节用裕民

    荀子云：“足国之道，节用裕民而善藏其余。”好一个“节用裕民”！“节用”能积富，“裕民”方能强国。

“富强”是一个国家的首要目标。《管子·形势解》中提到“主之所以为功者，富强也”。而只有富强了，才能达到“诸侯服其政，邻敌畏其威”的效果。同样在《明儒学案》中提到“以富强未治平，此千载不破之障”。足以见得“富强”对于一个国家的重要。而相比于严复的“民智”，我更欣赏荀子“节用裕民”的观点。“民智”并无错，但对于当今社会的价值不大。严复生活在晚清中国饱受西方列强欺凌的时期，民众愚昧无知，思想深受禁锢。“民不智”何以“施政”，更无须谈“富国”。而时至今日，“民智”已不是问题，如何“节用”止腐败，如何“裕民”，实现小康？这才是需要我们关心的。

 所谓“节用”即是指国家在财政上要尽可能节省开支,防治腐败。孔子云：“乐晏乐，损矣”，在日常礼仪中要杜绝浪费。一味奢侈享乐，纵有“富厚丘山之积”，也终不免有一天“财尽人穷”。而所谓“裕民”就是指要使百姓“抑足以事父母，俯足以富妻子，乐岁终身饱，凶年免于死亡”。富民是富国的前提，“田野荒芜而仓廪充实，百姓空虚而国库满盈” 这样的国家必定无法长久，必定要走向灭亡。孔子云：“百姓足， 君孰与不足 ？百姓不足， 君孰与足？”而同为儒家学派的孟子同样也提出：“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观点。损害了百姓的利益，从本质来讲就是损害了国家利益。就如同溪流汇集成江河，百姓的利益汇集起来便是国家利益。

“节用”之核心并不是强调百姓要勤俭节约。百姓节约当然重要，可要真正实现国富，防止腐败才是关键。而我们可以从中国古代的做法中得到一些启发。 古代统治者强调“德礼为政教之本” ，对官吏进行思想教化。元朝徐元瑞编纂的《史学指南》，是对官员进行思想教育的优秀教材。与此同时，他们也十分重视表彰廉洁官吏，为其他官吏树立良好的榜样。更关键的是，君主自身也会做出表率，李世民曾说“为君之道必须先存百姓，若损百姓以奉其身，犹割股以啖腹，腹饱而身毙。”这些都值我们思考和借鉴。在物欲横流的今天，官员易受到各种诱惑，更易走上歧途。我们应当认真贯彻落实中央八项规定，强化自我约束和社会监督，保证自身廉洁。与此同时，更应当运用法律来规范官员行为，设立监察制度监督官员行为。如此，方能防止腐败。

 而至于“裕民”，管子认为“故取民有度，用之有止，国虽小必安；取于民无度，用之不止，国虽大必危。”孟子也认为要使百姓富裕，应当“易其田畴，薄其税敛，民便可富。”足以见得，要想真正实现富民，需要在国家税收和居民财产两方面做出一个平衡。如果对百姓横征暴敛，甚至会导致政权覆灭。当然一味地靠减轻赋税来实现裕民是不妥当的，正如党和国家提出的“因户施策”的扶贫政策。“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这同样值得我们思考。

 时至今日，我们离富强还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而“节用”“裕民”就像两条快车道，倘若我们能做到这两点，相信我们离富强就不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