢纶》寓悯乱伤时之感于个人的悲欢离合之中，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当时社会动乱、世事无常给人们精神生活带来的巨大反差，促膝私语，明白晓畅，富有时代特点。安史之乱后，唐朝中央政府逐渐失去了对地方藩镇的控制，许多叛镇拥兵自立，和朝廷分庭抗礼。当时，无论关内关外，也无论是边疆还是内地，战火席卷大半个中国，连中原城镇也是狼烟四起，鼓角连天：“黄昏鼓角似边州，三十年前上此楼。今日山城对垂泪，伤心不独为悲秋”（《上汝州郡楼》）。诗人看到战争的浓烈气氛，想到朝政的荒淫腐败，再想到山河破碎，黎民涂炭，不由得怆然泪下，字里行间流露出忧国忧民的思想感情。

在封建社会中，妇女生活在最低层，她们身受政权、族权、神权、夫权的压迫。因此，妇女问题一直是许多正直文人所关注的话题。李益的妇女诗反映了诗人对妇女的关注，通过对她们悲惨遭遇的描写替她们喊冤鸣不平。在《杂曲》中，塑造了一个对爱情大胆追求的蚕家女形象，深刻表现了妇女在夫权统治下的不幸命运，她们得不到真正的爱情，在男人眼中不过是玩物而已：“爱如寒炉火，弃若秋风扇”。这位女子并不看重荣华富贵，只求和丈夫相敬如宾，白头到老，即使丈夫“见新莫忘故”亦可理解，但在生活中又是何等之难：“十日或一见，九日在路歧”、“山岳起面前，相看不相见”、“同器不同荣，堂下即千里”。李益在这首诗中不同凡响地提出了“嫁女莫望高，女心愿所宜”的婚姻观，把感情作为婚姻和爱情的基础，“宁以贱相守，不愿贵相离”。在家庭婚姻生活中，诗人认为：“谁言配君子，以奉百年身？有义即夫婿，无义还他人”。诗中表达了关于妇女在婚姻和家庭关系中，应与男子有着平等地位的观点，这无疑是对封建社会正确的婚姻观、爱情观、妇女观的大胆呼唤。《江南曲》更是历代称道的一首绝好的追求爱情生活的闺怨诗：“嫁得瞿塘贾（音ɡǔ古），朝朝误妾期。早知潮有信，嫁与弄潮儿”。托女子之口吻写来，表达了对爱情鲜明而坚决的态度，具有朴素的民歌风趣。《长干行》语言明快清丽，心理描写细腻微妙，读起来亲切感人，仿佛李白的《长干行》。其它如《宫怨》《写情》《鹧鸪词》《送人归岳阳》《扬州怀古》《隋宫燕》《春夜闻笛》等诗作，或抒情、或写景、或咏物，情真意切，意趣盎然。

李益出身于一个官宦世家，一方面受传统儒家思想影响很深，入仕“兼济天下”的思想一直是他追求的目标：“丈夫交四海，徒论身自致”（《来从窦车骑》）、“君逐嫖姚将，麒麟有战功”（《送柳判官赴振武》）、“平生报国愤，日夜鼓角鸣”（《送辽阳使还军》）。另一方面，唐朝佛教、道教盛行，李益不可避免地受其影响，尤其是仕途失意时。李益有时象李白，仕途顺利时慷慨激昂：“腰悬锦带佩吴钩，走马曾防玉塞秋。莫笑关西将家子，只将诗思入凉州”（《边思》）。官运乖蹇时，就想脱离凡尘求仙学道，《罢秩后入华州采茯苓逢道者》《与王楚同登青龙寺上方》《置酒行》等诗，流露出一种青春已过而事业无成，暮年将至而黯然神伤的消极避世思想。有时也牢骚满腹：“向日花偏落，驰年水自流。感恩知有地，不上望京楼”（《献刘济》）。就是这首诗，埋下了后来遭弹劾被贬谪之根。《登天坛夜见海日》一诗，表现了诗人在失意之际，登上道家第一洞天王屋山的顶峰—天坛山，驾驭丰富的想象力，通过上天、下地感受，抒发了对现实的强烈不满，反映了诗人苦闷而迷惘的心绪。这首诗无论是在意境还是手法上，现象还是气魄上，都和李白《梦游天姥吟留别》有异曲同工之妙。由于佛道思想的影响，宿命论在他的诗中仍有一定的反映，如“岂知人事无定事，朝欢莫戚如掌翻”（《汉宫少年行》）、“古来万事皆由命”（《古别离》）等。对此，我们要正确而客观地分析和对待。

李益描写塞北的诗成就很大，是公认的边塞诗大家。而一些描写江南景色的诗也很有特色，清丽自然，神韵兼备，充分显示了诗人高超的艺术造诣。“江村远鸡应，竹里闻缫丝”（《莲塘驿》）、“开门复动竹，疑是故人来”（《竹窗闻风寄苗发、司空曙》），历来被认为是传神之笔。

李益诗各体均长，以七绝成就最高，夙为后人推崇。明人胡应麟说：“七言绝，开远之下，便当以李益为第一”（《诗薮》内篇卷六）。清人李慈铭也肯定：“若论绝句，则李十郎（李益）之雄浑高奇，不特冠冕十子（大历十才子），即太白（李白）龙标（王昌龄）亦当退让”（《越缦堂读书记》卷12）。可以说，李益的七绝不仅在大历时期，就是在整个唐诗中也是一流水平。李益的五绝也不乏佳作，如《江南曲》《水宿闻雁》等。前者具有朴素的民歌风趣，后者清空澹净，品格极高，都是清新俊美之作。李益的五古质朴雄浑，有汉魏风骨，如《从军有苦乐行》《将赴朔方早发汉武泉》等作品铿锵可讽；七古气势奔放，慷慨有崔颢之风，《汉宫少年行》《轻薄篇》在大历诗中堪称佳作。五律《喜见外弟又言别》《竹窗闻风寄苗发、司空曙》是大历五律中不可多得的优秀作品。七律不多，《同崔邠登鹳雀楼》《过五原胡儿饮马泉》气势苍茫，在当时独标异格，有过人之处。李益还写了不少很有社会影响的乐府诗，被新乐府诗人王建视为诗坛领袖。风格的多样化和独具特色，是诗人成熟的表现，也是诗人努力追求的结果。

总之，李益诗内容丰富，题材广泛，形式多样，艺术风格突出，诗歌水平是很高的，在大历诗坛，他的边塞诗独树一帜，其他诗也成就不俗。同其他诗人一样，李益诗也有一些意境不高、内容空洞、艺术成就不高的应酬之作，这既是诗人生活阅历、仕途经历的反映，也是历史时代使然。唐帝国从极盛的峰巅猛地跌落，一切美好远大的理想瞬间化为泡影，这在他们每个人的心灵深处和诗歌创作中都留下了程度不同的痕迹。他们在动荡不安的现实中深感忧危，非常留恋或向往辉煌的过去，对于国家和自身的前途又感到十分渺茫、悲观，缺乏那种支撑大厦、力挽狂澜的雄心和意志。因此，他们的创作便往往失去前辈诗人的那种顽强自信和对国家命运、人民疾苦的大声疾呼，而表现出逃避现实、遁于个人天地的倾向。他们既无力也无心创作盛唐诗人那样的鸿篇巨制，便把聪明才智投向字句的锤炼、格律的斟酌、风格的追求上，在诗艺上做出了可贵的贡献。就从边塞诗的发展来看，盛唐以来豪放明快的边塞诗到李益手中基本结束了。因此，我们可以说，李益是唐代最后一位优秀的边塞诗人，一方面保持有盛唐诗人的慷慨激昂，象明人杨慎评价的那样：“马戴、李益不坠盛唐风格，不可以晚唐目之”（《升庵诗话》）卷11）；另一方面，又有中唐败落的凄凉忧伤，正如清人管世铭评价的那样：“李庶子绝句，出手即有羽歌激楚之音，非古伤心人不能及此”（《读雪山房唐诗抄》卷29）。

三、李益诗歌对后世的影响

在大历诗坛，李益的边塞诗独树一帜，取得了非凡的成就，并产生了广泛的社会影响。从李益同时期的唐代诗人到宋、元、明、清的著名文学评论家及其诗品、诗话著作，都对李益诗给予高度评价。李肇《唐国史补》卷下载：“李益诗名早著，有‘征人歌且行’一篇，好事者画为图障。又有云：‘回乐烽前……’天下亦唱为乐曲。”两唐书本传说他“长为歌诗，贞元末，与宗人李贺齐名。每作一篇，为教坊乐人以贿求取，唱为供奉歌词。”到元和时代，诗人已届暮年，又身处高位，远离社会现实，不可能像元稹、白居易、张籍、王建等一批初露锋芒、充满锐气的青年诗人一样写出反映现实矛盾的新乐府和讽谏诗了，但他的成就却受到了后辈的敬仰。与李益同期和稍晚的许多诗人都表达了对李益的崇敬仰慕之情。韦应物对李益给予很高的评价，说他“名为四海闻”（见前引）。王建（776-831？），曾寄诗申述自己对李益的仰慕之情：“少小慕高名，所念隔山冈。集卷新纸封，每读常焚香。”王建少慕李益高名，每读李益诗焚香以示虔诚，可见他对李益的崇拜敬畏达到了怎样的程度；他还高度评价了李益对诗坛的影响和自己由衷的崇敬之情：“大雅废已久，人伦失其常。天若不生君，谁复为文纲？迷者得道路，溺者遇舟航”（《寄李益少监送张实游幽州》）。王建是新乐府运动的著名诗人，他把李益看做是能够担当“文纲”的诗坛领袖，能使“迷者”、“溺者”都能受益无穷。孟郊（751-814）、贾岛（779-843）主动投诗向李益赐教，并尊为宿德。元和十二年（817），诗人令狐楚（766-837）奉旨编《御览诗》，选唐朝30家诗300多首，其中选李益诗36首，为集中之冠。说明李益的诗在当时就已经名闻天下，声震朝野。张籍、杨巨源、贾岛、姚合、朱庆馀、方干、马戴、张为等诗人均列为门下客，可见他的影响之深远。

刘禹锡（772-842）是唐朝著名的思想家，也是中唐独树一帜的文学家、诗人，曾和李益有过觥筹交错的酬唱，他在晚年写诗回忆“世间才子昔陪游”，深深怀念两位相继去世的才子诗人张籍（766-830）和李益。他在诗中沉痛地写到：“吴宫已叹芙蓉死，边月空悲芦管秋”。前句化用张籍《吴宫怨》：“吴宫四面秋江水，天清露白芙蓉死”之句，后句化用李益《夜上受降城闻笛》“不知何处吹芦管，一夜征人尽望乡”之意，借用两位诗人自己的名句，表达对失去知心朋友、同仁、才子的深切怀念、由衷敬仰和不尽惋惜。

李益诗《全唐诗》载录165首又2句，列为两卷。清代甘肃武威学者张澍所编《二酉堂丛书》辑录李益诗为《李尚书诗集一卷》，共170首又5句。这些诗中,1/3是七绝，1/8是五绝。明朝胡应麟说：“七言绝，开元以下，便当以李益为第一。如《夜上西城》、《从军北征》、《受降》、《春夜闻笛》诸篇，皆可与太白（李白）、龙标（王昌龄）竞爽，非中唐所得有也”（《诗薮》内编卷6）。他所列举大多是边塞诗。如果就边塞诗而论，所言甚当。若全面地看，那就应当如清人沈德潜所说：“七言绝句，中唐以李庶子（李益）、刘宾客（刘禹锡）为最，音节神韵，可追逐龙标（王昌龄）、供奉（李白）。”李益的五绝，在语言、韵味、表现手法等方面，与七绝类似，也不乏佳作。唐乐人所唱，常常是绝句。李益的绝句，既多且好，乐人从中选择，各取所需，通过乐人之口，使作品得到了广泛的传播。

晚唐诗人张为著《诗人主客图》，对中晚唐著名诗人进行宗派划分和成就高下的评价，把白居易、李益等六人列为一代诗主，尊李益为“清奇雅正主”，宗主之下又列升堂、入室及门下等不同等第的“客”。就是说，李益是“清奇雅正”这一诗派的领袖，下列著名诗人张籍、方干、马戴、贾岛及女诗人薛涛等为客。其观点和划分未必全面，但可以看出当时对李益诗的评价是很高的。

李益所处的时代，是盛唐向中唐发展的过渡时期，唐帝国从极盛走向衰落，全国陷入动荡和战乱当中，人民流离失所，到处是嘶杀、白骨、血流漂杵，辉煌成为废墟，美好化为泡影，这在每个人的心灵深处和诗歌创作上都留下了深深的烙印。和盛唐边塞诗相比，中唐边塞诗确实具有独特的风格，显著的特征是作者多，创作亦丰。中唐边患日重，引起朝野之士的关注，战争成为日常的话题。文人入幕参佐军政古已有之，这是文人实现政治理想的重要路径。盛唐以后，文人入幕成为普遍的社会风气，陈子昂、张说、孟浩然、王维、高适、岑参、李白、杜甫、刘长卿、韩愈、刘禹锡、王建、杜牧、李商隐等众多政治家、文学家和诗人都有幕府生活的经历，幕府军营生活为文人创作提供了丰富的内容。由于李益有“五在兵间”、长达20多年的军幕生活，比唐朝其他任何诗人的幕府经历都要丰富。清人吴乔说：“中唐多佳句，其不及盛唐者，气力减耳：雅淡则不能高深，雄奇则不能沉静，清新则不能深厚。至贞元后，苦寒、放诞、纤缛之音作矣！唯李益风气不坠”（《围炉诗话》）。元人辛文房《唐才子传》称李益“……横槊赋诗，故多抑扬激励悲离之作，高适、岑参之流也。”我们知道，高适、岑参是盛唐边塞诗派的大家，无论是数量还是质量，其他诗人都是无法企及的，而李益的诗歌成就和风格同高岑是一脉相承的。这是李益丰富的军幕生活的写照，也是他对艺术不断探索追求的结果。

《旧唐书·李益传》记载，李益诗歌每作一篇，“为教坊乐人以贿求取，唱为供奉歌词”。明人胡震亨也说：“唐人诗谱入乐者，初、盛（唐），王维为多；中、晚（唐），李益、白居易为多”（《唐音癸签》）。李益不仅善于向历代诗人学习，也虚心从民歌中汲取养料，还潜心研究音乐。“教坊”是唐朝专门管理、训练宫廷音乐的机构。唐代诗人大都有很高的音乐修养，王维、白居易在中国音乐史上占有一席地位。同样，李益也孜孜不倦地研究音乐，研究民歌，勤于实践，善于同乐人合作，他的诗雅俗共赏，富于音乐美，具有巨大的市场需求，所以教坊乐人不惜向他“以贿求取”。这是李益诗歌流传广泛、社会影响较大的另一重要原因。

顺便说一下，唐代社会经济高度发达，思想开放，文化艺术非常繁荣，特别是音乐歌舞和文学。与此同时，倡伎也十分盛行。唐代的妓女以卖艺为主，卖身虽亦或在所不免，却是次要的。妓女又称娼女，也称娼妓。在古代，“妓”与“伎”通，“娼”与“倡”通。许多词书将妓（伎）、娼（倡）解释为“女乐”，即歌舞女艺人。古代倡优不分，男女兼有，后来集中于女性身上。她们最基本的特征是姿容美丽，擅长音乐歌舞。唐代文学与倡伎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杜甫、白居易、刘禹锡、杜牧等诗人都有描写妓女的诗歌。唐代藩镇幕府中养有许多营妓，这是为适应长期在外征战将士的生活、生理需求而安置在军营中的妓女。这些长年活动在军营中的女子，不仅姿色出众，伎艺超群，而且具有相当的文化素养，音乐、舞蹈等伎艺水平自不必说，大多数还能挥毫作诗，甚至能达到很高的水平，可以与文人学士们酬唱。她们经常和官员、军人、文人们在宴会上演唱助兴，伴乐佐酒，文人们的佳作，尤其像绝句那样的短章，就成为她们演唱的主要对象。著名诗人薛涛就是一名营妓，她与前后11任节度使有联系，当时的著名文人士大夫如元稹、白居易、令狐楚、张籍、王建、刘禹锡、裴度、牛僧儒、杜牧等皆乐于与她来往唱和，她的诗歌水平在诗人辈出的唐朝也占有一席之地，《全唐诗》收录其诗近90首。她创制的“薛涛笺”，在中国制笺发展史上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林语堂先生在《中国人》一书中说：“妓女在中国的爱情、文学、音乐、政治等方面的重要性，是怎么强调都不会过分的。”此话虽言过其实，但其的作用确实不能低估。李益的边塞诗为天下争相传唱，不可否认营妓的作用。边塞虽然荒凉，但声乐活动极盛，营妓又十分喜欢演唱边塞诗，她们不仅成了善解人意的可人，而且给诗人播下了情种，送来了灵感，这无疑刺激了幕府文人创作的兴趣和积极性。诗人作品经过她们的演唱，流传更快、更广，作品和作者的名声也就越大。当时，李益的诗被营妓广泛传唱，并“供奉天子”，使他的诗歌创作引起了当朝皇帝的兴趣和重视，德宗皇帝很快知道了李益的下落，宪宗皇帝雅闻其名召入京师，为李益日后的升迁创造了条件，带来了机遇。

中唐的边塞诗虽然缺乏盛唐那种昂扬豪迈的情调和自信雄大的气象，但作者和创作数量却不减盛唐，在思想和艺术上也有新的追求和探索，而且内容更为丰富广阔，情调更为深沉凝重，既有边地风光的描写，也有对残酷的战争灾难和将士厌战思归心理的反映，更有对朝廷失误及边将不仁的揭露，在沉郁苍凉中包含着议论和说理。李益作为中唐边塞诗的优秀代表，为后世留下了一笔宝贵的遗产，具有盛唐边塞诗不能取代的独有的认识价值和审美价值，无论对中唐政治和文化的研究，还是对中唐社会风貌和文化形态的认识都具有积极的意义。

【作者简历】王其英，男，甘肃武威人，中共党员，1982年1月西北师大毕业后参加工作，长期从事教育和行政工作。曾任中学教师、凉州区政府办主任、《武威市志》（凉州区志）总编、区教育局党委书记兼副局长、市教育局副调研员、市公积金管理中心副调研员。已编著出版《武威金石录》《西部明珠凉州》（兰大出版社）《可爱的凉州》（人民日报出版社）《凉州历史文化散论》《历代咏凉诗选析》（大众文艺出版社）《武威特色文化述要》（中央广播电视大学出版社）；参编出版《邓小平理论学习与实践问题解答》《精神文明与精神温饱工程》《爱我中华 爱我武威》等多部著作；编辑、修订、通稿地方志、党史和地方文献资料（专题片）20多部，在报刊发表文章数十篇。荣获甘肃省地方志先进工作者、全国关心下一代工作先进工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