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盛世的蝼蚁”背后的说法

来源:中华时报    作者:晓港    发布时间:2016-09-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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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月26日甘肃“杨改兰特大故意杀人案”在中国引起巨大震动。由此也引发了“盛世的蝼蚁”之说。甘肃省康乐县28岁的农妇杨改兰用斧头砍杀四个孩子后服毒自杀。一周后,杨改兰丈夫料理完家人后事,随即也服下农药告别人世。这起发生在中国甘肃贫困农村的人伦惨剧,震惊了中国社会。该事件在中国社会引发的争论中,很多观点集中在农村贫困现状和所谓的“精准扶贫”上。究竟这样的人伦悲剧,谁应该负有责任?

    中国媒体周五(16日)报道,包括甘肃康乐县副县长马永忠等六名镇、村官员由于工作失职而受到不同程度的行政处分。

    国家面子?谁之过?

    有人说,中国今天的社会所造成的两极分化,一边是酒池肉林,一边是饥寒交迫。

    时事评论员袁斌撰文《谁来关心仍在贫困中挣扎的杨改兰们?》中列举了多项中共的面子工程:奥运花了8,000亿,世博花了6,000亿,大运花了3,000亿,买美国国债花了4,000亿;支援非洲600亿美元,免去辛巴威到期债务4,000万美元,给委内瑞拉250亿美元,给厄瓜多尔75亿美元,给巴基斯坦460亿美元,给俄罗斯318亿美元,给巴西530亿美元,给缅甸200亿美元⋯⋯军费花了6,000亿,干部病房疗养花了6,000亿,G20花了2,000亿⋯⋯如果这个国家的当权者不把纳税人的血汗大把大把的花费在打造虚荣的面子上,而是花费在改变贫困地区和贫困人口的现状上,它的里子怎会如此令人震惊心酸?杨改兰一家6口又怎会因为贫困而自杀?

    署名蔡慎坤的评论文章《你的奢华我的赤贫》中写道:在中国,像杨改兰这样的赤贫家庭,绝不是孤例。1985年,中国设定的扶贫线是人均年收入200元(人民币,下同),2009年这一标准提高为1196元,2012年又提高到2300元,26年来这个扶贫标准提高了11倍。

    而从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中国财政收入增长了103倍,从1979年到2009年,中国GDP增长了93.41倍,从1985年到2010年,中国广义货币供应量增长了814倍。而这个扶贫标准只提高了11倍!

    文章表示,一边是奢华的中国,政府打造美仑美奂的形象工程:旗袍美女载歌载舞的夹道欢迎和精细服务;五彩焰火以及火树银花不夜天的壮丽画面;对外不计成本不惜代价的大量援助。而另一方面对于自己这块土地上存在的赤贫现象,并没有真正下足功夫去消除。

    许多人把矛头指向中国的扶贫和低保制度。但也有人说,其实杨改兰悲剧并不完全是扶贫问题,其实也有着家庭的不和,妇女自杀以及缺少社区关爱及帮助等。

    首先从经济层面看,据报,杨改兰一家六口依靠丈夫外出务工的三、四千元收入生存。而当地官员根据硬性规定于三年前取消了他们的低保资格,因为低保资格标准是年收入两千三百元。

    中国经过多年的超速经济增长,造就了许多亿万富翁和富裕家庭,但处于天平另一端的贫困人口也在激增。

    根据联合国的数字,中国仍有约5亿人口处于贫困状况。贫富差距持续扩大,尤其是农村贫困人口的状况更令人担忧。

    在这种背景下,杨改兰案件再次凸显了中国低保制度以及扶贫计划的缺欠与薄弱。

    有专家指出,扶贫只是一个救急机制,不能解决根本性问题。真正的扶贫就应该是让老百姓有经济上的自主权、自由权等。

    个体悲剧?

    党媒试图淡化杨改兰事件,称它为极端特例。

    迫于舆论的拷问,当地政府迅速站出来,急着撇清自己与这起灭门惨剧没有关系。而党媒《环球时报》随即发表单仁平的评论文章《杨改兰事件令人悲伤,煽情何其简单》,称杨改兰事件是一个个案,更是一个极端特例,她个人对此负有很大责任,在道德上应被谴责;并辩称中国是最近几十年全世界扶贫最成功的国家,虽然仍然存在一些漏洞;这么大的国家,工作成就只能是相对的,有疏漏则是绝对的。

    对此自由亚洲刊登的评论《杨改兰何以走入绝境?》称,《环球时报》的回应非常冷血。文章表示,「官媒的这种谴责是站在当权者一边,没有一点人性;这样的悲剧完全是政府的腐败所造成的,真正需要扶贫的却得不到;好大喜功的政府到处撒钱,就是没钱关心一下穷苦底层人民;生活在自己土地的人民因为贫困采取极端方式,说一句『国家大难免有漏洞』来解释似乎太过粉饰;谁愿意在幸福的生活中杀掉自己的孩子,单先生,您会这么做吗?是什么样的生活逼得人活不下去了,难道我们就不该深思吗?」文章认为,在中国农村许多地方充满了荒诞、不公与腐败,杨改兰绝非个例,并称政府应对杨改兰惨案负责。

    而从家庭层面来看,农村妇女所面临的生活压力以及心理健康问题导致女性服毒自杀现象非常严重。

    来自世界卫生组织的报告称,中国女子自杀率高于男子,尤其是农村妇女的自杀率偏高。

    随着中国城市化的进程,大批农村青壮年都外出城里去打工,留下妇女、老人和儿童留守家中。

    农村女性不但要照顾家人,还要肩负农活等生活重担,她们的心理健康问题往往受到忽视。

    另外,网上也流传说,杨改兰的丈夫李某英是杨家的上门女婿,由于他家境贫穷受到杨家的歧视,家庭不和。

    谁来关心仍在贫困中挣扎的杨改兰们?

    康乐县政府新闻办公室在发表处理6名官员的通稿中称,这一事件暴露出我们工作中存在着一些不容忽视的问题,教训是深刻的。

    该声明中还说,矛盾纠纷排查调处不主动不及时;没有引起足够重视,协调沟通不够,调处化解矛盾不主动不及时。

    其中还提到对扶贫政策的落实不完全到位。没有综合考虑杨家的实际情况,方法简单粗糙,缺少对杨家有针对性的帮扶措施等。

    同时,也提到对死者家属相关安抚工作做得不够等。

    英国BBC中文网9月16日发表评论文章《杨改兰案件:从官员处理到盛世蝼蚁现象》表示,当地官员在处理这件事情上是有责任的,但关键是,处理几个官员是否就能解决中国低保和扶贫工作存在的广泛制度问题,以及对农村女性的心理关怀等?

    「杨改兰事件是否还会在其它地区重复上演呢?这个问题的答案恐怕有点不言而喻。」

    美国之音在《时事大家谈》节目中探讨「杨改兰:盛世蝼蚁还是个体悲情?」中,美国加图研究所客座研究员夏业良说,这不仅是一个家庭的悲剧,也是社会的悲剧。在所谓的「盛世」中出现这样的事情是政府的耻辱。这反映出了中国福利制度和救助机制的僵化,以及对人性的漠视。一方面杨改兰这样的贫困家庭拿不到低保,而另一方面有很多根本不是贫困的家庭却获取低保补贴,社会的不公正制度非常普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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