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心守体

    元朝时有一次派元明善为出使交趾国的副使，交趾国国主想讨好元朝，便送元明善一些金银，不料竟遭到他的婉言谢绝。对方说：“你们的正使都收下了，你是副使，为什么反倒拒收？”元明善稍微想了想，非常智慧地回答说：“正使收下是安小国之心；我不收，是严守大国之体。”这件事情，除了说明元明善在两国邦交中顾全大局、不乏圆机通融之智，还说明了真宰是任何情况下都不易撼动的做人准则。

    元明善作为副使，不但没跟着正使随波逐流，且能在洁身自好的同时，维护一个大国的尊严。这正如白居易在《伤唐衢二首》中说的：“自我心存道，外物少能逼。常排伤心事，不为长叹息。”主宰自己即是修炼灵魂。

    南怀瑾在台湾时，蒋家父子当权，他本有机会踏进仕途，但他不动心，远离政治是他的一贯标准，这是他的“方”。但另一方面他并不拒绝与台湾高层人士来往。一天，他在给他创办的协会一个“特别班”上课，一看台下坐着全是国民党的少将中将，这可都是党国重臣，握有实权的人物。虽然南怀瑾远离政治，不想和蒋家父子过于亲近，但他并不反对和政要来往，只要来听他的课，来者不拒，这是他的“圆”。正是这“方圆有度”的处世大智慧，使得他的人生左右逢源，路途坦荡。南怀瑾的方圆之道，其实就是安心守体。

    要做到安心守体，先要做到“慎始”。明朝督察院长官王廷相，在一次接见新任御史张瀚时说：“我昨天乘轿遇雨，有个穿新鞋的轿夫，开始他小心地循着干净的地方落脚，生怕弄脏了鞋。后来一不小心踩在泥里，从此再不顾惜，什么地方都踩下去。”王廷相接着说：“居身之道，亦如是耳。倘一失足，将无所不至矣！”张瀚极佩服此言，以后终生不忘，一直作为为官的信条。

    孔子说，君子有所为，有所不为。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做人要有底线。安心守体，是做人的准则，但绝非无原则、无底线。否则，将事与愿违，即便好心，也易害了人家。

    明朝吕文懿，曾当过首辅，据说宅心仁厚，有回带了仆人，到街头乱溜达，“忽一人凶凶而至”，吕相未及躲避，那厮“遽批公颊”，打得吕相两眼冒金花。打人不打脸，打脸是最伤人尊严的，最惹人心里冒火嘛。仆人看到主人无故挨打，气不过，“仆人欲殴之”，吕相喝住了仆人，“公戒之勿与较”，掩着发热的脸，带着仆人回家了。一个是街头小厮，一个是堂堂宰相，小厮居然欺负到宰相头上来了，宰相使个眼色，手指稍微勾一下，这厮不死也要脱层皮。可是吕相修养好，并不与这厮计较，白白吃了个哑巴亏，走了。这就是强势人物难得的宽容之心，宽厚清慎，犯而不较，吕相之人品，算得上美德了。故事若是这么结局美好，那真是一桩美事；可是后来发展，却并不好。事情是这样的。这厮打了吕相耳光后，碰到另外一位汉子，这厮也不客气，碰人就打。挨打的人，没吕相人品高，与这厮打了起来。吕相跑了过来，对挨打者说：算了算了，吃点亏，不是大事，吃亏是福嘛。那挨打者，也蛮听劝，将这厮放了过去，嘟囔一声。走了。过了一年，吕相听仆人说，菜市口今天处决了一人，吕相忙问是谁。仆人告诉他，不是谁，就是去年打你耳光的那人，为什么？那家伙持刀与人打架，将人一刀捅死了，被官府判了死刑。吕相听了，心里很不好过，我不杀伯仁，伯仁却因我而死。吕相自我检讨，他对那家伙的死，负有责任，“使当时与之较，送公家责治，可以小惩而大戒。吾但欲存厚，养成其恶，陷人于有过之地。”

    近代以来，傅斯年是安心守体的典范。抗战胜利后，他代胡适接管北大。对于那些在北大沦陷时曾出任伪职的职员，不论多么有名，傅斯年一概开除，并称“汉贼不两立”。晚年执掌台湾大学，为刹住招生说情之风，傅斯年多次在报纸上发表声明，称假如自己以任何理由答应一个考试不及格或未经考试的学生进来，那就是对校长一职的失职。他奉劝至亲好友不要向他谈录取学生的事。不仅如此，他还在校长室门前树一告示牌：“为子女说情者，请免开尊口！”

    傅斯年还通过教学，潜移默化将安心守体传播给学生，成为学生治学与做人的标准。1941年秋，四川大学中文系毕业生王叔岷被北大文科研究所录取为研究生。于是他背着一包书，抱着一张古琴，怀着一种“奇书十万卷，随我啖其精”的心情，兴冲冲地来到四川南溪县李庄的板栗坳。来到李庄，王叔岷首先拜见了兼任北大文科研究所所长的中研院史语所所长傅斯年。傅斯年询问王叔岷未来想做什么研究课题，王叔岷答：“《庄子》。”傅斯年笑笑，背诵起“昔者庄周梦为蝴蝶”一章，一副怡然自得的样子。突然间，傅斯年将脸一沉对着王叔岷说：“要把才子气洗干净，三年之内不许发表文章！”王叔岷当时很不自在，但又无可奈何。此后，王叔岷一生牢记傅斯年的教诲，从校勘训诂入手，痛下工夫研究《庄子》，最终成为20世纪在《庄子》训诂方面最权威的学者。

    一个可以主宰万物的人，要首先认真地诚实地主宰自己，把握住自己的主观世界。做不到这一点的人，就很难真正地主宰客观世界。安心守体，吾辈最应记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