会员投稿
钟山风雨起苍黄，百万雄师过大江，虎踞龙盘今胜昔，天翻地覆慨而慷。1949年4月，解放军渡江战役，攻破南京，红旗插了总统府。这是宏大叙事，里面也曾有个小插曲，4月25日清晨，攻入南京城里的第35军103师307团的一营营长谢宝云和教导员王怀晋带着通讯员等在为部队安排食宿，误入西康路的美国大使馆，美国大使司徒雷登见了两位武装着的战士，大惊失色，大发雷霆：“你们到美国大使馆干什么？我就是美国大使司徒雷登。”
这是当时一件很著名的“外交事件”，司徒雷登曾回忆说：“早上六点半过后不久，我被卧室开门的声音吵醒，睁眼一看，只见几个荷枪实弹的士兵闯进了房间。我高声质问他们来干什么，士兵闻言退了出去，口中嘟嘟囔囔，似有不满。我从床上爬起来，正想出门看看究竟发生了什么，不料那些士兵又回来了，还派出一名代表向我解释：他们只是觉得好玩才到处转，并无恶意，希望我能理解。”
这事确实好理解，这些吃红米饭、南瓜汤的战士们，都是从山野田头来的，突然间进了城，哪有不好奇的？司徒雷登回忆说：“后来，我从一些非正式的渠道得知，中共领导对士兵们的做法甚为生气，追究了当事人的责任并予以处罚。”这话不假，这事惊动了最高领袖，4月27日4时，毛泽东亲自起草了电文：三十五军到二十五日进入司徒雷登住宅一事，必须立即引起注意，否则可能出大乱子，其经过情形速即查明电告，以凭核办。电文说，“三十五军进入南京纪律条严明，外国反应极好，但是侵入司徒住宅一事做得很不好。”
解放军攻占南京不久，又战上海，进驻十里洋场，粉红黛绿，上海之诱惑更比南京多，然则，解放军秋毫无犯，再无“好奇心”，传出了“南京路上好八连”的佳话。“南京路上”的“佳话”与“南京城里”的“坏话”，有甚关系呢？这是有逻辑关系的，没有南京城里的“坏话”，也就没有“南京路上”的佳话。小至一个人，一个单位；大至一个部队，一个地方；更大至于一个组织，一个国家，不可能不犯错，不出问题。而一个好人，一个好单位，一个好国家，因其有强烈的纠错意愿与强大的纠错能力，能使坏话越来越少，佳话越来越多。
南京这个事件中，阁下看到了解放军之“纠正错误”，而我看到了司徒雷登之“纠正视角”。作为美国大使，有着不同的文化背景，司徒雷登对来自“井冈山”与“窑洞里”的“土包子”，素来是很傲慢的，更还有意识形态有色眼镜，士兵们“无视国际法”，不经许可闯大使馆，怎不让他更加偏见与傲慢？
而司徒雷登后来却转了成见，弃了宿怨，是因为他知道了“士兵觉得好玩而到处转，并无恶意”，更因为他听说了“中共追究了当事人的责任并予以处罚”，所以他不再偏见：“此时此刻，长期以来积郁在我心中的一种矛盾变得越发尖锐，那就是我对中国两个大党的感情。在国民党内部，我有许多私交甚笃的朋友，由衷地敬佩他们。但是，从国民党获取政权那天起，各级官员就贪污受贿、人浮于事、效率低下、乱搞裙带关系、大行派系斗争…… 与国民党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共产党杜绝了渎职现象，促使官员和群众融洽相处，党、军的纪律简单务实，而且贯彻得力。所有这些优点在中共进军南京时得到了很好的体现——占领是平静的，几乎没有军人骚扰平民。”
因价值观之差异，司徒雷登当不管你好还是不好，不管你真好还是真不好，都当“叫不好”，才算站稳立场。是吗？司徒雷登却并不如此，他看到了、听得了一些“好事实”之后，他不再抱持其仇视与敌视的傲慢与偏见，目光开始正视。尽管他要服从其“国家利益”，回了美国，但他对中国保持了良好印象，曾留下遗愿要归葬中国——司徒雷登安息在杭州城东北郊安贤陵园了。
一个美国人，不抱成见，多值得尊敬。遗憾的是，有些中国人呢？“有消息称，美国利用已加入美国籍的部分中国人，成立了1000多个所谓的‘国学文化研究团体’，专门制造针对中国的新型文化‘毒品’”（2016年6月14日《文萃报》）。这些文化“毒品”是：凡是中国之英雄，悉数要“摧毁精神”；凡是历史之坏蛋，全部要“价值重建”，1000多个这样的组织哪，难怪有一批又一批“文化毒品”成批量生产出来，“其招式有灭偶像、换祖宗、灭自尊、反智识、唱衰你、亡其史、污政府、散（精神）鸦片等。”很多自以为站在某种制高点上，满是傲慢，全是偏见，“立场”固若金汤，无论好事与坏事，他们都“坚定”地认定是坏事实，“立场”固若金汤，无视进步，无视真相，无家国情怀，无列祖列宗，凡中必反，凡国必骂。这些“铁杆分子”，自诩价值英雄，自许掌握人类终极真理，闭着眼睛“进攻”，昧着良心“战斗”——他们脑子或没残，心肠怕是坏了。有些“不明真相的群众”受其蛊惑，随之起舞，搅得周天寒彻。
作为美国人，司徒雷登以他的眼光注视这个国家的悲欢离合与阴晴圆缺。他相信自己的眼光，尊重自己的眼光，并不囿于成见而始终戴黑色眼镜。因其不固执偏见，故而能放弃傲慢，因其不固持傲慢，故能放弃偏见，这是真良知吧。司徒雷登都如此，国人尤该带上脑（不脑残），更应带着心（不心残），带着温情的目光正视我们多元时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