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其英：隋唐大一统盛世文化的源头之一

—五凉文化的形成及其内涵与影响

丝绸之路重镇武威，地处中西文化的交汇点，千百年来承载着历史留下的一份丰厚的精神财富，借助祁连雪峰的山川灵秀，经受大漠戈壁的锤炼洗礼，形成了具有鲜明西部特色的地域文化—凉州文化。在长达2000多年的发展过程中，凉州文化从汉魏初创到五凉繁荣及至盛唐巅峰，加上宋（西夏）元明清各有千秋的发展，形成了具有鲜明地域特色、民族特色、宗教特色的佛教文化、石窟文化、西夏文化、建筑文化、金石文化、简牍文化、民族文化、民俗文化、葡萄（酒）文化，成为中国诸地域文化系列中的一朵奇葩。特别是五凉时期，为凉州文化的形成和发展奠定了基础。

一、五凉文化形成的基本条件

有多种因素促成“五凉文化”的形成。

（一）远离中原而又血脉相承、近连西域而又传统各异的相对独立的地缘政治和人文环境，是五凉文化形成的首要条件。

从地域看，河西走廊东控关陇，西连西域，南依高山，北临大漠，具有相对的独立性，又是丝绸之路和中西交通的必经之地，具有极其重要的战略地位。五凉时期，正是中国历史上的东晋十六国时期。这时，中原动乱，五凉各国割据一方，保持了相对的独立和安定，在地缘上又远离内地，很少受中原战乱波及，一时成了“中原避乱者日月相继”的乐土。其中不乏硕儒贤哲，他们以中原文化使者的身份在凉州或参政为官，或著书立说，或收徒授业，加上本地众多文人学士的参与和推动，使中原文化与西域外来文化、草原（游牧）文化和本土文化在经过140多年的交流与冲突之后，最后终于在古凉州（今武威市，延伸至河西及周边，下同）融合并发展传播。期间，东西方文明在这里汇聚、交融、辐射，凉州承担着向东传输西方文化和向西传播中原文化的重任，在此过程中自觉或不自觉地吸取了这条文明长河中的各类精华，用它滋养充实自己。当时的中原与西方的直接交流较少，而西域则是东西方文化的一个交汇点，凉州所接触的文化是西域化的西方文化。西汉初年，随着张骞、班超、甘英等外交使团的西行和西汉大军的西征，中原文化开始进入凉州并与当地游牧文化交流。随着丝绸之路的开通和中西交往的频繁，希腊、罗马、印度文化也纷至沓来，涌入凉州。五凉政权虽与中原政权和东晋政权有密切联系，但毕竟关山阻隔，各自为王，接纳更多的则是中原流民和西域商人、使节、僧侣，多种文化在这里交流融合，结果是诞生了具有鲜明地域特色的五凉文化。凉州独特的地理优势和人文环境，是五凉文化诞生的温床。

（二）五凉时期特定的时代背景和执政者的尚武崇文，是五凉文化形成的又一个重要条件。

五凉时期，凉州一带在中原地区政权更迭和内乱纷争时，吸引了大批中原流民，尤其是中原豪望和官宦名士前来避难定居，他们在带来丰厚物质财富的同时，也带来了丰厚的精神财富，这就是以儒家文化为主体的中原文化。五凉政权所处的时代，是一个崇尚军功武威的时代。但他们在依靠军功武力夺取河西统治权的同时，注重发展经济，重视儒学，吸纳人才，致力于地域文化的开发。前凉、西凉建立者出身于陇右士族世家，重视文化建树自不待言；后凉、南凉、北凉政权既具有中原封建王朝的制度特点，也保留了游牧民族部落的某些传统，它们的建立者虽然是游牧民族豪酋，但他们长期生活在汉文化圈内，深知文化与政治的关系，身边也有一大批汉族知识分子为其经邦论道，因而推动着五凉文化的形成与发展。著名历史学家陈寅恪先生指出：“张轨、李暠皆汉族世家，其本身即以经学文艺著称，故能设学校，奖儒业……段业则事功不成而文采特著，吕光、秃发、沮渠之徒俱非汉族，然仍能欣赏汉化，擢用士人，故河西受制于胡戎，而文化学术亦不因以沦潜”。

（三）民族间的互相渗透融合，文化上的兼收并蓄是五凉文化形成的第三个条件。

河西地区在历史上是多民族大迁徙、大争战、大融合的舞台，汉族与戎羌、月氏、乌孙、匈奴、鲜卑等民族彼此之间的交流融合非常频繁，这种融合既有经济、文化和制度方面的，也有血缘方面的，可以说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曾在河西地区演出过一幕幕有声有色的历史话剧。异族的入侵，对本土民族来说自然是一场灾难，生灵涂炭，田园被毁，人民流离失所，城市变为废墟，经济在相当时期停滞不前。然而，战争在客观上又是历史进步和民族融合不自觉的工具。春秋战国是中国历史上战争最频繁的时期，同时也是中国思想文化最为繁荣、经济相对发达的时期。五凉时期，中原地区是多民族博弈的战场，其影响渗透到全国各地，在河西影响颇深的则是以游牧民族为主体的西域文化，成为五凉文化的重要构成因素，并赋予其多元化的色彩。

二、五凉文化的内涵

文化是人类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十六国时期，社会动荡，战乱频繁，许多游牧民族纷纷登上政治舞台，给秦汉帝国所形成的传统的一元文化格局注入了新鲜血液，中国文化以民族融合、人口迁徙、儒学统治地位巩固及佛教和道教的广泛传播等形式向更为广阔的范围和地域扩展。河西则充当了承上启下、东西相承的文化运河角色。在这相承相启的过程中，自觉或不自觉地形成了具有地域特色、民族特色和宗教特色的五凉文化。五凉文化的内涵是丰富精深的。

（一）农耕文明

中国文化的基础是农耕自然经济。中国古代习惯上称国家为社稷，社为土地，稷为粮食，分别代表土地神和农神（也称社神和谷神）。有了土地和粮食，就有了国家。因此，农业被誉为文明之母。而中国历史上的农耕文化与游牧文化的联系尤为密切，可以说是兼收并蓄。河西在地理上处于干旱的西北腹地，由几块宜牧宜农的山谷绿洲构成，长期处于游牧民族的占居和包围之中，是农耕文明和游牧文明的结合部。两种不同的经济文化类型的对垒、冲突和互补、融合，贯穿于整个历史的全过程，并通过游牧民族富于流动的特点将多种文化传来播去。

中国农耕文明起源于仰韶文化时期。河西经济的滥觞，可上溯到距今5000年左右的新石器时代。其时，这里的经济形态，已由延续已久的原始畋猎经济向原始农业过渡。当时的西北，植被完好，水资源丰富，一直是全国的富庶之地。《尚书·禹贡》说：雍州“厥田惟上上，厥赋中下”；扬州“厥田惟下下，厥赋中下”。扬州（今江淮地区）和雍州（今西北地区）相比，显然是雍州大大好于扬州。因而“西晋以后，西北先后建立了三秦、五凉和夏、仇池十个政权，没有一定的经济基础，这是办不到的”（朱东润《陈子龙及其时代》）。但这时生产力水平低下，垦荒面积较小，仅仅是农耕文明的开端。

凉州位于河西走廊东端的绿洲上，靠祁连山雪水灌溉，自古水草丰茂，土地肥沃。先秦时期为西戎等游牧民族所驻牧，基本上过着“食畜肉、饮潼乳、衣皮革、被毡裘、住穹庐”的游牧生活。其实这也是当时整个河西走廊和北方许多地区的基本经济形态。《汉书·地理志》载：武威以西，地广民稀，水草宜畜牧，故凉州之畜天下饶。可见畜牧业在当时的凉州社会经济中占有主要地位。

汉开河西后，农耕经济开始起步和发展。首先是汉朝推行“移民实边”政策，无论是民屯还是军屯，都逐渐从畜牧业转为农业，开始了真正意义上的农耕。其次，广泛推行和运用中原地区先进的耕作技术、种植技术、灌溉技术和新式生产工具。这些生产措施的实施，使过去的大片草原牧场变成了肥沃良田，粮食产量有了大幅度的增长。据记载，当时的大田作物已有谷子（粟）、麦子（宿麦）、黄豆（菽），之后又逐渐有了大麦、青稞、糜子（黍）等。西域的葡萄、苜蓿、西瓜、番瓜、番茄、黄瓜、胡萝卜、胡桃、胡麻、蚕豆、大蒜、石榴等作物经丝绸之路大量传入河西，极大地丰富了农作物的种类。此外，还兴修了一些水利设施，灌溉农业的雏形基本形成。但总体而言，汉时的农耕经济还不占绝对优势。

五凉时期，中原战乱纷争百余年，饱受战祸的中原人民纷纷向西迁徙。凉州位于河西东端，自然成为中原流民最先落脚之地。大量中原流民的进入，从人口数量而言，使汉族人口急剧增加。这些人同当地居民一起，围湖造田，开荒种粮，使积淀数千年的中原农耕技术源源不断地输入，促使河西地区农业耕作水平迅速提高。同时，五凉的统治者基本上仿照中原王朝的政治文化模式建立了自己的国家，接受了中原文化，那么，他们也就必将接受中原的农耕生产方式。另外，五凉经济是军事经济，而国防的基础最终还是经济（重点是粮食和战马、皮革）。五凉统治者先后都采取过奖励农耕的政策，加上100多年的发展，足以使农耕经济成为经济的主导力量。凉州出土的一些墓葬壁画中，就有彩绘的牛耕、牛拉耙耱，以及打链枷、扬场等一系列生产活动，其状与后世农业相差无几。前凉张轨重视兴修水利，发展农业生产；西凉李暠也广泛实行屯田积粮；北凉沮渠氏虽为匈奴，但同样重视农耕。张骏《东门行》中“嘉苗布原野，巨卉敷时荣……绿萍覆灵沼，香花扬芳馨”诗句，描绘了优美醉人的郊野风光，从侧面反映了农耕文化的发达。在农耕文明发达的同时，畜牧业、手工业和商业贸易也有不同程度的发展。

（二）城市崛起

早在先秦，乌孙驻牧河西时，凉州就有原始聚落赤乌镇。匈奴逐走乌孙、月氏后，在赤乌镇的基础上修筑了姑臧城。后经过不断增扩，城的规模据《水经注》引王隐《晋书》：“凉州有龙形，故曰卧龙城，南北七里，东西三里，本匈奴所筑也”。对凉州城大规模的营建是从前凉开始的。

张轨到凉州任职时，姑臧城因遭兵乱，残破不堪。随着河西政治的安定、经济的发展和中原流民的大量涌入，姑臧城已不能适应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张轨便以大手笔营建姑臧城。他在旧城基础上，由北向南筑有外、中、紫禁三座小城，在旧城外围又“增筑四城厢各千步…并城为五，街衢相通，二十二门”。张茂即位后，筑灵钧台，并在城内中段增筑了一座小城，称“内苑”，专门用于举行国家大典和祭祀祖先。张骏时，继续在城外筑四城厢，东城称“东苑”，西城称“西苑”。其中最有名的一座建筑是张骏时筑的谦光殿，主殿巍峨壮丽，“画以五色，饰以金玉，穷尽极巧”；四面各有一座陪殿，东曰宜阳青殿（春宫），南曰朱阳赤殿（夏宫），西曰政刑白殿（秋宫），北曰玄武黑殿（冬宫）。整个建筑富丽堂皇，名扬海内。

张氏以“拟于王者”的京都标准营建姑臧城，对后世的王都建筑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姑臧七城”及城门名称来历多依汉制，采自我国传统阴阳五行命名，表现了“拟于王者而微异其名”的特点。如谦光殿周围的四殿，颜色依次为青（东）、赤（南）、白（西）、黑（北），加上中央主殿黄色为五色。五色是五行的重要内容，其黄色代表着帝王。另外，张氏修筑姑臧城，改变了中国传统的宫南市北的王都建筑布局，创造了一反旧制的宫北市南的新格局。陈寅恪先生就此明确指出：“前后凉之姑臧与后来北魏之洛阳就宫在北而市在南一点而言，殊有相似之处。又姑臧本为凉州政治文化中心，复经张氏增修，遂成河西模范之城邑，亦如中原之有洛阳也。”后来西凉王李暠的曾孙李冲父子受命为北魏政权规划营造洛阳新都时，就参照了姑臧城的模式，创造了洛阳格局，而洛阳格局又影响到东魏都城邺城和唐都长安的营建。简言之，我们今天看到的古代都城格局，其源头可追溯到五凉尤其是前凉张氏修筑的姑臧城。正是从这个意义上，一些史学家和建筑学家把五凉时的姑臧城称作是中国王都的鼻祖。据此而言，这是凉州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一大贡献，也是五凉文化中的精华。

（三）儒学兴盛

魏晋之前，凉州及河西一带的各民族，主要过着“有城廓而不居，随逐水草庐帐为室，以肉酪为粮”的游牧生活，形成颇具特色的游牧文化。这些民族都是马背上的民族，强悍骠勇，自恃强大，一方面看不起汉人的柔弱和惰气，一方面又羡慕汉文化的先进和精致，他们虽然可以称霸一方，建国称王，但靠的主要是武力。马上可以打天下，却不能治天下，更何况中原已经有数千年的文明史，文物典章辉煌灿烂，要想长久统治，就必须借助于汉人的文化成果。这是他们汉化的主要原因。他们提倡儒学，其意图同汉人是一样的，都是将其当作治国之术。五凉时期的统治者不论是汉族世族著姓，还是深受汉文化影响的异族豪酋，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大都敦崇儒学，倡导汉化教育。前凉张轨到任后所做的第一件大事，就是针对当时社会混乱、“学业沉陨”的状况，置崇文祭酒管理文化教育，“立学校以教九郡胄子（贵族子弟）五百人”，以起示范带动作用；同时还屡屡遣使持节，厚礼征聘境内知名学者任职或讲学。张骏还开辟专门的场所，设立专门的机构，开展了三次规模较大的学术活动。这些措施奠定了前凉时期以敦崇儒学为基础的文化教育政策，其余四凉相沿不变。如西凉初建，即大兴学校，兴办教育，倡导儒学。北凉则尊孔读经于庙堂之上，沮渠蒙逊父子还数次遣使奉表江南刘宋王朝，求取大量经史子集，并献上不少河西学者的著作。

五凉时除官办公立学校外，民间私学也很昌盛，这是儒学兴盛的又一个标志。《晋书》为五凉不少私塾大儒立了传，如郭荷、宋纤、宋繇、刘昞等。他们著书立说，广招学士，一时儒学之风蔚起。五凉私学传授的成就，也反映在师承后继者的学业开拓和学术水平的提高上。前凉程骏，曾任东宫侍讲，后任北魏著作郎；北凉江强，先随父祖避难凉州，后拜北魏中书博士；北凉常爽，寓居凉州，后在北魏立学馆，授徒700余人；儒学大师胡辩从凉州东徙洛阳，授业弟子千余人。这些，对关中和平城（今大同市）儒风的形成及兴盛产生了直接的影响。

五凉时期学风兴盛的结果是培养和造就了一批有文武之才的官吏。这些官吏除在政治上有所作为外，对学术的传播和发展起到了强大的推动作用，其表现形式是私家著述之风颇盛。陈留人江式家族，寓居凉州七世，与五凉相始终，致力于家学传授，不仅为地方文化事业做出了贡献，而且保存了中原已成绝响的古文经学。此外，“河西著姓”逐渐兴起，如张、李、宋、索、段、阴、贾、令狐等，他们是集政治、经济、文化学术为一体的儒学世家，既高居统治地位，又是河西地域文化体系的代表。在这种政治文化氛围中，为数众多的学者士人纷纷在学术领域著书立说，发表见解，造成了凉州及河西历史上文化空前繁荣的局面。当时有许多作品被时人传颂，有许多作者和著作被载入《晋书》《魏书》《北史》、隋史》等，比较重要的有《凉书》《十三州志》《凉记》《凉国春秋》等，成为最早的凉州历史文化丛书。据有关史料记载，437年，北凉向南朝刘宋进贡凉州地方典籍和所藏珍本154卷。这是中国最早的文化外交活动。但遗憾的是这些著述大多散佚殆尽，今天我们只能从一些经籍及注引中窥其端倪。

五凉时期的学风直接影响到北魏文化的发展。北魏太武帝灭北凉，除前述程骏、江强、常爽、胡辩先行到北魏讲学外，凉州的许多文人如刘昞、宗钦、张湛、段承根等也相继迁到了平城。陈寅恪先生在《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中列举了北魏平定凉州后，网罗的河西文化学术人物近20个，他们带来了西晋末起在凉州一带发展起来的固有文化，影响和推动了北魏政治制度建设和学术文化的发展。

（四）贤能礼遇

五凉文化的崛起，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统治者重视人才，礼优士人。五凉统治者不论是汉族，还是其他民族，对一些硕学大儒，不管是本地的官宦世家，还是流寓河西的著姓大族，都“礼而用之”，使其或居庙堂参政议事，或授馆职从教习文，让他们为五凉政权的巩固与兴盛出谋划策，同时也保存了五凉文化。

贤能礼遇，前凉为先。当“永嘉之乱”（311年）前后黄河中下游成为民族仇杀的战场时，张轨治理下的河西却是一个相对安定的“桃源”。在中原、陇右前来河西避难者当中，有许多是名儒。张轨积极接纳，妥善安置，量才录用，使之各得其所，各尽其才。同时对本土学者也提拔重用。胡三省《资治通鉴》注文中说：“永嘉之乱，中州之士避地河西，张氏礼而用之，子孙相继，衣冠不坠，故凉州号为多士。”张轨的后代张寔、张骏等人，依然敬贤爱士，选贤任能。南凉伊始，秃发乌孤也广招人才，并以河西士人为骨干进行内部政权建设，在秃发乌孤任命的一批重要官吏中，既有西州德望，又有中州才俊。一些曾在后凉政权担任要职的人物如宗敞等，在南凉备受恩宠。西凉李暠知人善任，重用人才，特别在选拔人才上效法汉魏，实行察举制度，州选秀才，郡举孝廉，统一策试，因才授官。北凉沮渠蒙逊，广开言路，延揽人才，选贤任能，一些士人投奔别处不顺后又回到北凉，蒙逊“待之如初”。他在灭西凉后，得到名士宋繇，委以重任，临终时还把儿子托付给他。敦煌名儒刘昞，历仕前凉、西凉、北凉，备受各朝重用，至北魏时因又受崇礼而使河西人士引以为荣。

五凉时期每遇政权更替，统治者首先做的就是广泛网罗人才，因才擢用。贤能礼遇的传统在五凉延续不绝，也是五凉文化得以发展的一个重要条件。

（五）佛教兴盛

汉武帝经营西域之后，陆路交通十分畅通，商业贸易兴旺发达，使者往来非常频繁，为佛教的传播创造了条件。西域的安息、康居、龟兹、于阗等地，佛教已广泛流行，而这些国家与汉朝和后来的五凉、三秦政权关系又非同寻常。佛教从西汉时期经武威传入内地，魏晋南北朝时期达到全盛。五凉时期，凉州佛教兴盛，寺院遍布各地，一时成为北中国的佛教盛地。因此，五凉文化中融入了浓浓的佛教色彩。

五凉时期统治者大都祟信佛教，讲经译经活动非常活跃。“凉州自张轨以来，世信佛教”。张轨的孙子张天锡还亲自主持佛经的翻译。后凉时期，鸠摩罗什在凉州寓居17年，弟子众多，使佛教传播达到高峰。就整体而言，五凉佛教的兴盛当推北凉。沮渠蒙逊笃信佛教，请了名贯西域、号为“大咒师”的僧人昙无谶在凉州主持大规模的译经活动。据统计，五凉政权中北凉自公元401年至439年，译经数量比其余四凉政权译经的总和还要多。正是由于统治者的大力提倡，佛教经西域传入河西后，首先在凉州发展，并以此为中心，向中原和南方传播。

魏晋南北朝时期，是中国政治上最混乱、社会上最苦痛的时代，同时又是精神文化上极自由、极解放的时代。佛教正是在这样一种背景下得到了广泛传播。佛教在凉州扎根落户，流传后世，一是因为河西是多民族杂居之地，传统的一元文化格局根基不固，又是佛教东传的必经之路，非常有利于佛教的传播；二是五凉的统治者皆非正统建号，他们亟需给自己的统治找到一种精神支柱，而佛教宣扬的“众生皆苦”、“轮回报应’非常有利于对百姓的统治；三是五凉统治者崇拜西域高僧，在他们眼里，凡西来的高僧，都是祈福避灾的救星，无不顶礼膜拜，甚至皈依佛门。正是这样的原因，一些西域高僧，如鸠摩罗什、浮陀跋摩等，深得礼遇。有了这样一种非常宽松的传播环境，佛教在五凉生根开花结果也就是顺理成章的事。随着佛教的广泛传播，凉州也产生了不少闻名中外的高僧，如竺佛念、智严、宝云、道泰、道朗、慧嵩、沮渠京声、师贤、昙曜等，《高僧传》收录的五凉高僧就占到当时全国高僧的一半以上，加上大量的寓居或过往僧人，他们跋涉西行，携经回国，聚众弘佛，从事译著，使佛教逐渐本土化。

佛教在北凉达到极盛。蒙逊并不满足于拜僧译经，他又在凉州南山开始进行大规模的凿窟造像活动，使河西石窟林立，居全国之冠。从凉州走出的一批石窟工匠大师如昙曜等直接促成了中原石窟的营建，并影响到中原石窟的风格，也使我们在今天有幸目睹到诸如天梯山大佛的风采。河西一尊又一尊神秘大佛的出现，及其雕塑、绘画、建筑、书法（写经、石刻）艺术的同步发展，既是五凉时期河西佛教兴盛的实证，也推动着五凉文化的发展。范文澜先生说：“作为北朝佛学主流的禅学，以及规模巨大的佛教艺术，都导源于凉州。”自魏晋十六国时期兴盛起来的佛教，千百年来经久不衰，一直影响着人们的思想和生活，既是五凉文化的一个亮点，更是中国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六）民族融合

凉州的历史，是一部多民族融合的历史。五凉时期，东晋政权虽然存在，但鲜卑、匈奴、羯、氐、羌等民族拥兵割据，先后建立了一成（汉）、一夏、二赵、三秦、四燕、五凉等国家，史称“十六国”，前后延续140多年。这一时期，各少数民族政权鼎立，战乱不断，但政治、外交、经济、文化交流频繁，民族融合的步伐大大加快。

历史上的统一与分裂是辩证的，统一之利人们易知易晓，分裂之弊也易知易晓。但分裂之利可以造就一个民族的进取性、战斗性和团结拼搏。五凉各国都为多民族的融合作出了贡献。五凉之中，除前凉张氏、西凉李氏外，后凉、南凉、北凉分别为氐、鲜卑和匈奴族建立。前凉之初，凉州及河西刚刚经受了长达百余年的羌人暴乱、匈奴侵扰和鲜卑起义等剧烈动荡，张轨及其子孙，从政治、经济、文化方面多管齐下，修文偃武，励精图治，使前凉经济繁荣，社会稳定，盛极一时。张骏时，命沙州刺史杨宣率兵西征龟兹、鄯善，降服西域；遣大将谢艾等征服于阗、焉耆。此时，西域诸国俱遣使“诣姑臧奉贡”。这些举措大大促进了前凉与西域民族的相互融合。前凉灭亡后，氐族政权前秦占有河西近10年，曾将大量的前凉宗室臣民迁往长安、关中一带，使汉、氐长期杂居。前秦派大将吕光（氐族）西征龟兹、焉耆等西域诸国，不仅促成了河西民族与西域民族的融合，而且自己建立了后凉政权。吕光在统一河西的战争中东征西讨，穷兵黩武，国力耗空，最终被后秦姚兴（羌族）所灭。南凉秃发氏（鲜卑族）与周边各国灵活相处，和西凉、臣后秦、战北凉，在与各民族的交往中大大加速了自己部落汉化的进程。西凉在对外关系上，远交南凉，近防北凉，并与周边民族尽力保持友好关系。北凉建国初期，河西地区一度形成了四凉二秦（后秦、西秦）并立的局面，汉族（西凉）和氐族（后凉）、鲜卑族（南凉、西秦）、羌族（后秦）、匈奴族（北凉）都建立了政权，各国的并立与争战同样促进了民族的交流与融合。五凉时期凉州一带的民族成分已十分复杂。如氐族，汉初就散布于河西各地与汉族杂居。羌族在前凉时已有许多定居凉州，前凉曾征集“氐羌之众”作战；《晋书》中记载沮渠傉檀曾迁徙西平、湟河诸羌3万余户于凉州等地。鲜卑族早在公元前2世纪初趁匈奴瓦解时就从塞北阴山迁入陇右及河西，形成了四部，其中的三部曾先后建立了南凉、四燕、西秦、北魏等政权。除了这些曾建立过政权的民族外，五凉时还有其他一些少数民族也在凉州定居，主要有西域胡人、突厥、吐谷浑等。实际上，当时大量涌入凉州的中原流民也并非都是汉族。

五凉时期民族的融合，还表现在各民族在政权建设上的兼容性。五凉时期的少数民族，都程度不同地对中原文化有所浸润。氐人吕光建立的后凉政权，在其中央机构和军事部门，来自不同地区、不同民族的人士身居要职，而且以河西士人为多；秃发氏建立的南凉政权，仿汉制，置郡县，建立起以鲜卑秃发氏为核心、河西世族汉人为骨干的统治集团；匈奴沮渠氏建立的北凉政权，广揽人才，选贤任能，大量起用汉族文武贤才为其谋政。五凉时的这些民族由于汉化程度较高，极大地促进了河西经济、文化的繁荣。至于汉人建立的前凉、西凉政权，在政权稳固后，也充分吸纳这些游牧民族的长处，牧耕并重，和睦相处。五凉之后的北魏政权巩固并发展了这一成果，推进了民族融合的历史进程。

五凉时期凉州之所以成为民族大融合的熔炉，一是由于西晋“永嘉之乱”后，中原流民大量涌入姑臧，促进了民族的自然融合；二是有些民族进行了有组织的迁徙，如塞北鲜卑西迁等；三是通过连年征战，掠夺奴隶和征集兵源，客观上促进了多民族的交流和发展。在五凉140年的历史长河中，汉民族以其发达的经济和高度的文明屹立于中国，表现了非凡的创造力、惊人的吸收力和巨大的凝聚力。各少数民族则以自己的经济文化优势，互相学习，尤其是学习并吸收了汉民族的经济文化成果。总之，生活在凉州的汉族与各民族共同生活，共同开发、建设凉州，互相吸纳了各个民族经济、政治、文化中的精华，形成了共同进步的局面，也为五凉文化增添了多民族元素的斑斓色彩。

（七）乐舞流广

盛名卓著的凉州乐舞不仅是西北乐舞的代表，也是中原王朝乐舞中的精华。“西凉乐”是隋唐燕乐中最早的一部大曲，具有久远不衰的艺术魅力，而这些乐舞的形成却在五凉时期。

凉州乐舞是在凉州多民族乐舞的基础上，融汇了中原汉族乐舞和西域各民族乐舞中的精华，经过加工、改造、提炼而形成。凉州最早的乐舞，出现在距今约5000年左右的新石器时代，凉州王景寨马家窑文化遗址出土的打击乐器彩陶鼓、舞蹈纹彩陶盆、吹奏乐陶埙等证明了这一点。前凉张骏墓中就葬有乐器，《太平御览》记载：“后凉咸宁二年，有盗发张骏墓，盗得白玉尊、紫玉箫。”汉代以后，中原地区的旧曲雅乐流传至河西地区，五凉时随着大量的中原流民涌入凉州，太常乐工多避地河西，中原的音乐、舞蹈也随之传入，并逐步流传。在凉州与西域日益频繁的经济文化交往中，“胡声”的加入成为一种趋势，并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凉州乐舞。西域乐舞传入河西，最早的记载是在前凉张重华时。《隋书·音乐志》：“《天竺》者，起自张重华据有凉州……歌曲有《沙石疆》；舞曲有《天曲》；乐器有凤首箜篌、五弦、琵琶、笛、铜鼓、毛员鼓、都昙鼓、铜钹、贝等九种，为一部；工十二人。”由此可见，前凉张重华时，天竺（印度）乐舞传入凉州，并随之传来了乐器9种和乐工12人。凉州乐舞的真正形成是在后凉。吕光于公元384年远征西域时，被龟兹瑰丽的文化艺术所倾倒。在班师东归时，用2万只骆驼运送珍宝和乐舞艺人。到姑臧后，他将带来的乐人舞伎和各种乐器编成一支庞大的乐舞队，又将大量的龟兹乐曲加以改编，与河西地区的中原乐舞融合，形成了自己的特色。后凉乐舞集曲调欢快、舞姿骄健的西域风格和轻盈柔婉、婀娜多姿的中原特色于一身，融入大量的龟兹乐舞成份，使手、眼、步、身变化多端，形成了舞蹈语言相当丰富的独特艺术风格。后来，人们把五凉时期形成的乐舞通称为凉州乐舞或西凉乐舞。通过凉州及河西一带大量出土的当时的墓葬壁画、石窟壁画、画像砖、随葬品等文物，我们今天仍能领略到凉州乐舞的动人风采，一睹箜篌、琵琶、洞萧、长笛、排箫、羯鼓等多种西域乐器的形状及其演奏方式和曲调。

凉州及河西不仅在引进西域音乐方面开后世风气之先河，而且在融合中西音乐，吸取西域乐舞丰富的营养变易其声（使中原旧曲“杂以胡声”，使西域音乐杂以秦声）方面延及到隋唐，使凉州乐舞对后世产生深远的影响。凉州乐舞的代表《秦汉乐》传入北魏后改名为《西凉乐》，被尊为“国乐”。隋朝时确定九部乐为国乐，除《高丽乐》一部外，其他八部都是从凉州输入的，其中《西凉乐》最著名。《旧唐书·音乐志》说《西凉乐》“最为闲雅”。唐代是河西乐舞发展的极盛时期，其艺术成就的顶峰是《霓裳羽衣曲（舞）》，而此乐舞就是由西域传到凉州的天竺乐曲《婆罗门》改编而成，由河西节度使杨敬述进献的。精通音乐的唐玄宗欣赏后极为陶醉，并由杨贵妃亲自表演，自己进行再创作，成为唐代和后世乐舞中的经典之作。陈寅恪先生指出，唐之胡乐多因于隋，隋又多传自北齐，而北齐实承北魏。当然北魏胡乐又是由凉州及河西传入的。追本溯源，北魏至唐数百年间宫廷乐舞的源流，均与凉州和河西地区息息相通。

别具一格的凉州乐舞，自五凉至唐历经600年不衰，固有其本身所具的艺术魅力，另一方面大约是魏晋以后，河西、关陇一带士民及统治者多有“胡人”血统，五凉、北魏不必说，之后的隋唐帝王均有胡人血统。从历史上看，凉州历来是我国多民族聚居地，歌舞是人们日常生活和生产劳动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西汉以后随着丝绸之路的畅通，西域、罗马、波斯等国的商队、使节、僧侣、学者往来于凉州，中原文化和西域文化在此汇聚融合。因此，印度、阿拉伯和西域诸民族乐舞与汉民族乐舞经长期交流融合，形成凉州乐舞是自然趋势。自前凉至隋唐，凉州及河西地区以其独特的地理文化优势，在经济发达、社会安定的同时，又使自身成为一个音乐歌舞之乡，其乐舞远播海内，影响深广。凉州乐舞既是中国乐舞的重要组成部分，又是促进多民族融合的润滑剂和手段。凉州乐舞不愧为辉煌灿烂的五凉文化宝库中闪耀着奇光异彩的一颗珍珠，其艺术价值与历史价值将永存史册。

（八）文学繁荣

北方十六国当中，河西地区的文学创作大放异彩。五凉时期的凉州是北中国的文化中心，文学创作非常繁荣，主要成就在散文、诗歌和辞赋三个方面。这在《晋书》《北史·文苑传》《十六国春秋》《隋书·经籍志》等都有记载和反映，特别是中国文学史上最负盛名的南朝文学评论家刘勰在《文心雕龙》中有两处对张骏、谢艾、王济这三位五凉文人的创作给予充分肯定，说明五凉时期的文学作品在北方以至南朝也有较高声誉和一定影响，反映出河西文学创作的水平。

五凉时期文学创作的一个突出特点是国君和文武群僚的创作成就较高。前凉张氏诸君在文学方面都有突出的才华和成就，特别是张骏，文才高俊，创作颇丰；张天锡口才超群，不辱君风；后凉吕光，北凉段业，西凉李暠等都是文坛高手。张骏为前凉国主，在位22年；李暠为西凉国主，在位18年。他们都是政治上有作为的国君，虽然现存的诗文不多，但都是五凉文学中的上乘之作，也是中国文学史上的佳作。张骏在位期间，文人辈出，创作繁荣，文学成就居北中国之首，其代表作《薤露行》《东门行》和仅存的几篇散文，无论咏史还是写景抒情，内容充实有力，感情深沉真挚，语言注重辞采，风格刚健清新，是难得的佳作。李暠的代表作《述志赋》及不多的几篇表文，不论是思想性还是艺术性，和两晋时期的中原、江南文人相比，均毫不逊色。李暠除个人的文学创作外，他在位期间，还组织了三次规模较大的文学创作活动，促进了文学的繁荣。另外，前凉大将谢艾、儒林祭酒索绥、尚书马岌、酒泉太守杨宣和文士王济、宋纤等，以及其它四凉政权中的宗敞、宗钦、宗舒、梁中庸、刘昞、张穆、张湛、段承根、江式、常景、胡叟、程骏、程伯达、阴仲达等都是当时杰出的文坛才俊。这些文人学士后来大部分到了北魏，他们与北魏著名文人崔浩、高允等作诗唱和，为北魏文学注入了活力，促进了北朝文学的发展。

五凉文学创作成就居于当时北中国之首，是十六国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上承建安，下启隋唐，其创作与偏安江南的东晋文学相比，难分伯仲，堪称上乘。可惜由于史料散佚缺失，存量极为有限，这不能不说是五凉文学的一大损失。

三、五凉文化的深远影响

作为中原文化与西域文化结合的产物，五凉文化对中国历史文化影响深远。五凉之后北魏统一了中国北方，寓籍凉州的中原学者和河西本土学者大量东迁，使中原大地激荡起五凉文化的余波大澜。正如陈寅恪先生在《隋唐制度渊源论稿》中所论：“西晋永嘉之乱，中原魏晋文化转移保存于凉州一隅，至北魏取凉州，而河西文化遂输入于魏，其后北魏孝文、宣武两代所制定之典章制度深受影响。”范文澜先生在《中国通史简编》中也说：“十六国以来，河西是当时北中国保存汉族传统文化最多，又是接受西方文化最早的地区。西方文化在凉州初步汉化后，再向东流。”充当输出输入媒体的就是“永嘉之乱”后避居到凉州的中原士族、任职官员、守边将士以及往来于丝绸之路上的商贾、僧侣和外交使者等。五凉文化直接推进了北魏拓跋氏鲜卑吸收汉族文化的进程，对孝文帝改革以及后来中原文化的复兴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并一直影响到了隋唐。

（一）凉州及河西地区是西方文化最早的输入地，也是承担西方文化和中国文化向东向西输入输出任务的中转站。

世界各地文化，都是在互相传播与吸收中发展起来的。在历史上的同一时期，各地文化发展的水平总是不平衡的，存在着一定的差距和较大的差异。汉开河西之后，丝绸之路畅通，中西经济、文化交流频繁。五凉时期，中原大乱，唯河西独安。凉州一直是河西重镇，又是四凉首府，西方文明、印度文明、西域文明在这里与本地文化相互交流融合，使河西固有的文化发生了深刻的变化，特别是西来的佛教及其建筑、雕塑、绘画和音乐、舞蹈等传入河西后，使河西文化呈现出百花齐放的景象。这些文化在河西生根、开花、结果，不仅促进了本土文化的嬗变，而且是北魏时期中原文化复兴的直接源头。特别是佛教在这里得到了空前而广泛深入的传播，凉州成为佛学高僧云集之地，一部部佛经在这里被译成汉文并流传后世，走出了鸠摩罗什、僧肇、昙无谶、竺佛念、竺法护、浮陀跋摩、宝云、道泰等一批佛学大师；来源于西方犍陀罗的以天梯山石窟为代表的佛教雕塑、壁画，成为以后中原石窟艺术的鼻祖。同时，西域的多种农作物、饲养动物和生活器具也在这里植根并不断向中原输入。中西交流的结果，促进了经济文化的发展，丰富了各族人民的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生活。

（二）国内多民族融合在凉州出现高潮，在中西文化、胡汉文化碰撞和交融中形成的五凉文化独具特色。

中国地域辽阔，长期存在许多不同地域和民族文化上的差异，往往一山一水之隔就有不同的风俗习惯、方言土语和传统文化。十六国时期，河西地区不仅是多民族活动的地区，也是建立王朝最多的地区，当然也是多种文化交汇的地区，由于战略地位的重要，同时又是中原王朝和多民族争夺的重点地区，多民族融合在这里出现高潮。汉开河西四郡，随着汉王朝政治制度的建立和大量的汉族移民的迁入，中原先进文化在这里扎根落户，但游牧文化在这里根深柢固，加之西域文化的加盟，形成了中原文化（农耕文明）、河西文化（游牧文明）和西域文化（海洋文明）互相吸收、互相融合、兼收并蓄的局面，即汉族、中国北方少数民族和西域各民族文化精神的认同，促进了儒、佛、道文化的糅和，加快了河西各游牧民族封建化的进程，在多种民族的融合中形成了具有鲜明的地域特色、民族特色、宗教特色的五凉文化。

（三）中原传统文化在河西得到继承和创新，并造就了一批新型人才，反过来促进了中原文化的复兴。

当中原大地中国传统文明遭到灭顶之灾时，随着大批中原流民的西迁，中原文化也随之西传。在流民中不乏著姓大族，这些中原名门望族或寓居或扎根，在河西生活几十年，带来了优秀的家学传统，带来了众多的中原文化典籍，也带来了对历史与现实的深刻思辩，影响了包括自家子弟在内的几代人。同时，河西著姓大族崛起，一时名流云集，教育发达，在相对安定的社会环境和统治者的重视下，授徒求学之风浓厚，培养了一大批政治才俊、学术精英和实用人才，在北中国赢得了“多士”的美称。这时，河西学者向江南奉献了许多中原图书和文化典籍以及本土学者的著述，有不少是河西珍藏的孤本，加上大量的佛经译本问世，使河西成为保存、继承、创造、奉献文化最多的地域文化中心。北中国统一之后，一大批河西人士来到平城（北魏首都，今山西大同市），经过一段时间的沉默后，历史终于提供了机遇，迎来了孝文帝改革，迎来了五凉文化的总爆发，迎来了历史对五凉文化的一次检阅。这时，河西人士成为北魏思想文化和孝文帝改革的中坚，对中原文化的复兴起了重要作用，“承前启后，继绝扶衰，五百年延绵一脉”（陈寅恪语），成为隋唐文化的一个源头。

【作者简历】王其英，男，甘肃武威人，中共党员，1982年1月西北师大毕业后参加工作，长期从事教育和行政工作。曾任中学教师、凉州区政府办主任、《武威市志》（凉州区志）总编、区教育局党委书记兼副局长、市教育局副调研员、市公积金管理中心副调研员。已编著出版《武威金石录》《西部明珠凉州》（兰大出版社）《可爱的凉州》（人民日报出版社）《凉州历史文化散论》《历代咏凉诗选析》（大众文艺出版社）《武威特色文化述要》（中央广播电视大学出版社）；参编出版《邓小平理论学习与实践问题解答》《精神文明与精神温饱工程》《爱我中华 爱我武威》等多部著作；编辑、修订、通稿地方志、党史和地方文献资料（专题片）20多部，在报刊发表文章数十篇。荣获甘肃省地方志先进工作者、全国关心下一代工作先进工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