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代孕”不可能合法化放开

    为供两个妹妹上大学，90后女孩辞职做代孕，来自贵州的深山区的小陈，2012年，在山东上完大学后，便在当地的一家公司打工，做文员的收入也比较稳定，每月能拿到4000多元。2016年，她的父亲在工地上干活出了事故，失去了劳动能力，家庭的负担一下压到小陈身上。而她的两个妹妹都已经上了大学，一个大二，一个大三，家里每月的开销都要一万多元。当时急需钱的她，在网上看到了“代孕”的信息，并决定辞职，去上海试一试。始至终，“代孕”这件事儿 ，小陈没有对外人说起过，只有她的一个妹妹知道。谈起那个曾在小陈 肚子中呆过的“女孩”，她觉得跟她没有任何关系。在她看来，通过“代孕”，那个不能生育的夫妇得到了想要的孩子，而她自己得到了所需要的一笔钱，大家只是各取所需。如果将来需要钱，她可能还会选择这条路。

    诚然，符合生育政策的人群都拥有做母亲或父亲的权利。传统的伦理道德，不应成为代孕技术的负担，而应成为促进技术有序发展的工具。对于那些丧失生育能力或是意外失去孩子的家庭而言，竭尽所能为其解决生育难题，是国家法律和相关政策的应有之义。代孕市场的庞大需求以及公众对“代孕合法化”的高度关注，也从侧面反映出许多家庭对“解禁代孕”的殷切期待。

    尽管《人口与计划生育法修正案》中删除了争议颇多的“禁止代孕”相关条款后，代孕闸口将放开的声音流于网络。但是代孕涉及法律、伦理和社会问题，国际上的绝大多数国家和地区，也都明文禁止实施任何形式的代孕。就现阶段而言，尚不符合中国的国情。对于网上的舆论，不可忽视的是，绝大多数网民对法律其实并不了解，其意见和态度往往是基于传统思想观念和原始的正义感，随意性和情绪化极强，事实上，任何一项法律条款都必须顾全出台以后的方方面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