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其英：中国佛教文化的辉煌篇章

王其英：中国佛教文化的辉煌篇章

——凉州佛教文化琐谈

       地处河西走廊东端的凉州，在古代中原和西域经济文化交流方面，曾起过承东启西的中继站的作用，特别是宋代之前，从西域和西方东传的所有物质和精神方面的东西，都要经过凉州的接纳和消化、吸收，再辐射到中原各地，从印度传入中国的佛教文化尤其如此。一句话，凉州在中国佛教文化传播方面曾写下过辉煌的篇章。

一、凉州佛教概述

        西周之前，中国处于自然宗教阶段；殷、周之际，中国经历了一场由自然宗教向伦理宗教的变革；春秋战国，进入百家争鸣时期。从告别自然宗教一直到汉代，中国人一直生活在宗教信仰缺失的状态中。正是在这样一种情况下，佛教传到了中国。

        世界各民族，虽然各自的生存发展不同，生活习惯和思维方式差异，但对作为精神支柱的宗教信仰却是相同的。佛教发源于古印度，但很快就跨越了国家和民族的界限，辐射到周边的国家和民族。据史料记载，佛教大约于公元1世纪两汉交替之际由西域经河西走廊传入中国内地。实际上早在秦汉之际，佛教已通过大月氏人建立的贵霜王国向西域各国传播，而当时的凉州及整个河西分布着不少月氏人。一般而言，佛教在凉州的传播应早于中原。佛教早期的传教者当为西域胡僧。佛教的传入与中国化过程，是中国文化与域外文化的第一次大规模的交流与融合，而凉州及河西在这次交流与融合中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魏晋南北朝是佛教在中国空前发展的全盛时期。当时在河西建立的五凉政权，出于维护政权统治和个人信仰的需要，大力提倡和推崇佛教，由官方和中外高僧参与并主持译经活动，开凿石窟，大造佛像，使佛教在河西的传播非常普遍，特别是天梯山石窟的开凿及一批高僧和工匠的东下，直接影响到中原。在此期间，凉州还出现了一件盛事，即西域佛学大师鸠摩罗什来到凉州，一住十七八年，一面学习汉语，一面讲授佛经，并培养了许多弟子。著名的佛教理论家、哲学家僧肇就是前往凉州开始追随罗什的。罗什及其弟子译经传教，一批凉州僧人崛起，既促进了中印文化、汉族文化与少数民族文化的交流，而且使佛教译经正式作为国家的宗教文化事业，得到统治者的认可与支持。这时的凉州，是北中国真正的佛教中心。隋唐时期，对佛教更为崇信。隋炀帝西巡河西，曾在凉州拜谒高僧，瞻礼感通寺。唐代，玄奘矢志赴西天取经，往返途经凉州，滞留数月，谒寺拜佛，设场说法，盛况空前。五代、西夏时，佛教继续保持着兴盛局面，作为西夏国教的佛教，得到了很大发展。凉州境内重建或新修了许多寺院，其中护国寺名震河西。蒙元时期，藏传佛教在凉州极盛一时，西藏萨迦派领袖萨班不仅与蒙古西凉王阔端在凉州举行会谈，使西藏正式纳入蒙元版图，而且与侄子八思巴、恰那多吉一起在凉州传播佛教。萨班按佛教天地生成理论创建或改建凉州四寺，即以凉州城为中心（中央），象征须弥山，东建白塔寺、南建金塔寺、西建莲花寺、北建海藏寺，象征世界四大部洲。萨班在白塔寺居住数年，圆寂后阔端为他修建了灵骨大塔，并扩建寺院，使白塔寺成为河西和蒙藏地区著名的大寺院，朝拜信众络绎不绝。明清时期，尊崇佛教风气不减，并迎来了一大批皇家亲赐的大藏经供奉于凉州的寺院，凉州佛教的地位进一步提高。同时重新修缮了罗什寺、海藏寺等，到清朝末年，凉州比较有名气的寺院就有40多座。民国时期，战乱不断，灾祸相连，凉州佛教日渐衰颓。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许多寺院如白塔寺、罗什寺、海藏寺等重新得到了修复，佛门香火旺盛，佛教人士积极参与社会活动，发挥了自己应有的作用。

       凉州佛教在长期的发展、演变过程中，主要流传有净土宗、三论宗、华严宗、禅宗、临济宗、密宗诸派。特别是禅宗的发展中，凉州佛教作用巨大。著名史学家范文澜先生说：“凉州自从张轨以来，一向是西北方佛教中心……凉州是禅学最盛行的地方，魏文成帝兴佛后，先后任沙门统的师贤、昙曜，都是凉州禅师，作为北朝佛学主流的禅学，以及规模巨大的佛教艺术，都导源于凉州，凉州在接受西方文化时所起的作用是值得重视的”（《中国通史简编》）。就是说，中国禅法源于凉州，凉州是北魏时期禅宗发展和传播的圣地，也是中国佛教艺术的发源地，在中国乃至世界佛教史上，凉州是西域佛教中国化的中继站，形成了具有自己特色的佛教艺术和佛教文化。在这里，初译出众多的佛教经典，开凿了影响中国石窟发展的“凉州模式”石窟，建造了许多佛教寺塔。同时，涌现出了一大批通晓佛理的高僧，他们或为凉州人，或长期居住在凉州，为了共同的信仰和追求，对佛教文化的传播作出了重要贡献。

二、名刹遍布城乡

        凉州是佛教东渐的重要地区。在佛教传播的几千年中，凉州曾经修建了众多寺院，有些寺院在中国佛教史上具有特殊地位且影响深远。

       清应寺 位于城东北隅，始建年代不详，明代重修，敕为清应禅寺。建筑宏伟，雕塑精美，有大雄宝殿、千佛殿等。寺后有清应寺塔，也称姑洗塔，葬有佛祖舍利。传说周敬王时印度阿育王建造佛舍利塔8.4万座，其中在中国造16座，此塔即其一。塔高13层，呈六角形，角系风铃，层层有门，从塔门入内，可上至塔顶，以观四城景色。清应寺旁有藏经阁，系西宁静宁寺乔国师世代藏贮藏经之所，藏有三藏五大部藏文经卷，以12个大经柜盛之。毁于1927年大地震。

       大云寺 位于钟鼓楼巷东首清应寺东侧。始创于前凉王张天锡升平年间，初名宏藏寺，唐武则天时改为大云寺，西夏时为护国寺。明洪武十六年(1383)，日本国高僧志满云游凉州时募化修缮。寺院建筑毁于1927年大地震，独存古钟楼及大钟至今。钟楼位于大云寺东南角，座落在9米高的四方台上。大云寺铜钟不仅是一件罕见的宗教法器，也是一件十分珍贵的艺术品。

       罗什寺 位于城内北大街西侧，始建于东晋，为纪念佛学大师鸠摩罗什所创建。唐初香火尚盛，三藏法师玄奘西天取经，驻跸凉州时，曾到罗什寺礼佛讲经。后毁于兵火，明永乐年间重修，为陕西凉州大寺院，规模宏伟壮丽。明正统十年（1445），英宗敕书颁赐凉州大寺院汉文大藏经一套4000多卷。罗什塔位于寺中，相传为著名高僧鸠摩罗什舌舍利塔。寺塔俱毁于1927年大地震。罗什寺是当今世界上唯一一座以僧人名字命名的寺院，现已基本恢复原貌。

       白塔寺 亦称百塔寺，凉州四寺之一。位于城东南20公里处的武南镇百塔村，始建年代不详，兴盛于元代，因西藏萨迦派宗教领袖萨班与蒙古西凉王阔端在此举行凉州会盟而彪炳史册，成为西藏归属蒙元中央政府的见证。该寺规模宏大，塔林耸立，其中雪域佛学泰斗萨班灵骨塔驰名中外。寺塔俱毁于1927年大地震。现已得到国家立项支持，大塔和108座小塔已修复，并建成了凉州会盟纪念馆，寺院其他建筑的修复正在立项争取当中。

        金塔寺 凉州四寺之一，位于城西南金塔乡金塔村，始建年代不详，兴盛于元朝，藏语称洛昂岱，意为南灌顶寺，因萨班曾在此举行佛事活动—灌顶而得名，后毁于地震。2000年8月，由西藏僧人和当地信众布施，修复了大雄宝殿等部分建筑。

        莲花寺 又名善应寺，凉州四寺之一。位于城西南15公里处的莲花山上，始建于唐，元时为正光寺。萨班曾到此诵经礼佛，相传萨班之妹索巴让摩以苦行僧身份在此修行，圆寂于此。清代增修扩建，佛寺道观林立，是当时凉州最大的佛教圣地和道教场所。寺内建筑大部分已毁，今存高21米的七级楼阁式佛塔1座，因塔顶铁冠内装有佛经，人称“经顶”或“金顶”，故名金顶塔，又称镇压塔。

       海藏寺 又名清化禅寺，凉州四寺之一。位于城西北约2.5公里处，始建于南宋末年，明代重建，敕赐“清化禅林”。清朝时，主持际善法师步行八年，长途跋涉到北京求经，朝廷赐海藏寺明版大藏经全套6820卷，用白马驮回供奉在灵均台无量殿。寺院四周林泉茂盛，环境优美，“海藏烟柳”、“日出寒烟”誉称凉州八景之一。

       大佛寺 即天梯山石窟，又称凉州石窟。位于城东南约50公里处的张义镇灯山村的山崖绝壁间，始建于北凉时期，寺殿宏伟，佛像众多。原为汉传佛教寺院，宋元时改宗为藏传佛教。明时西藏高僧索南坚赞曾在此担任主持。毁于1927年大地震，现已修复大佛及部分建筑。

       延寿寺 位于清源镇曾家堡村，始建于明代，清代重修，规模宏大，气势壮观，现存部分建筑物及塑像。

       东竺寺 位于城东南高坝镇十三里堡村，始建于西晋，唐玄奘西天取经途中，曾在此寺留宿，民国初年班禅活佛上京受封，途经凉州时亦曾在寺内卓锡讲经。此寺坐南向北，与天下寺庙方位殊异。

       松涛寺 位于城北5公里处的金羊镇松涛村，始建于元朝，兴盛于明清，寺内树木成荫，古柏参天，现存大殿一座。

       其他著名寺院有亥母洞寺、白马寺、安国寺、地藏寺、海潮寺、清凉寺、恒沙寺、尹台寺、百灵寺(福寿寺)、铜佛寺等，到目前大部分已损毁。这些寺庙是凉州众多寺观中仅存的一小部分，但它仍然是凉州佛教文化繁荣的缩影和象征。

三、高僧法师辈出，译经成就显著

       佛教的传入与佛经的译介几乎是同时进行的。在凉州悠久灿烂的历史长河中，竺法护、鸠摩罗什、僧肇、昙无谶、沮渠京声、刘萨诃、唐玄奘、萨班、八思巴等一批高僧在此驻足，滞留客居，或翻译佛经，弘扬佛法，传播佛教文化；或通过宗教活动实现政治目的，为促进祖国统一，民族团结而含辛茹苦，鞠躬尽瘁。在凉州这片土地上成就了我国佛教三大翻译家之一的鸠摩罗什和元朝帝师八思巴的佛学大师地位，完成了凉州会盟这一使西藏归顺蒙元中央政府进而统一于中华民族大家庭的壮举。凉州佛教阵容强大，一批凉州高僧或西行西域、印度学经求法，或东下长安、洛阳，南下巴蜀、建康(今南京)、广州讲经宏法，为弘扬佛教文化孜孜以求。他们带去并译出大量经籍，为大乘学说与江南正盛的玄学相互融合，也给辩论义理增添了新内容。凉州僧人昙曜更在主持开凿我国最早的石窟天梯山石窟之后，带领数千僧侣和工匠东下平城（今大同），主持开凿了云冈石窟，并为龙门石窟的开凿培养了一批技术力量，创立了世界石窟史上著名的凉州模式，为中国美术史、佛教史写下了光辉的一页，使深受健陀罗影响的凉州佛教艺术传播到整个中国佛教艺术中。由此可见，凉州一度成为北中国佛教文化中心绝不是偶然的，这是与一大批佛教文化名人开坛讲经、翻译著述、兴建寺塔、开凿佛窟等辛勤努力是分不开的，也是由凉州宽松的政治社会生活环境和良好的人文环境造就的，且对中外文化交流产生过重大而深远的影响。兹录历代凉州或寓居凉州的高僧数人及其译经成就，以彰其功德。

       竺法护 祖籍大月氏，世居敦煌，客居凉州，魏晋之际的河西名僧。8岁出家，博览群经，汉语造诣极高，能通西域多国语言。一生先后在敦煌、凉州、长安、洛阳从事宏法译经工作。据有关资料记载，他所译经书159部（一说为175部），种类繁多，几乎具备了当时西域流行的要籍，是佛教入华以来译经成就最高的名僧，为大乘佛教在中国传播打开了广阔的局面。永嘉之乱后，他携带所译诸经避居凉州，推动了凉州的译经事业。竺法护不仅为佛教的传播、佛经的翻译做出了重大贡献，而且也培养了一批翻译人才，使佛教的传播和宏扬后继有人；同时，对沟通西域与内地的文化交流，作出了卓越贡献。

       竺佛念 凉州人，弱年出家，洞晓佛经和西域多国语言，在凉州具有极高的声誉。后到长安译经，特别是他翻译的《阿含经》，对北方大乘佛教的传播起过重要作用。他还到西域学法求经，后期主要从事译经活动，有“译人之宗”的声誉。

       鸠摩罗什(344-413) 祖籍天竺(今印度)，生于西域龟兹国(今新疆库车)。罗什少年聪慧，7岁与母出家，从师学经，过目成诵，深谙佛理，20岁时已具有很深的佛学造诣。他在龟兹讲经弘佛，遍习佛教经典，成为中观大师，在西域诸国声名大震。东晋太元七年(382)，前秦大将吕光率兵数万征伐西域获胜返回时，带罗什到凉州。不久，吕光建立后凉政权，定都姑臧，尊罗什为军政顾问。罗什在凉州滞留约18年。期间，他学习汉语，开坛说法，收徒讲授佛经。401年，后凉将灭，罗什被前秦迎至长安，尊为国师，一直到413年去世。罗什在凉州、长安生活30年，期间，他“手执梵本，口宣汉言”，披肝沥胆，废寝忘食，共译经35部294卷（一说为74部，384卷），授徒数千人，为传播佛教做出了重要贡献。罗什门下集当时全国僧侣精英，人才辈出，大多既善佛典，又通儒道。僧徒中僧肇、道生、僧融、僧叡称什门四圣，另有八俊十哲，对中国佛教和佛教哲学影响颇大。僧肇曾不远千里前来凉州拜罗什为师，追随罗什学经弘法一生；僧融等曾在凉州传播佛教。罗什临终时，还在审定《长阿含经》。所译经卷，语言畅达，内容信实，符合中国信众习惯，代表了译经的最高成就，在中国译经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其影响超过其他翻译家。他临终发誓：“如果译文不失原意，死后焚身，薪灭形碎，惟舌不烂。”罗什圆寂于长安草堂寺，凉州人怀念其功绩，建寺纪念，并将其舌葬于塔中。罗什的译经工作，为大乘佛教在中国的传播和弘扬起到了极为重要的作用，而他培养的众多弟子中不乏佛学大师，为中国佛学的后继有人、开山立派打下了基础。著名学者南怀瑾先生对鸠摩罗什来华传教的意义概括为四个方面：即重兵劫持(吕光用数万大兵讨伐西域而得到罗什)、政府支持(译经事业得到中央政府的支持)、势成鼎足(使佛教自成一家，同儒、道并立)、设官管理(国家开始设立管理宗教的机构)。这个评价和总结是非常精当的。

       昙无谶(385-433) 天竺(今印度)人。幼年出家，遍诵佛学经典，20岁时佛学造诣已达到了很高的境界，西域称为大咒师。他云游求法，东至龟兹、敦煌，又到姑臧，受到北凉王沮渠蒙逊礼遇，卓锡凉州，学习汉语，潜心译经，以凉州沙门慧嵩、道朗为助手，先后译出《大涅槃经》《大集经》《菩萨戒本》等24部150多卷。魏太武帝欲迎之，沮渠蒙逊不悦，派人杀害。这是继鸠摩罗什之后，对凉州佛教产生重要影响的又一位高僧，以他为首的凉州译经团队形成历史上河西地区译经的第二个高峰。

       浮陀跋摩 西域人，自幼酷爱佛经，尤其对《大毗婆沙论》熟读成诵。他约在公元435年前后在北凉首都姑臧传播佛教，偶遇凉州沙门道泰，二人十分投缘，结为莫逆之交。在姑臧城内闲豫宫中，共同研修翻译《大毗婆沙论》，道泰笔授，跋摩口译，慧嵩、道朗等300余人考正文义。这部经典共100卷，后经战乱损失40卷，只有60卷传世。

       道泰 北凉僧人，生于姑臧。受凉州僧人智猛、智严等影响，少年时云游西域、葱右诸国，寻得佛学宝典《大毗婆沙论》。东归家乡后遇浮陀跋摩，二人合力译经，为佛教文化的传播不遗余力。

       道朗 凉州人，北凉名僧。师承昙无谶，参与佛经翻译。《大涅槃经》译出后，又对该经进行了深入研究，取得了显著成果。除撰写《涅槃经序》，阐发《涅槃》玄奥道理外，又作《涅槃义疏》等，阐述佛理，很受北方学者们的推崇，成为中国北方最初的涅槃大师。

        慧嵩 又名智嵩，凉州人，北凉名僧。天性聪颖，悟性极高，立志于钻研各类佛学经典，曾参加昙无谶译场，参与翻译《大涅槃经》，后在凉州讲授涅槃之学，著《涅槃义记》。他还参与了浮陀跋摩《大毗婆沙论》的翻译工作，后遭兵乱，死于酒泉。任继愈任总主编的《佛教史》第四章说：“道朗与慧嵩在佛教义学上独步河西，直接参与了《大涅槃经》的翻译。”

       宝云 晋宋之际僧人，家居凉州，少年出家，精勤于学。东晋隆安初年(397)，与凉州僧人智猛、智严等远游西域、葱右诸国，遇名僧刘萨诃和高僧法显，瞻礼佛迹，遍学梵书，精通西域各国文字，著有《外国传记》。回到长安后，师从佛陀跋陀罗学禅，后至建康（今南京）住道场寺，晚年住六合寺，译有《新无量寿经》《佛所行赞经》等。

       昙曜 凉州人，北凉、北魏名僧。曾主持开凿天梯山石窟，又与熟悉佛教艺术的凉州工匠东下平城(今山西大同)主持开凿云冈石窟。由于他的功绩，后世将云冈石窟中最有代表性的5个洞窟称为“昙曜五窟”。他是中国石窟史上“凉州模式”的开创者。之前，凉州僧人师贤为北魏管理佛教事务的道人统（国家任命的僧官）。师贤圆寂后由昙曜继其职，改道人统为沙门统，显见凉州僧人地位尊崇显赫。

       萨班·贡噶坚赞(1182-1251) 藏传佛教萨迦派第四代祖师。幼年受父兄影响，接受严格的佛学教育，遍览佛教经典，后又从师深研佛教义理，学识渊博，佛学造诣深厚，被称为班智达(大学者)。公元1244年，蒙古皇子西凉王阔端(成吉思汗之孙)用金字诏书派遣使者相邀，他和卫藏地区的各种势力交换意见后，不顾年事已高，率领两个侄子—10岁的八思巴和6岁的恰那多吉，千里跋涉，于1246年到达凉州，广设演场，开坛说法。1247年与阔端举行了具有历史意义的凉州会盟，奠定了西藏正式归顺蒙元中央政府进而纳入中国版图进行行政管理的基础。萨班在凉州居住5年多，于1251年11月在幻化寺(白塔寺)圆寂。为纪念这位功勋卓著的宗教首领，阔端为他举行了盛大的悼祭仪式，并在白塔寺建灵骨大塔。萨班著有《三律仪论》《萨迦格言》等，在藏传佛教史和文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在西藏宗教史上，他是第一个精通佛教学说中五明，第一个到内地传法、第一个获得国王封授“班智达”称号的高僧大德。

       八思巴(1235-1280) 又译为法思巴，继四代祖师萨班成为藏传佛教萨迦派第五代祖师。1247年随伯父萨班至凉州会见蒙古皇子阔端，并在凉州传播佛教多年。1260年，八思巴年被元世祖忽必烈召至大都封为国师，奉命管理全国佛教事务及藏族地方行政事务。任职期间，创制蒙古新字，颁行全国，称“八思巴文”，被封为帝师大宝法王。1276年返藏，任萨迦寺第一代法王。八思巴一生著述30余种，有《萨迦五祖集》传世。他将内地印刷术、造船、建筑、戏剧艺术等传至西藏，将藏族建筑、雕塑艺术等引至内地，促进了汉蒙藏文化的交流。

        章嘉·若必多吉（1717-1786） 即章嘉呼图克图(蒙语为圣者)第三世活佛。第一世出身于青海张姓之家，二世时由康熙帝改为章嘉。章嘉三世出生于凉州，8岁奉诏驻北京旃檀寺，又移驻嵩祝寺。雍正十二年(1734)受封大国师，同年入藏从第七世达赖习梵典，从第五世班禅受大戒，次年回京。乾隆元年(1736)受管理京师寺庙喇嘛札萨克达喇嘛印。他总管蒙古佛教事务，充当清政府使者，往来于甘、青、藏、蒙等地。博览群书，精通藏、汉、蒙古三种语言文字，在音韵学方面造诣很深。奉命将藏文大藏经《丹珠尔》译为蒙古文并刻印，同时，还著有蒙古、藏、汉三种文字对照的字典《贤者之源》，成为翻译佛经的重要工具书。章嘉一生著作颇丰，对研究藏族语言文字、天文历算、文学艺术、哲学、逻辑学、宗教学等价值很高。章嘉活佛位居上首，地位极为尊荣，是喇嘛教四大活佛之一，凉州历史上最杰出的高僧大德。章嘉呼图克图至清末共传六世。

       凉州保存着大量的汉、藏文佛经典籍，是全国保存大藏经最多的地区之一。仅武威市博物馆就保存着汉文经籍6000多册，藏文经籍409函5317部10万余页，约计8000万字。罗什寺、海藏寺也保存有数千卷明版大藏经。据专家考证，这批经籍以大藏经为主，保存完好。

       佛教的传播对中国文化的影响是极其深刻的，产生了许多前所未有的现象。寺院、僧侣的出现，改变着固有的社会结构，冲击着传统的伦理观念，促发着新的生活信念和生存方式。而佛教的传播，必须借助于佛典经籍。作为一种外来文化，必然存在梵文汉译的过程，于是译经事业在佛教从印度、西域向中原传播的过程中，一直兴盛不衰。许多高僧法师，为弘扬佛法，倾注了自己毕生的心血，全身心投入到译经事业当中，不少人为之献身。凉州地处丝绸之路要冲，许多印度、西域高僧曾长期驻锡此地学习汉文化，译经弘法。尤其在五凉时期，佛学大师云集凉州，参与译经弘法活动。沮渠蒙逊统一河西后，北凉时期的佛经翻译走向极盛，凉州成为北中国翻译并传播佛经的中心，有一大批僧人，聚集在天竺沙门昙无谶身边，参与翻译经卷多部，其中以大乘经典《涅槃经》最为著名。这是中国涅槃经的根本经典，不仅对东晋佛学的发展产生过巨大影响，而且对河西文化的发展也起着积极的作用。总体而言，凉州和寓居凉州的许多僧人的译经弘法活动，不仅对河西，对北中国，而且对整个中国的佛教文化做出了重要贡献，在中国佛教史上写下了辉煌的篇章，只要是介绍佛教的经典著作，凉州佛教是不可或缺的内容。西夏、元朝时期，是凉州佛教发展的又一高峰，兴建了不少寺院，开凿了亥母洞石窟，翻印了大量佛经。佛经的翻译，促进了人们对汉语声调的认，佛经的流传，刺激着印刷业的发展。迄今发现的世界第一件泥活字版本《维摩诘所说经》就产生于西夏时期的凉州。凉州是藏传佛教东传的必经之地，也是藏传佛教和传统佛教结合得最好的地区之一。凉州会盟之后，在萨班的努力下，藏传佛教在凉州开始盛行，并随之传播到整个河西地区，凉州成为藏传佛教在河西的圣地。藏传佛教的广泛传播和流行，为传统佛教注入了活力。佛教的广泛传播，也是民族大融合的重要条件。正是佛教，正是佛教中的和谐、平等、慈悲、圆融的文化精神，使不同地域、不同民族、不同文化的人群，有了共同的精神信仰，为民族融合提供了一道亮丽的风景线，成为中华民族精神的有机组成部分。

四、其他宗教概览

       道教 道教是中国早期的本土宗教，在我国已流传2000多年。约在西晋时期传入凉州，已有1700多年的历史。唐代以后广为流传，明代以后在凉州城乡修复、改建的道教宫、观有数十处，较有名气的有吕祖庙、太清宫、玉皇庙、文昌宫（文庙）、东岳庙、雷祖观、莲花山诸宫观等，农村基本上乡乡有大庙，村村有小庙。由于佛道并存、融合由来已久，在凉州有不少佛寺道观长期并存的现象，最典型的当属莲花山。莲花山集佛道于一山，绵延千余年，至清末，有寺观72处，殿宇相连，错落有致，是凉州最为壮观的佛道拜谒之处。道教分为全真派和正一派。全真派出家道士中，凉州道士叶理禄学有成就。他学道三年后云游四方，1932年到平凉崆峒山行医，后又到西安等地行医布道。叶理禄道学基础扎实，又擅长中医、针灸，1979年，平凉市政府又聘请他上崆峒山，主持修复道观，并收徒10余名，传播道学、医学，在平凉一带享有很高威望和声誉。正一派道士，分居在城乡，大都以农为主，以道为副，有事应事，无事务农，主要是为亡人发丧送葬、追荐超度、祈福禳灾。

       伊斯兰教 伊斯兰教也称清真教，从唐代传入中国，约有1300多年的历史。在凉州信奉伊斯兰教的民族主要是回族。伊斯兰教以丝绸之路为通道，不断向中原传播。蒙元时期，随着蒙古人的三次西征，大批中亚细亚伊斯兰教信众被迫迁徙到中国，又随着忽必烈统一中国的进程，伊斯兰教迅速传播。清朝同治以前，凉州回族居民增加很快，伊斯兰教因信仰人数众多，已成为继佛教、道教之后的第三大宗教。凉州建清真寺始于唐代，元、明、清各朝在城乡建清真寺多处。1920年，武威东关清真寺建成，后又在原寺基础上建起凉州清真大寺，在寺门口建起木质三层结构的“唤醒楼”。这是当时河西走廊规模最大、设施较完善的一座大寺。清末民初，到张义堡沙金台淘金做生意的回民较多，逐渐聚居，又在堡子街建立起清真寺，几经兴衰，于1986年1月开放。1996年9月，武威市伊斯兰教协会成立。

      天主教 从16世纪中叶开始，西欧的一些天主教会，相继派遣传教士来到中国进行传教活动。清朝顺治十二年(1655)，比利时耶稣会会士方玉清自陕西汉中来到凉州西乡松树庄传教，这是天主教在甘肃最早开始活动的地方。1878年，成立甘北教区，总堂在凉州松树庄。1905年，罗马教皇又将甘肃教区一分为二，甘肃南部以秦州为总部，甘肃北部以凉州为总部。清康熙十七年(1678)，意大利传教士麦永公司铎，光绪八年（1882），比利时圣母会韩默理司铎先后来凉州传播天主教，随之各国传教士接踵而来，都以松树庄为基地传播天主教。新中国成立后，武威天主教走上了独立自主，自办教会的道路。1952年12月，武威县天主教爱国会成立。

       基督教 基督教也称新教，约在19世纪30年代传入中国。武威基督教有4个派别，即内地会、浸信会、中华基督教会、基督复临安息日会。内地会是基督教在武威最早的教派，1887年上海内地会派遣英国籍牧师来武威传教。武威浸信会开创人徐上达，原籍山东掖县，少年时在基督中学上学，1935年毕业于加拿大多伦多大学，获医学博士学位，回国后在怀麟医院行医，救治八路军伤员，后被日本人发现，被迫于1941年5月来到武威，在南大街创办天恩医院，于1946年4月创建浸信会。1936年春，山东泰安马庄耶稣家庭会派传教士胡天恩(河南籍)来武威传教；1940年冬，兰州耶稣家庭会段彩炬(山东单县人)来武威正式成立武威中华基督教会。武威基督复临安息日会于1950年正式成立，首创人为何梦征(山西籍)。以上基督教各教派于1950年10月联合成立了武威基督教联合会。1954年12月，武威县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成立。

       其他宗教 在凉州悠久的历史上，除以上五大宗教以外，还有其他一些宗教，曾在—度时期得到传播。南北朝时，祆(音xian)教(也称拜火教、火教)以西域波斯商人为主要媒体传入中国，隋唐时在昭武九姓胡人中广为流传。据史料记载，长安、洛阳有祆祠，凉州也有祆神祠。凉州出土的唐代《阿达墓志铭》记载，西域康国人阿达祖父拔达为持节骠骑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领凉甘瓜三州诸军事、凉州萨宝。萨宝为管理祆教事务的教职。拔达地位尊崇，又兼任萨宝，说明凉州的祆教徒不在少数。由于凉州昭武九姓胡人较多，如安氏、康氏等，所以祆教在凉州的传播有一定影响，后随着民族关系发生变化，祆教逐渐消亡。从唐朝开始，随着波斯商人往来于丝绸之路，景教、摩尼教在凉州得到了一定的传播。元朝时称景教为也里可温教。由于传播不广，信众不多，基本没有留下什么影响。元、明、清时期，原在蒙古、满族等民族中普遍流行的萨满教（一种原始宗教信仰）也流传到凉州，借助汉族地区流行的阴阳、巫术进行传播，在巫师、神汉、师公子身上留有明显痕迹。

       同佛教的传播一样，这些宗教的东传西播，凉州仍然发挥着重要的侨梁作用。

      【作者简历】王其英，男，甘肃武威人，中共党员，1982年1月西北师大毕业后参加工作，长期从事教育和行政工作。曾任中学教师、凉州区政府办主任、《武威市志》（凉州区志）总编、区教育局党委书记兼副局长、市教育局副调研员、市公积金管理中心副调研员。已编著出版《武威金石录》《西部明珠凉州》（兰大出版社）《可爱的凉州》（人民日报出版社）《凉州历史文化散论》《历代咏凉诗选析》（大众文艺出版社）《武威特色文化述要》（中央广播电视大学出版社）；参编出版《邓小平理论学习与实践问题解答》《精神文明与精神温饱工程》《爱我中华 爱我武威》等多部著作；编辑、修订、通稿地方志、党史和地方文献资料（专题片）20多部，在报刊发表文章数十篇。荣获甘肃省地方志先进工作者、全国关心下一代工作先进工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