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书《墨道天下》给中华文明提供了一种全新的历史观

 仲生鹏：振兴百家，尤尊墨道！

 新书《墨道天下》给中华文明提供了一种全新的历史观

    仲生鹏/文

        该怎样看待中华文明？有三种经典的历史观为学界所熟知：传统天命观曾经主导了两千多年，被认为是天经地义的圭臬。但是，自从“打倒孔家店”之后，就一败涂地。建国之初，阶级斗争论风行一时，由此衍生的“儒法斗争”史观左右开弓，如火如荼。但是，高潮来得快去得也快，如今这一史观也束之高阁了。冷战之后，西方文明史观趾高气扬，大有一统天下之势，但是随着中国崛起，“西方不亮东方亮”，它也渐露尴尬，难以自圆其说了。

        寂寞新史苑，重温旧战场。在这一片空白的间隙，一本从墨家角度看待中国历史的作品——《墨道天下》由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发行问世了。作者仲生鹏，自称是“新墨家思想学者”。那么，他的这部作品，究竟“新”在哪里呢？

       中国孩子在学习祖国历史的时候，一定会有这样一种印象：古代中国和现代中国是截然不同的两个世界。前者像梦境一样美丽而惘然，后者像梦醒一样冰冷而残酷。《墨道天下》则要破除这种观感，它的第一个“新”，就是视古今中国为一个整体，存在一以贯之的脉络，并认为“墨家，就是最像我们的那一群中国人！”《墨道天下》重新剖析了墨家的“十大主张”，尤其在“非命”和“兼爱”上下足了功夫，认为“非命”是中国无神论最坚强的支柱，决定了中华文明的世俗化本质，划分出了东西方文明的界限；认为“兼爱”是中国集体主义的源头，是今天“为人民服务”和“实事求是”的雏形，甚至大发奇想：“墨子可能就是历史上第一不停念叨‘狠斗私字一闪念’的中国人！”虽然古代墨家被视为“无君无父”的异端，但是《墨道天下》认为，这种超越血缘、超越阶层、超越王权、组织严密、特立独行的集思想、军事、科学为一体的强大政治团体，在今天的中国社会却是客观真实存在的，墨家不过是它的“前传”罢了。墨家思想的价值，在于“展示了中华文明的无限可能性”。这就启发了我们的想象：如果古代墨家没有在神州大地销声匿迹的话，中华文明未必一定是今天这个模样；而现代中国的塑造，也未必一定要在隆隆炮声中，以如此被动挨打的方式，付出如此巨大的牺牲才得以实现的。

      《墨道天下》的第二个“新”，是认定“墨家思想是中华文明的正源”。该书详细介绍了墨家创始人墨翟的生平，认为墨子就是一个“由儒转墨”的典型。而这种类似的人生轨迹和思想转变，发生在一代代仁人志士身上，虽然身上挂的是儒家的幌子，骨子里流淌的却是墨家的精血。作者撷取了三个代表性人物：诸葛亮、岳飞、海瑞，推敲出了以往史家忽略的闪光点。比如，诸葛亮公正严明，他的很多下属都渴望成为他的接班人，而司马懿主政下的魏国，却没有哪个官员敢流露出同样的念头，否则就会全家掉脑袋。这种现象，不仅令人想起了墨家子弟都以当巨子为荣，“人人皆愿为之尸（继承人）”。岳飞之死，不完全是昏君权相的阴谋，而是传统中国社会本身就是一个不停自我瓦解自我消耗的组织，民族主义一定会败给了地方主义，地方主义一定会败给家族利益。海瑞反腐失败，也不完全是统治阶级的既得利益作梗，而是他企图恢复的儒家圣贤书中描绘的理想宗法制度，本身就是编造出来的一个神话。

      《墨道天下》的第三个“新”，是为墨家衰落找到了一个内在原因，那就是“公私不分”，并为墨家和儒家划定了界限，提出了现代中国文化结构是“公墨私儒”。作者认为，墨家与儒家并不是天然对立的，而是一种互补的关系，墨家在公共领域，儒家在私人领域。墨家进入了私人领域，必然亲情荡尽，人人自危；儒家进入了公共领域，必然任人唯亲，贪腐滋生。作者打了一个比方，“墨家就像是一个现代的全面开放的街心花园，平坦如镜，四通八达，一尘不染，从哪个角度都能够一眼看透全貌，不管帝王公侯、才子仕女、贩夫乞丐都可以到此一游；儒家就像是一个古代的四面围墙的私家园林，曲折掩映，山环水绕，不许闲人随便进出，更不能将个中隐私和盘托出。”公私不分，让墨家的部分主张表现出一种清教徒式的反消费主义倾向，变成了一种无法实现的乌托邦理想，一种高不可攀的绝对利他主义。经历过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过来人”看了，一定心有戚戚焉。在那些动荡岁月，公共生活和私人生活混为一谈，甚至个人的家庭出身、兴趣爱好、审美观念、生活习惯也与政治正确挂钩，无线上纲，酿成了无数家庭悲剧和个人伤害。

   《墨道天下》的第四个“新”，是作者给中国革命找到了文化意义，那就是“新墨家战胜了旧儒家，同时又催生出了新儒家”。从春秋战国到秦统一六国，奴隶成了编户齐民，士人掌握了官僚系统，分封王国成了大一统帝国，儒家思想将原本只存在于贵族内部的宗法制度经过全面柔化和大幅改良之后，成功复制到了无数新兴的平民家族当中，从而占据了主导意识形态地位。从“鸦片战争”到解放战争，经过激荡的革命洗礼，尤其是连根拔起的土地改革，传统的宗法制度土崩瓦解，新墨家思想取而代之，成为了公共生活的主导意识形态。但是，儒家思想并没有一蹶不振，反而顺应蜕变，在剔除了“三纲五常”等糟粕之后，将夫妻关系提高到了与孝道等量齐观的地位，成功复制到了数以亿计的小家庭当中。也由此引发了一个东方社会才有的头号伦理难题：“当妻子和母亲同时掉到了水中，你该先救谁呢？”

      《墨道天下》的第五个“新”，是作者认为墨家是一种全球性的文化，是“中国模式”的最佳说明书。随着中国跃升世界经济大国，中外交流日趋热络，但不可否认的是，大多数外国人对中国的兴趣集中在如何分一杯经济发展成果的羹上，愿意接受中国人生活方式者寥寥无几。作者发现，这种情况在历史上也曾经出现过，即使在唐宋经济文化大繁荣时代，远道来华的西域人、波斯人和阿拉伯人，虽然入乡随俗，学会了士大夫之间的繁文缛节，却没有萌生将中国文化全盘引入自己母国的念头。因此，摒弃生活方式差异，寻找共同精神价值，是国际文化宣传的必由之路。墨家思想关注的始终是“利天下”的公共问题，回避了不同文明之间在私人道德和微观生活领域的差异，相比起经常被西方人用谐音词confusion（混乱）拿来调侃的Confucius（孔夫子），更有机会成为一种世界性的思想。

      《墨道天下》注定会是一部引发热议和争议的作品，但是，它也注定会是一部令人耳目一新的作品。

      【作者简介】仲生鹏，新墨家思想学者，自由撰稿人。出生于西北凉州，求学于东北大连，定居于上海龙华。出身理工而偏好文学，求艺之术而入求道之门。主要作品如下：1997-1999在《大连日报》《海燕》《女友》等报刊杂志发表散文多篇；2000年完成反映西部企业崛起的纪实文学《凉州雄风》（人民出版社）；2001年完成上海APEC工商论坛《瞩望未来》宣传片撰稿；2008年发表长篇青春小说《踏浪》（春风文艺出版社）；2013年发表长篇传奇小说《棋圣》（当代出版社）；2017年发表史学著作《墨道天下》（中国科学文化出版社）等。

附：《墨道天下》序言（仲生鹏/文）

       《墨道天下》是第一部从墨家角度重新审视中国五千年历史的作品。

        两千多年前，墨家思想曾经照耀中华大地，极大丰富了中华文明的内涵，强力推动了中国历史的演进。今天，拨开时间的迷雾，拭去积毁的污泥，当古代墨家的真实形象在我们面前逐渐清晰之时，你会发现那绝不是一群天真的空想家、躁动的手工匠和狂热的游侠客拼凑而成的乌合之众，而是一个严密的政治组织、强悍的军事集团、精专的科研机构，从中孕育了中国最早的集体主义、阶级立场、大一统理想、义利关系、和平宗旨、自卫战术、时空定义、验证系统、逻辑推理、原子概念、光线属性、器械制式，甚至勾勒出了今天社会大众耳熟能详的“为人民服务”和“实事求是”的雏形。总之，他们虽然不是玄幻小说中的穿越者，也是一群最接近于现代中国人的古代中国人。而众多史学家无法否认的是，尽管墨家的早衰是中华文明的重大损失，但事实上墨家精神却从未在我们祖先的血脉中缺席，因为，从历朝历代层出不穷的仁人志士的身上，我们一次次发现了“由儒转墨”的心路历程和“摩顶放踵”的奉献精神。

        回顾中国现代史，我们就会发现墨家的复兴与中国革命之间千丝万缕的联系，这绝不仅仅是时间上的偶合和气质上的相似，而是形魂相随，皮毛相依，表里相辅。中国革命不是经典教科书上的阶级斗争，首先，它是中华文明一场伐毛洗髓式的自我救赎运动，当传统社会陷入内忧外患、四分五裂、冲突对立的“别爱”泥沼中无法自拔之时，唤起沉睡已久的兼爱精神，创造“全国人民大团结”的局面，就是实现民族复兴的唯一途径，也是新民主主义的核心价值；其次，它是一场具有中国特色的土地革命，当腐朽顽固的宗法制度被连根铲除之后，传统的封建王朝盛衰循环魔咒随之解除，完全独立的个人和真正平等的公共生活出现了，这就是“解放”的真正意涵；再次，它是一场文化格局的千年大变迁，当新墨家彻底战胜了旧儒家取得了今天中国社会公共领域的主导权之后，也为新儒家在私人领域的发展保留了空间。因此，如果说古代中国文化格局是“外儒内法”，那么现代中国文化格局就是“公墨私儒”。

        在全球化的时代，墨家思想作为一种世界性的思想，是“中国模式”的最佳说明书。新世纪以来，国际意识形态之争不但没有随着冷战结束而销声匿迹，“文明冲突”、“颜色革命”和“脸谱运动”反而愈演愈烈。在这场精神领域的“鸦片战争”中，中国在舆论上总体处于守势甚至有被动挨打之嫌。为什么讲不好“中国故事”？究其原因，一是因为我们长期囿于思维窠臼，想当然把传统的儒家思想当做中华文明的唯一代表，而对推动中华文明进步的多种非主流思想尤其是墨家思想视若无睹，不但误读了自己的过去，也令世人误读了今天的自己；二是我们长期囿于中外既成史观，丢不下老套的绣花鞋，又穿不惯时髦的高跟鞋，甚至削足适履，本末倒置，堕入了西方中心论的漩涡中。

        古语云：本立而道生。明确中华文明的无神论属性，厘清兼爱与仁爱的分界，重建道义衡量坐标，梳理中华文明与世界不同文明的关系，打破表象，提纯价值，消除偏见，寻找人类共同命运归宿，这就是当前中国史学研究的最大任务。

        继往圣，兴绝学，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知识分子自觉的行为意识。百年以来，学界先哲们对墨家典籍进行了缜密的考订，对墨家思想进行了充分的探讨，其成果令人感动敬仰。作为后学晚辈，在少年时期，透过理化课本上满目的拉丁符号，我从“小孔成像”的试验中，感受到了墨家从远古投射给后世子孙的一丝微弱的科学之光；在青年时期，浪迹于关外江南，我在一个沧海桑田的大时代中，从个人的身世浮沉中，从亿万民众的命运转折中，充分见识了墨家“非命”信念带来的日新月异，岳鸣渊沸；而今岁入中年，栖身于林泉之下，徘徊于喧嚣之外，不觉萌生退步之志，但一卷《墨经》在手，炽烈的兼爱之火依然荡人心扉，不容当个自了汉偷度光阴。因此，不揣浅陋，以一寒暑之功，廿万字之言，试为墨家张目一回。也许，现在该是我们勇敢地喊出一句新口号“振兴百家，尤尊墨道！”的时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