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时报/中华新闻通讯社 讯】妹妹用短信发来一张李显龙总理看纪录片《我们唱着的歌》的面簿照片。她知道我这个接近“末代”的华校生对新谣有着无法言喻的情感。二话不说,趁纪录片下画的最后第二天就拉了老同学兼好友去看。
幸亏,看了。不然,真的会遗憾。两个小时,满满的感动。
纪录片在电影院放映,几乎满座。播映完毕,黑漆漆的电影院里听到的是热烈的掌声。可见,大家有太多的共鸣。
影片里有我们太多太多的回忆,我们时而小声交谈,时而会心一笑。看到我们曾经穿过的南中校服出现在影片里,还有在南中教过我们一年历史的周维介老师,当年的他还是个年轻帅哥。还有在大学教过我“写作”课的梁文福老师。他们,都是当年中文诗乐与文学的推手。
诚然,我们没有张泛那一代的悲情,因为我们没有经过那一段南大关闭的历史。但我们面对的是从传统华校转向全部科目以英文教学的重大转变。所以,我们完全可以理解巫启贤为何总是逃课去食堂弹吉他,也幸亏他逃课,要不我们就没有那么多好听的新谣。我们那一班的华校生也总是常常逃课,但我们的逃课是虚度时光,待成绩放榜,成绩可想而知。许多同学都进不了大学,也有不少同学选择重考。
是的,我们那一代没有奢侈的娱乐,听歌就是最大的享受。除了台湾的校园歌曲,陪伴我们更多的就是新谣了,工作后有点钱就买卡带来听,要不就去听朴素的新谣演唱会。所以,看到影片里那些女生纯纯的上衣半裙打扮,男生黑框眼镜加上生硬的舞步,多少观众都笑出声来!简直就是我们当年的那个土样子嘛!太熟悉了!
体制的改变,总有一些人要牺牲,有时甚至是一代人。当年对教育制度的怨恨,如今早已放下。回头看看,我们其实也过得好好的。十年风水轮流转,谁会想到中国的经济发展会如此蓬勃,而最早进入中国市场的新加坡人,不是那一批又一批当年的华校生吗?
那些承载着许多记忆的新谣,相信我们这些末代或接近末代的华校生是永远不会忘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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